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明和解到文化复兴——著名文化学者朱大可教授访谈录（下）

良渚神徽

金面具

　　“文化基因”和神话的起源

　　记者：在您即将出版的新著里，“文化基因”是一个重要关键词，它跟生物基因有什么差异？在当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情形下，“文化基因”究竟扮演何种角色？

　　朱大可：长相各异的各大文明，必然具有显著的共同性。我的研究表明，世界各地的神祇拥有共同的文化基因，这基因隐藏在神的名字里，并形成一个可资辨认的记号，我称为“神名音素标记”。这些可以清晰辨认的音素，分别代表不同神格，由此形成以神格为轴心的神系。例如，水神系的标记是N，地神系的标记是D，日神系的标记是S/H，等等。水神系的华夏代言人，无疑就是女娲，地神系的代表，是鲧和大禹。禹的上古音以G开头。日神系的代表，是帝舜(G)和帝俊(上古音以H开头)，这样的例子可以无限举下去。这些神系是跨地域和跨文明的，它们超越了种族的有限边界。

　　记者：按照您的观点，是否可以认为，目前中国各地每年都举行的各种傩祭，就是对N神系，也就是水神的祭奠呢？

　　朱大可：不错，正是如此。根据对N音素的辨认，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指认“傩”就是水神，而傩祭就是对水神的祭奠。但这个水神究竟是哪一位，目前还没有结论，也许她就是女娲，因为在华夏神话体系里，能够受到如此热烈而持续祭拜的大神，只有女娲一个。“傩”，应该是她的别名。易中天说女娲的原型是青蛙，这是很轻率的说法。隐藏在神话背后的不应当是文学想象，而是神圣宗教。

　　记者：除了采用神话语音学方法，我记得您还采用了一些图像比较学方法，来考察古代神祇的来历。您能否给我们的读者也扼要介绍一下？

　　朱大可：前不久《东方早报》发过我一篇文章，说的是对良渚神徽的辨认。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位学者能告诉我们这个公元前3000年的神徽，究竟刻画的是哪一位大神。但经过图像比对就能发现，良渚神徽有两种图式，第一种是来自玉琮，它跟南美印加帝国日神维拉科查的黄金面具十分相似，第二种来自反山七号墓的玉梳背，跟玻利维亚境内印加帝国太阳门上的日神维拉科查浮雕完全一样。因此，我的结论只有一个：良渚神徽刻画的是一位日神。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羽状帽冠是太阳芒线和鸟羽的复合象征，而这跟史载东夷族群的日神崇拜和鸟神崇拜完全一致，所以大致可以推定，良渚神徽刻画的日神，应该就是少昊。

　　记者：令人感到费解的是，中国古代神话都是一些碎片，没有完整故事，更没有描述民族起源的历史，但少数民族却都有宏大史诗，如蒙古族《江格尔》、藏族《格萨尔王》、柯尔克孜族《玛纳斯》、赫哲族《伊玛堪》、鄂伦春族《摩苏昆》、纳西族《黑白之战》等等。您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朱大可：你给我出了一道难题。是的，究竟是谁制造了一场汉神话的浩劫，将它们全部消灭掉？这的确是一个难以索解的谜语。此前的历史学家都将先秦文化的毁损简单归咎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来又算上项羽焚烧咸阳的旧账。但实际上，早在战国时代，尚未经过秦帝国烈焰的洗礼，上古中国的宗教神话、历史事件、典章制度等文字记录，就已提前灰飞烟灭。而真正的罪魁祸首，是那些春秋战国的诸侯们。这个四分五裂的贵族阶层，为扩张权力、疆土、人口和财帛，努力创立“新制”，推行各种“革命”举措，却苦于孔子之类的守旧派人士的反对，因而焚毁了上古传下来的重要典章，以免被人拿来当做反对改革“新政”的武器。而焚毁的文献，应包括整个夏、商、周三代的仪典、法规、诗歌和历史，当然也包括所有的宗教神话。这是发生在先秦的“文化革命”，即使再强悍的文化，也架不住连续三次的大规模焚毁。

　　华夏文明的开放特征

　　记者：作为一个世界文明史的观察者，您能否用最简洁的语言，为我们的读者描述一下全球上古文明的形成特点？

　　朱大可：简单地说，亚洲各大上古文明的关系，可由“一座山”和“一条路”加以描述。这座山就是喜马拉雅山。几万年以来，就在非洲智人向全球移民的同时，喜山发生了最后阶段的多次隆起，这些隆起具有重大意义，它向东重塑了黄河长江，推动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诞生，向南重塑了印度河和恒河，推动达罗毗荼文明和雅利安文明崛起，向西重塑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推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崛起。喜山是亚洲文明之父。但喜山同时也制造了巨大的地理屏障，所以需要另一个事物来加以调节，那就是“丝玉之路”。路是用来解决山所制造的难题的。山是一个点，路是一条线，它们编织成一个生长、传播的面，点、线、面都齐了，由此构成了人类早期文明的完整景观。

