王志民:文化世家“盛开”齐鲁

　　王志民教授近影。　　　　　王世翔/摄影

　　■　周末人物 2014魅力文化

　　两千多年来山东文化世家的发展，呈现出马鞍型两峰一谷的特点：汉魏六朝为一高峰，明清为一高峰，两峰之间的隋唐宋金元时期为平谷。这一变迁，反映出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沧桑之旅。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王志浩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浩瀚璀璨，屋檐下的文化传承代代相衔，浓缩成家族的“遗传基因”，汇聚成深沉的文化积淀。

　　日前，我国首个家族研究书系《山东文化世家研究书系》，由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历时4年编纂完成，孔府、孟府、颜氏、嘉祥曾氏、两晋泰山羊氏、兰陵萧氏等28个大家族的发展史一一深掘，山东文化世家的兴衰沉浮跃然纸上。

　　主持这项研究工作的，是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山东师范大学原副校长、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王志民教授。1月18日，本报记者就山东文化世家相关话题，与王志民展开对话。

　　宗法社会的国之支柱

　　记者(以下简称记)：家族是社会中的微小单位，《山东文化世家研究书系》缘何以家族为研究主体？

　　王志民(以下简称王)：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宗法制农业社会，建立在血缘、婚姻基础上的家族是社会构成的基本细胞，也是立国之本。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文化世家也是各个时代、各个地域政治经济文化的支柱。从上古以来，家族就是政权存在的基础，商周时期，世卿世禄的贵族世家既是政治主体，也是文化上的垄断者。春秋战国时期，世卿世禄制瓦解，出现了百亩之田、五口之家的核心家庭制，但秦汉以后，世家大族逐渐形成。汉代以经学作为晋身入仕的条件，而经学传授又多限于家学私门，文化世家既是国家政治的中坚，也是文化传承的主体。魏晋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选人用人，“中正”的评定内容，本身就有“家世”、“行状”、“人品”三项，选人要考察家族几代人的文化背景，人才的选举与士族家族制结合在了一起。

　　隋唐至清代实行科考，虽然破除了自汉魏以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世族文化垄断，为庶族士子开启了晋身仕途之门，但是在宗法社会，一旦通过科举进入上层，就往往具有代代相沿的延续性，科举、仕宦、教育形成三位一体，仕宦之家的优越条件，家学、家风的传承影响，往往使世官、世科、世学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科举文化世家，这在明清时期尤为明显。像济宁的孙氏家族，兄弟两人一个是状元，一个是榜眼；清代顺治年间的状元，傅斯年的先祖傅以渐，就是清朝的第一位状元。可见，中华文明的发展传承，家族文化是一个重要载体。在中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复杂的文化背景下，要深入探求中国传统文化，不可不探求家族文化，也不可不深入探求地域文化和家族文化的关系。

　　记：但在之前的研究中，家族文化研究著作似乎并不多见？

　　王：是的，在传统文化研究领域，家族文化的研究向来是被轻视的，近20年来，有一些博士生，以家族研究为课题，但是相对其它的研究来讲仍是很薄弱的。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单从学术层面看至少有两点：一是难度大。解放以后，大学教育和大学老师学科划分过细，学历史的不研究文学，学文学的不研究艺术，研究历史、文学、艺术的，不了解政治经济。而一个家族的研究必须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综合性的，这样的课题研究往往比较困难。二是资料缺。家族的资料相对比较缺乏，过去比较注重传统文献材料，像《二十四史》，而这里面不可能对一个家族有详尽的记载资料。对一个家族进行研究，需要广泛地搜集资料，像家谱、碑刻、地方史志这一类的，解放后，续家谱的很少，研究者也很少。但这对于文化研究来说却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经过4年的时间，完成了这样一个约有1200万字大型的、集群式的研究著作，这也是国内首次对一个省的文化世家进行全面系统研究。

　　记：家族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上，要做到“四个讲清楚”，要“讲清楚中华文化沉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这个丰厚的滋养，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家族文化就是一个家族道德的、人文传统的丰厚资源。我们要充分挖掘家训、家风中的优秀传统。在人才培养上，我们可以从这些文化世家中吸取经验，崇德重教。而在建立一个文明的、和谐的现代家庭方面，山东的历史文化世家也提供很多有益的历史经验和文化启迪。这些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对山东文化强省建设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都会起到促进作用。

