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乡愁是对文化的乡愁——孟庆枢先生访谈录

　　编者按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不久前，这句诗情画意的语言不仅唤醒了国人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对于人和自然关系、人和历史关系的思考，同时也引发了学界对“乡愁”进一步进行文化意义解读的兴趣。众所周知，中国文化是人类的精神故乡之一，不但滋养了几千年的中国社会，也曾在西方一些国家的文化进程中起到过关键作用。一位作家曾经这样说道，家乡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故乡是一个文化概念。今天，我们致力于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寻找与回归精神故乡的过程。著名比较文学专家孟庆枢先生以下对“中国文化乡愁”的阐释，或将为我们带来一些启迪。

　　有文化才有乡愁

　　问：“乡愁”一词因为前不久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句诗化语言而成为时下的热门词汇。这里的“乡”，应该是一个地域概念，但我们知道，“乡”、“故乡”不仅是地域概念，它还具有文化的涵义，您作为比较文学学者，能否从文化的意义上谈谈乡愁？

　　答：关于文化乡愁，可以从人类的本性谈起。文化究其实质乃是人的本质的体现。人之为人，就在于有文化，有自我反思的能力。当今仍然具有活力的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理论，其价值之一是从语言层面来认识人自身。过去我们说人是思维的动物，这个定义不严密也不准确，因为据科学研究表明，有的动物也有思维。20世纪下半叶有学者指出：“人是意指性动物”；“人是符号动物”；“符号的原理，由于其普遍性、有效性和全面运用性，成了打开特殊的人类世界——人类文化世界的开门秘诀。”自从人类创造出符号并且使用符号，人类就生活在“实”与“虚”相间的社会里，超越现实，创造“虚”的世界，这是文化的力量，使人有乡愁。文化使人类意识到超越身体的局限，把追求无限自由作为自身所有的可能性。我们谈文化乡愁，就是要保住中华民族的血脉，就是要葆有我们的生命之根，因为这是民族梦想的发源之地。

　　问：中华文化曾对人类做出过巨大贡献，记得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在一本名为《对中国文化的乡愁》的书中这样表述：“不管怎么说，中国的思想都是人类的故乡之一，一到某种时刻，有意无意地，就在讲述着对它的乡愁。”今天应该如何看待那些对于中国文化依然有着“乡愁”情怀的现象？

　　答：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至今保存最完好的没有中断过的文明，这本身就是对于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从人类历史长河来看，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磨难没有衰亡，文化的生命力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应该忽视中国文化的力量及她对世界的贡献，这一点，美国著名的通俗哲学史家、历史学家威尔·杜兰在《世界文明史》一书中有很好的介绍，如德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兹曾认识到：“我们的事务这样的没有条理，道德的堕落，有增无已，我想我们需要中国派一些学者来教我们国教的目的和应用……因为我相信，假如要一位聪明的人来裁判哪个国家的人民最为善良，那么无疑的，他必会选中中国人。”中华文化对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影响巨大，法国的伏尔泰说他曾好好地读过《四书五经》，“我从那里撷取到不少的东西”，“我发现《四书五经》是一种最纯洁的道德。”德国的歌德、俄罗斯的托尔斯泰都是青睐东方文化的大师。中国艺术对西方艺术的影响也要提及。例如中国的剪纸在近代以前传入法国，当时因英法战争而处于财政困难的法国政府财政大臣西卢艾特曾经号召国民注意节俭，要求富人用中国剪影来代替肖像画。

　　现当代的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荣格等对于中国文化更是情有独钟：海德格尔晚年潜心研究《道德经》，试图和中国传统文化对话，从道家文化中寻求哲学支援。他曾想过与中国学者合作翻译《道德经》，遗憾的是这个愿望没有实现。20世纪后半叶，西方哲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探讨趋于深入。1984年12月10日，杜夫海纳、帕斯默和日本哲学家今道友信围绕“美学的将来课题”的“三人谈”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信息。三位东西方哲学大师从不同文化背景反思人类文化的发展历程，今道友信指出：“哲学应该制约科学技术借开发自然之名从自然中消灭象征性存在者的趋向。”杜夫海纳指出，自然是象征的源泉，“自然的象征性关系到生命力，只有这种东西是别的东西所无以替代的。”“不管是逆流而游的鱼，还是乘风而翔的鸢，或是摇荡于风中的芦苇，都可以成为人的生命存在的某种象征。这是用机械所绝对做不到的。”帕斯默认为：“自然是生命象征的家园。”“审美经验才是人类特有的经验。”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在于天、地、人的和谐，我想，西方哲人吁求中国文化的真谛恐怕就是看到了这个本质特点，这也是他们在不同的历史节点总要向中国文化进行叩问，即产生“乡愁”的重要原因。