　　记者：如果按照您的思路，我们就不仅拥有因非洲同源而形成的人类文化共同体，更应该有一个亚洲文化共同体。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朱大可：不错。来自非洲的共同文化基因，加上“丝玉之路”推动的大规模交流，在上古时代促成了一个“亚洲文化共同体”的诞生。这个共同体的地域范围，东起太平洋西岸，西至地中海东岸，囊括华夏文明、印度/伊朗文明、中亚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叙利亚文明。这些文明之间的彼此沟通、学习和融合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平庸想象。

　　记者：大多数学者认为，由于严重地理障碍，在交通工具不发达的上古时代，这种交流是极为罕见和不可思议的，因此，华夏文明只能是独立发育和生长的结果，您对此如何解释？

　　朱大可：上古时期的交通的确比较艰难，但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不堪。早在公元前5000年，家马驯养已经实现，而此后2000年内，单峰骆驼和双峰骆驼的驯化和使用也已普及，加上载物支架的发明，运输工具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在我看来，除了冬季恶劣气候以及群山起伏的帕米尔高原(旧称葱岭)，没有其他因素可以阻止人类贸易和移民步伐。葱岭尽管地势险恶，但其中有若干相对平顺的山坡、山口和峡谷可以通行。成功穿越，不仅需要谋略和胆识，更需要精确的地图、优秀的向导，以及能击退盗匪的武装力量。

　　记者：您如何评价目前流行的“国学热”和“国粹热”？

　　朱大可：“国粹”跟所谓“纯汉族血统”一样，是一个典型的伪概念，把国学简单地定义为“国粹”，在逻辑上很容易导致极端的排外性。“国粹说”无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任何优秀的民族文化均非源于自我封闭和自我纯化，而是对“外”开放、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不断自我更新的结果。“国粹说”的本质，是以自闭的方式，向狭隘民族主义后退。我已经说过，以排外为特征的民族主义，通常是个人自卑情结投射在民族版图上的结果。

　　先秦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强烈的开放特征，是因为在汉代以前，国族叙事的原则尚未建立起来，东亚地区跟中亚、南亚和西亚，由此形成“亚洲文化共同体”。东亚文明不是孤立自足发生的事物，而是这种共同体的一部分，并由共同体中多种文化原型所塑造。先秦文化吸纳了当时全球文明的精华，并加以改造、深化和本土化，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而轴心时代以后，从两汉、魏晋、唐宋到明清，中国文化仍然置身于活跃的世界交换体系之中。

　　记者：为什么东亚地区是一个移民圣地？它究竟有什么特殊的吸引力，以致北方的蒙古人、西方的突厥人，还有雅利安人，矢志坚韧持续不断地向这片土地进军？

　　朱大可：主要原因恐怕在于东亚政治地理的特殊结构。5000多年以来，在整个亚洲版图上，基于频繁的战争，由西向东形成逃迁式移民浪潮，这个浪潮推动器物和文化交流，尤其是推动先进的西亚(西南亚、南亚)文化向东部流动、传播和植入。这个前赴后继的移民浪潮，受到太平洋严重阻拦，只能像泥沙一样减速、停止并沉淀下来，堆积在东亚地区，形成丰饶的文化堆层，刺激本土文明的发育和生长。

　　记者：其实中古的丝玉之路在贸易的同时，也伴随着一个移民过程，我们大家都已看到，唐朝首都长安，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而唐朝的中国，应该也算得上是移民国家。那么唐朝的兴盛，是否跟李唐王朝的移民政策有关？

　　朱大可：这是肯定的。盛唐的活力源于其精英的混血性，比如唐太宗的祖母独孤氏是鲜卑人，而李白也有突厥人血统，当然，还更源于文化上的高度开放。例如，中国民乐现有乐器体系的形成，主要跟盛唐的全盘引进有密切关系。所谓中国民族乐器的主体，大多数是唐以来从中亚、西亚和南亚引进的乐器，如琵琶、二胡、扬琴和唢呐等等，它们是支撑“国乐团”的核心乐器。没有这些外部输入的器物，就没有中国民族音乐的完整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