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本与开新——“礼乐文明与中国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华孔子学会主办的“礼乐文明与中国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日前在福州市召开。此次会议也是中华孔子学会2013年的年会，共邀请了来自海内外不同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数十位知名专家参加。学者们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针对礼乐相关问题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礼乐文明的丰富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在礼乐文明的规范价值和教化功能方面，与会专家们具体区分了礼治、礼教、礼本、礼用等几个不同的层面，由此阐发礼制的丰富内涵及其重要价值，同时也对乐教的社会功能进行了专门探讨，并指出乐教在传统社会里面显得相对失落，而在当今中国乐教再倡、礼乐重光仍具现实意义。此外，礼、乐相辅相成的和合关系也受到了与会专家的关注，学者们从礼主别异而乐重和同的角度探讨了礼乐相互渗透的关系，并指出儒家历来重视礼义和音乐的双重教化，这种礼乐互补的精神对于引导当今的社会风气可以继续发挥作用，只有通过礼乐二者的互动相辅，和谐社会才有实现的可能性。

　　在礼乐文明中不但礼制和乐教相辅相成，而且礼乐和法律之间也是相互渗透，这种礼法互济的模式对今日中国社会仍具现实意义，但近代以来由于国人对传统文明渐失自信，从而产生了崇法抑礼的观念倾向。对此，与会专家们予以了深刻的反思，认为单纯的法治模式未必全善，在依法治理的同时应当重视礼法互补作为中国社会制度之本的意义，并指出礼制和法制是两个重点不同而相互依赖的规范体系，此二者皆为社会生活所必需。重新倡导礼仪活动将会成为儒家礼乐文化切入现代中国制度建构的一种重要途径。

　　近来不乏研究者认为传统中国只有美德伦理学，而缺乏制度伦理学的内容，与会专家基于对礼乐文化的历史考察就此提出了不同看法，并从多种角度具体阐释了传统礼乐文化所蕴含的在制度伦理方面的丰富意义。也有学者从孝道的层面探讨传统礼乐文明的伦理意义，强调传统孝道的现代价值是礼乐文明之现代价值的重要表征。

　　关于儒家的宗教性问题一直颇受儒学研究者的关注，有学者从礼乐文化的角度对此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指出儒家礼乐的旨趣不是在于彼岸世界的解脱，而是为了现实世界的民德归厚，这是儒家以道德为最高价值的特殊宗教性。对儒家精神在世俗生活中的宗教表现也有专家进行了相关探讨，通过考察礼俗仪式在儒家与佛教之间的互动影响，评介了当今社会里大众儒学和世俗佛教相共生的文化现象。学者还调查了儒教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日本和韩国等地区的信仰情况，发现明确声称自己是儒教徒的只有韩国存在0.4%左右的人数，而其他地区则可以忽略不计。

　　与会专家中也有学者基于近年出土的简帛文献对礼乐相关问题进行再探讨。学者围绕出土简帛文献中的“天礼”观念，探讨了自然理性和宗教意识在战国时期的二重性构造，并指出这种思想使东周子学显示出前所未见的宗教新场景，我们对从三代到子学的文化趋势不能简单地化约为从宗教到哲学的单线演进。在另一方面，也有专家结合简帛文献对传统礼学的价值根源予以了再审视，认为在此问题上古代学人具有两种思想路线：一种是以思孟学派为代表的从人道到天道的路线，另一种则是以黄老学派为代表的从天道到人道的路线，并指出后一种观念在汉儒思想以及明堂制度中也有一定程度的表现。

　　作为古代制度规范和思想文化的汇成，礼乐文明随着社会形态的变迁而一直处于不断变革的过程中，学者用一种宏观视野概述了礼乐文明从夏商周到近现代的发展趋势，并强调礼乐文明在近现代发生的转变和它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变化很类似，在历史上儒家对西周的礼乐文化实现了创造性的传承，而在当代中国，一成不变的继承和以求省事的根除都是一种单向思维，并不符合儒家的礼乐精神。宋明以降礼乐文化的变化情况也受到与会专家的关注，有学者提出宋明儒家的礼学反映了一种“多层级锥形网络存在意识”，这种意识与古代的修齐治平模式相结合，从而塑就了近世社会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理念。关于音乐观念的发展情况，也有学者进行了相关考察，并指出乐论思想反映出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政治意识，体现了士人因时而变的治世关怀。此外，学者还探讨了清末礼教的变化情况，认为新学制加速了礼教下延的趋势，并且将礼教纳为修身科，从而形成了德育语境中的新礼教。

　　(叶树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