　　“文化圣地”上的文化世家

　　记：山东有着“文化圣地”的美誉，山东文化世家与齐鲁文化有着怎样的关系？

　　王：山东文化世家的发展轨迹，反映了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历史地位的消长变迁。从历史纵向看，两千多年来山东文化世家的发展，呈现出马鞍型两峰一谷的特点：汉魏六朝为一高峰，明清为一高峰，两峰之间的隋唐宋金元时期为平谷。这一变迁，反映出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沧桑之旅。两汉时期的文化以经学为主体，经学大师多为齐鲁之人，这为魏晋之后，形成山东文化的高峰期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山东文化世家研究书系》入选的28个文化世家中，六朝时期为7家，大多形成于魏晋之齐鲁，兴盛于随迁之江南，而且都是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术、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显赫家族，如东晋的政治是“王马共天下”，马是司马氏，指皇帝，王就是琅琊王氏，他对整个东晋政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当时政治的影响相当大的还有兰陵萧氏，其家族成长史就是南朝政治、文化发展的缩影。

　　唐宋时期，政治文化重心西移，域内文化世家总体零落式微，自隋至元，入选者仅有四家。到了明清时期，两朝大力提倡“尊孔崇儒”，山东的“圣地”气象空前显现。明清两朝，特别重视科举，士人晋身入仕，科举几乎为唯一之途，在此背景下，山东域内涌现众多科举文化世家。科举连第、人才辈出家族各地多有；一家数代名宦，父子、兄弟文名并显者亦大有人在。一时硕学大儒，诗人名家，多出山东。到清初时，已形成“本朝诗人，山左为盛”的局面。选入《山东文化世家研究书系》的文化世家中，明清时期有16家之多，占了多半。

　　记：齐鲁文化源远流长，圣人贤士辈出，入选的28个文化世家是如何“脱颖而出”的呢？

　　王：山东的文化世家很多，我们有统一而严格的标准，入选的文化世家应为山东历史上在政治、社会、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等方面有代表性的文化家族；家族中应有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重大的代表人物；家族发展的兴盛时期，曾对时代社会和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应是家族兴旺，功名显赫，人才辈出，延时较长之家族；另外，还需要文献丰富，资料可考，便于研究。在写作方面，我们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一是要写出家族发展的源流，搞清家族源流，兴衰之由。二是注重家族盛世的研究，特别强调和当时政治的关系，和区域地方的联系，和社会的联系，涉及到婚姻、交友、仕宦，一定要研究家族的社会关系。三要具体地剖析文化名人，一定要写出成长和家族文化的关系，不能写成名人小传，要写出家族是怎么对他培养的，成为名人之后，又怎么影响家族的，家族文化又怎么影响区域文化的。四要强调研究家风、家学、家训。我们是想通过文化世家的研究，反映齐鲁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轨迹、特点、优势。

　　重家训得长盛

　　记：家庭是人才成长的第一环境，对于山东文化世家的研究，是否证实了这一点？　　　　　　王：应该说，文化世家是时代人才培育的摇篮。历史上山东许多文化世家，杰出人才辈出，曾影响了整个时代的政治文化发展，这种情况尤以六朝时期为显：泰山羊氏，羊祜、羊祉等《二十四史》有传记的即有34人，另有2人曾为皇后；王粲、王弼等彪炳史册的文学、思想大家皆出高平王氏；诸葛亮出身于山东琅琊阳都(今沂南县)望族，成年后离乡；兰陵萧氏自称为齐鲁“素族”出身，但南迁后，发展为人才辈出的显赫世家，齐、梁时代，荣登“两朝天子”的宝座。这在六朝时期由北南迁世族中，俱为少见。

　　记：俗语有“富不过三”、“官不过三”之说，山东文化世家如何得以繁盛如此之久？

　　王：山东文化世家，大多注重家训的传承，而家训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多将立德、立言、立功、勤政、清廉等德才要求作为主旨，这对人才价值观念的养成影响甚大。山东历史上众多的文化名人中，政治上多出忠直清廉之士，文化上多出经学、文学大家，与此关系颇大。例如，新城王氏堪称明清时期齐鲁地区最具代表性的科举望族。明清两代，新城王氏共出进士30余名，不仅仕宦显赫，而且多有著述传世，王渔洋则为清初“诗坛领袖”，而且为官特重“清、慎、勤”。这与新城王氏严厉的家教与训及“门庭清肃”的家风不无关系。新城王氏家训中，劝谕性强，同时还有相当的强制性，王之垣的《历仕录》《百警编》《摄生编》《秉烛编》，王象晋的《清寤斋心赏编》，王渔洋的《手镜路》等，都讲了劝谕子孙做官的技巧和做人的道理。