　　文化的联系不可否认

　　问：中华文化在历史上对周边国家产生过重要影响，很多国家的文化现象与中华文化具有密切的联系，其关联性是不可否认的，您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答：是的。例如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日本是汉字文化圈国度。我在日本留学期间，听过不少日本人喜谈文化上中国对于日本的恩惠。古远的就不说了，只谈近现代的情况也不胜枚举。日本汉学家的阵容可以说蔚为壮观，明治时代很多重要人物都是汉学家，他们以汉诗写得漂亮为荣。上世纪的著名汉学家青木正儿对中国戏曲情有独钟，对中国的民俗也有很深的研究，是最早著文介绍“五四运动”和关注鲁迅的日本学者之一。还有一位写有《左传会笺》的竹添光鸿，他的《左传》研究有很高价值。曾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汤川秀树，极其崇拜庄子。川端康成的代表作《雪国》，其核心我认为与唐代李商隐有着关键的联系。《雪国》里对女性的崇拜、女性的无私奉献、对生命憧憬的意象是借鉴了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意象的。他在《雪国》结尾写银河倾泻于岛村怀里的幻象，显然取自李商隐“银河诗”系列的“直教银汉堕怀中”的奇思妙想。

　　日本从明治时期开始所谓的“脱亚入欧”，包括从文化思想上“改弦易辙”。对于这一思潮，当时的有识之士敏锐地认识到了它的片面性。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针对要把日文拉丁化，把英语当国语的完全西化的风潮，在《谈中国的趣味》一文里切中要害地指出：“当下我们的日本人几乎对全部的西欧文化兼收并蓄，看起来像是被其同化了。但是，我们的血管的深处被称做中国趣味的东西，仍然是意想不到的令人吃惊地根深蒂固。”文化联系的深远是不可低估的。

　　中华文化远播四海，当你身在海外更会切身感受到这一点。1991年我到莫斯科大学访学，结识了莫大著名教授、汉学家谢曼诺夫，他盛赞中国文化的辉煌。他以翻译、研究鲁迅作品出名，还及时地译介了不少我国新时期作家作品。他主编并赠送我的《时间的桥》，荟萃了多位汉学家翻译的我国古典诗词，是我收藏的珍品。2010年我到河内大学讲学，从内心感受到两个国家的文化渊源之深。新年到农村参加越南学生的婚礼，离婚宴地点很远的多处墙上贴满了中国风的剪纸红双喜字，家家的祠堂贴的是汉字的儒家经典对联。整个朝鲜半岛不仅是接受中华文化的重要区域，也是把中华文化传播日本的一条通道。

　　让故乡变得更加美好

　　问：中华文化在历史上曾经创造过无比的辉煌成绩，现在我们致力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倡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您认为从文化与文化交流的角度，应该做些什么，从而把我们这个美好的精神家园建设得更加令人向往？

　　答：优秀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资源，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但今天的中国，尤其是经历了100多年惨痛历史的中国，还经历过十年“文化浩劫”，实现伟大的复兴是艰苦卓绝的事业。不过，我们应该有自信，有底气，中华文化的伟力不可阻挡。当然，我们绝不能躺在丰厚的文化遗产上自我陶醉。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要营造一个学习型的社会，弘扬创新精神，文化上要固本求新，积极吸收一切域外文化的优秀成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8年《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中指出：“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文化的创造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对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容纳百川才能汇成大河，民族文化特色体现的“新”，是互相借鉴、学习的前提。世界文化的发展是靠互相交流推动的，而在交流学习中为我所用的转化，就是创意所在，也是创新力。只有不断学习、不断交流、不断创新，才能使整个世界的文化生生不息，健康发展，永不衰竭。人们常说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在文化的问题上，一方面要坚持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克服“文化部落主义”，这个话是可取的。

　　对文化的汲取和学习要下硬功夫，下真功夫，下长功夫，不能急功近利，不能做表面文章，哗众取宠。传统不是既成之物，它也要发展变化，固本求新不是简单地把古代的东西拿过来送出去，而要能接通传统的血脉，接上时代的地气儿，让传统活起来、动起来。我写过有关《文本间性和用典故的对话》的文章，专门研究了为什么克里斯蒂娃文本间性理论能走向世界，而我们的用典理论虽有悠久的历史却没有得到发扬光大的问题，其结论就是我们没有让传统活起来，时代的地气儿接得不好。

　　乡愁和梦想关乎每一个人。文化往往就体现在身边的小事上，如环境问题，如果像“光盘”行动那样，2014年来一个“自带垃圾袋”，不到可扔垃圾的地点不扔垃圾，会不会对我们的文化建设有所帮助？文化不仅是书本上的文化，它体现在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注意清洁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有些事情，不是光靠讲道理就可以纠正过来，何况我们在某些方面真要下决心下大力气，让事实来改变观念、改变认识。我认为，抓乡愁，抓文化建设应从娃娃抓起，娃娃学得快，容易扎根，反过来会触及大人。给孩子真正的精品，培养他们的创新天赋，从小就怀有美好梦想，让中华文化之根在孩子心里安家。这是一个大工程，系统工程。

　　孟庆枢先生近影

　　■上图：《西方文论》 　孟庆枢 　杨守森 主编

　　■下图：《世界文明史》 威尔·杜兰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