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举：本命年坦言

　　我是因文学而改变命运的人。34年前的那个冬天，我被视作特殊人才，经省委书记特批，破例调进辽宁作家协会。对于一个没有任何背景、仅靠发表几篇小说的文学青年而言，这种童话在我的故乡到处流传。这应该是深圳特区的办事方式，而我的幸运则发生在沈阳这个老工业基地。

　　我永远记得那个冬天有多冷，大街上一片光秃，几乎见不到一个人。马路有冻裂的伤口，在风中痉挛。身后的沈阳南站，高高的建筑尖顶像戴着古怪的绿头盔。

　　辽宁作家协会设在大青楼，高墙深院，名贵府邸，十分气派。那是张作霖的大帅府，也是当今城市的名胜之地：张学良公馆。那年月的作协与作家(尽管从“文革”年月熬过来，刚刚恢复元气)也是很牛！

　　那时候，我所担任编辑的《鸭绿江》文学月刊，因思想解放，敢登的好作品如《大海作证》和祖慰的《来函照登》还有《省委第一书记》等小说，成了炙手可热的名刊。老主编惊喜之余，整日搔着光亮的额顶，愁叹每期近40万发行量所需纸张之来源。

　　我曾对朋友们感叹，我在不惑之年，一直困惑着；但在没到知天命之年时(48岁的本命年)，却突然感知天命了。我为此而毅然决然地摆脱了主编兼社长的岗位，以驻会作家的身份，来到完全陌生的岭南。在中国作家协会东莞东城的创作基地一待就是三年。这样的举动，突兀而执著，有人弗解，却也有人羡慕。

　　改变自己，换一种活法儿，大概是我生命中的内驱动。是魔是仙？

　　早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便有了西部之行。我在黄河源头的探险与涉足柴达木荒漠的奇特见识，让我有了《黄河悲歌》、《求索黄河源》、《西部生命》、《黄河源的狼》、《悟沙》等系列散文，那是些峥嵘的文字，飞扬着为我迸出诸多光彩。要么获奖，要么选入中学教科书和大学各种模拟考卷。而我的人生也在那些年月追求刺激，追求自由，追求豪放的漂泊或流浪。

　　骨子里我是个争强好胜的人，像打球一样渴望获胜，向往卓荤。曾为评职称而“悬梁刺股”地突击外语。然而，在自己“双破格”评为编审之后，还没等得意多久，那些没评上编审的人也幸运地走了作家系列，(作家职称由中国作协的评定放权到了各省，所以，一级作家的门槛就容易迈入了，最重要的是不考外语了。)我曾跟朋友们调侃：自己相当于挖地下道越狱，万分辛苦地挖通逃出来，结果没跑多远，身后的人已获得了大赦。其实人生这个东西，许多时候，苛求是没多大意思的，而在你不经意间，却可能会创造一个记忆——那是我在柴达木那片犹如月球般的芒硝荒漠中，折断了一柄伞状矮树，擎回宾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枝植物叫什么，直到在西安见到李若冰时，才知道这是沙棘。

　　我要说的是我竟鬼使神差般擎着这枝沙棘，由柳园半夜上车，而至吐鲁番、高昌、交河古城、乌鲁木齐，再从那里回到北京和沈阳，而我就没舍得把它丢掉。有意思的是，因了这枝沙棘，我一路交了好运。上车时本来没有座位，但是列车员和列车长都因好奇问我拿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我就开玩笑说这是菩提树。他们便问我有什么用？我说可以治病。他们问治什么病，我说：心病。我乱说一气，他们就十分高兴，于是，就给我安排了卧铺。到了北京站，我的一位军界大校朋友前去接我，他十分自豪地在前边高擎着它，令所有拥挤的人闪躲让路。这枝沙棘像旗帜一样在大校头顶上高高舞动。我原本是没想带着它回家的，然而，在一种莫名的心态下，我竟然一直将它带回家。此后的几十年当中，我5次搬家折腾，书扔掉了数千本，却独独不舍得将它弃置，至今它还摆放在我的案头。为此，我写了篇散文《沙棘》被当年的《新华文摘》选载。

　　我绝不是一本正经从事这种“神圣”的，就像前几天我读过的那部畅销小说《一个人的朝圣》。书中讲述的是一个极其平淡的老男人，在65岁这一年，突然接到一位当年跟他一起工作过的女会计的信。她在信中告诉他自己得了癌症将不久于人世。被这封信突然激活的慵懒的老男人，遂步出家门，要以步行的方式去看他远在天边的朋友，以此为女朋友治疗癌症。这是一个在无意识间完成了平庸化到高尚的升华人生，也是一个从遭受嘲笑到得到敬重的戏剧般朝圣。一切皆归于自然与质朴。

　　人生是充满悖论的。60载岁月，已属老马，即使不一定识途，也对人生有了自己的体会。自然与质朴，可能构成生命中的最具光彩的片段，而煞费苦心去为功名所累，刻骨执迷什么的，似乎并不能真正接近生命的意义或价值，甚至还会适得其反。这或许就是经历过来之后的淡定或禅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