　　明代临朐冯氏，则是一个显赫的文化世家。自明中期冯裕中进士后，临朐冯氏延续七世，直至清初，其中，文化影响较大的有冯惟讷、冯惟健、冯惟敏、冯琦、冯浦等。临朐冯氏一族，共有进士八人，武进士一人，举人、贡生多达十数人。前后七代人中，有三人的作品被采入《四库全书》，可见冯氏家族的影响之大。由于世代修习理学，临朐冯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济世思想和忠孝观念，儒家思想印迹深厚；世代的躬耕实践与理学传承，也使临朐冯氏修身处事体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他们秉性刚直，不惧权贵；廉洁无私，清白自奉；平易近人，宠辱不惊；躬行实践，崇实黜浮；注重事功，眼光超卓；乐善好施，不计嫌隙。

　　记：山东文化世家对于社会与国家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一个科甲连第、人才辈出的文化世家，往往成为一个县、州或更大区域内的文化地标，其显赫门第以及通过仕宦、联姻、交游、著述、教育等形成的文化传播力深深影响着一个地域的文化发展，提升了区域整体文化形象。

　　比如清代诸城刘氏家族，清朝时出了11个进士，42个举人，149个监生，59个庠生，可谓人才辈出，功名称盛。其中，官居一品者三人，二品者一人，为郎中等中级官职者多达数十人，刘统勋、刘墉父子宰相，更是盛极一时。清王朝三代皇帝对其家族都高度称誉，康熙皇帝给刘氏赐匾“清爱堂”，乾隆将诸城刘氏誉为“海岱高门第”，嘉庆皇帝则盛称“相国家声著……怀旧仰高风”，使刘家名噪全国，跃升为清代具有全国一流声誉地位的名门望族。又因诸城刘氏子弟仕宦者爱民如子，深受百姓拥戴，老百姓在民间故事中经常指称诸城刘氏为“天下第一家”。

　　再如两宋时期山东章丘李氏，是一个典型的文学家族，不仅李格非、李清照父女二人的文学成就让这个家族享有盛誉，他们各自的婚姻也是提升家族知名度的重要因素。李格非于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中进士，受当时社会上重科举、重才学的择婿风气影响，他先后被两位声势显赫的王姓世族大家选做女婿，他的女儿李清照更是嫁入权倾一时的宰辅赵挺之家。与名门望族的通婚，使凭借科举仕进成为新兴士族之家的章丘李氏，极大地提升巩固了社会声望和地位。

　　儒学是与时俱进的

　　记：在历史的长河中，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齐鲁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无法替代的巨大影响力，如今，齐鲁文化是否依然拥有不可或缺的现代价值？

　　王：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贡献可用三句话概括：一个是中华文明发源地，第二是轴心时代的文化重心，第三是两千多年以来中华文化的圣地。这是其他区域文化无法替代的地位。在中华文明的起源时期，这里发现了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文字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市群以及金属器等，展示出山东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而在被当代学者称为中华文明“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心”所在。秦汉以后，中国的文化重心或移居中原，或西入关中，或南迁江浙，齐鲁的文化地位时沉时浮，但作为孔孟的故乡和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两千多年来，齐鲁文化始终以“圣地”特有的文化影响力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儒家思想的传播以及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作出了其他地域文化难以替代的特殊贡献。

　　孔子学说是中华文明“轴心时代”民族智慧的结晶体，它的元典精髓是超越时代的，但我们必须结合时代的发展去批判地吸收和继承。对待马克思主义是这样，对待孔子思想和儒学也是一样。我们必须要随着时代的思想去发展。任何伟大思想只有与时代需要相结合，才有无限生命力。

　　记：齐鲁文化是否面临冲击？

　　王：历史上的齐鲁文化是数千年来齐鲁大地的先人创造的宝贵遗产，我认为，对待遗产，不存在冲击问题。我们对待历史上形成的文化传统应该实现“转型”，也就是批判继承，吸取精华，为今所用。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丰厚滋养”。历史上，齐鲁文化具有特殊的文化地位，山东人在民族文化上有特殊贡献，我们当代山东人在建设文化强省的时候，也必须身居齐鲁，放眼神州，承担起山东人在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中的特殊历史责任，这是我们山东人的优秀传统。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选择在我们山东讲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总书记是对我们山东人提出了要求，对我们寄予厚望。

　　记：对于齐鲁文化的研究，下一步有怎样的计划？

　　王：下一步，我想最主要的就是要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曲阜视察时的讲话精神，在“四个讲清楚”上做出大文章。我们还要更多地考虑，如何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在理论研究上实现转型，从对古代历史文化的攻关，逐步转到深层次的理论探讨，转到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探讨中。对一些文化研究与建设上的薄弱环节也寻求新突破，比如，山东是海洋大省，历史上经略海洋是齐鲁文化的一个优秀传统。未来是海洋世纪，在海洋文化方面，整个研究非常薄弱。前段时间我们已经做过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文化发展战略研究，获初步成果，海洋文化方面的研究我们还会继续考虑去做。总之，围绕中心，服务战略，注重创新，提升质量是我们的目标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