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崇低”与“祛魅”——中国“低诗潮”分析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1月26日16:47 来源：中国作家网 陈仲义

　　一、 以“垃圾”为核心的低诗潮

　　新世纪只过去几年，仿佛预谋似的，民间诗界继续掀起各种形式的“揭杆起义”。江湖诗歌力量空前疯长，自由写作局面无边打开，这一切，都归结于网络的兴起。它怂恿和集结了诗歌内部，那些反叛的民间能量——野心、理念，和创造欲望，在几乎不受干预与节制的前提下，举办了“反诗性”狂欢。如果要追溯的话，它可以直接20年前第三代诗歌“源头”，较之1986“现代诗大展”那一幕，冲击波更为猛烈。不同的是，此番它完全借助网络传播方式和后现代语境，在更大范围内，全面震荡着传统政治文化和传统美学。具体的说，就是新一轮的反崇高反本质、亵渎权威、颠覆正统话语；主张崇低、推崇审丑、还原世俗、呈现生活原生态，释放被剥夺被压抑的话语潮流，正以漫无边际的新形式向我们涌来。

　　因为网络的推波助澜，使越来越多的人马，汇入到这股号称“低诗潮”的写作大军里，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加盟”的，有破坏即建设的“空房子写作”；性作为突破口的“下半身写作”；反理念反现状反方向的“垃圾写作”；纵横禁区的“后政治写作”；言之无物的“废话写作”；游戏性为圭臬的“灌水写作”；“不润饰不饰真”的“反蚀主义”；“与世界不正经的”的荒诞写作；对存在不断追问体悟的“俗世此在写作”；“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民间说唱”；立足国计民生的“民本诗歌”；专注底层的打工诗歌；坚持“反抗、反讽、反省”再次复出的“撒娇派”；反诗道、反病态、主张轻狂的“放肆派”；力戳谎言和骗局的“军火库”；争取人权、民主的“中国话语权力”等等。

　　意识形态松绑，加剧着自由写作空间迅速膨胀；互联网出现，升温大量出格、出轨的文本；诗写者在对抗权利、物质的双重压迫下，时代感和底层经验再度获得开发，自身的写作行为在与后现代语境的交互中，蜕变为一种新的写作向度：即从“贱民”的立场出发，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底层、关注人的肉身价值，关注人性与事物的阴暗面，直面当下。并且采用粗陋语言、老土语言、不正经语言、非诗语言，制造刺激、惊悚，“让你不舒服”的效果。

　　如果说，期间影响最大，也就是最前卫最极端的首推“垃圾派”(引起争论文章多达数百篇)，可能构成网络“台风眼”，那么，低诗歌和低诗潮，就类似外围台风圈。两者之间的关系有点像今天派之于朦胧诗。

　　其理论，就是“崇低”与“祛魅”4字，按垃圾派创始人老头子说法“崇低”是“人类的常态之一”：“崇低思想的内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诗学的，一部分是哲学的。在诗学方面，它具体表现为在网络诗坛已产生广泛影响的以“崇低、向下，非灵、非肉；离合、反常，无体、无用；粗糙、放浪，方死、方生”为内容的垃圾(派)三原则。在哲学方面，崇低思想以垃圾为基本范畴，对世界进行重新发现和认识。”[1]他认为：“对于事物而言，垃圾主要的并不是作为死亡或腐朽的标志而存在，垃圾主要的是作为事物具有生命活力的标志而存在。占中国思想史统治地位的从来都是崇高思想。在中国，此前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非崇高思想。中国的精神世界将因崇低思想的出现而变得完整。崇低思想既是作为崇高思想的对立而存在，同时与崇高思想也是互为统一的。[2] 这样的“确立”，让人想起巴赫金有关“贬低化”的论述：“把一切崇高的、精神性的、理想的和抽象的东西转移到整个不可分割的物质和肉体层次。”[3]  使神圣降为低微，形而上走向凡俗，宏大叙事回归原在话语，无疑提示了一条反本质主义思路。

　　而将之进一步进行理论深化、总结的，应推张嘉谚，他在《低诗歌诗选》中概括说：“崇低，是低诗歌的精神信念，审丑，是低诗歌的价值取向；反饰(语言的直白、直截与不假修饰)，是低诗歌的文体格调；粗陋玩世主义，是低诗歌的基本创作方法；以下犯上与平面挤荡，是低诗歌兴起的运动路线；“后政治”、“反讽”、“冷叙事”

　　“诗性正治”等等，是低诗人与诗评家注重并倡导的话语策略；不拘形迹纵情抒写的言说狂欢，是低诗人的节日庆典。”[4]

　　另一主将丁友星也在《低诗歌狂潮》中阐述：低诗歌就是文化民主或民主文化在诗歌意识形态中的具体表现，它是对高诗歌的又一次更加彻底的革命。其真正目的在于推动诗歌回归现实，关注民生、关注人权、关注人性，以人为本、以民为本，摆脱“真、善、美”的绝对崇高控制，同时展开对“假、丑、恶”全方位的审丑与解构。[5] 如此一来，“崇低”与“祛魅”，很快构成低诗潮低诗歌的核心。

　　伴随着大量文本在网上汹涌，他们在主体形象上给人痞子、恶棍、傻逼、混混的印象，无须否认他们在诗学范畴上过度的“纵欲”、“献丑”，在立场上的极端、逆反，也无须否认他们在语言运作上的“脏乱差”，但他们对历史、现实、社会的强介入，是近年来少有的，甚至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是另一种形态的语言暴力。通过各种方式破坏、消解、去中心、颠覆、边缘化，他们抛去温情脉脉的面纱，直击对象的软肋。他们针对腐败、强权、人治、禁锢……以毒攻毒进行揭恶，用“呕吐”暴光、用“口水”打假，以“性趣”楔入禁区，以审丑照亮丑恶。戏拟“正义”，反讽“人权”，用黑色幽默为民请命，制造荒诞，砸烂枷锁，全面放任“灌水”，淹没正统田园。“操蛋”作业戏弄着神圣道学，阴毒的脏水泼向精英口味，“嬉笑怒骂”或“装疯卖傻”，将一篇篇檄文皆做成分行。

　　这里，应挑明一个问题，他们一系列性暴露性展示，愈演愈烈，早已触犯大众的伦理“天条”，不过从文化流变史和混沌学角度，应该可以理解，他们的边缘化冲击，既带有突入禁区、宣泄本能生理的“私下”快感，又夹带着预期“爆破”意识形态壁垒的“群策群力”，合力演出了惊世骇俗的“闹剧”。

　　这是贱民写作的另类作为。由于发生在民间，网络，由于尖刻、犀利的对抗，他们一直难以被认同，同时也被传统审美惯性所拒绝，就是一般公众，也会因种种缘由，将之视为“非诗”。这样的“非诗”，的确有别于此前诗歌潮流。不同于早期朦胧诗的抗衡特点，多采用曲折隐蔽的方式；不同于“非非”主义的始作俑者，注重“前文化思维”和激活语感；不同于“他们”推崇现象学，做客观平淡不动声色的叙事学；也不同于精致蕴藉的“新古典”、温润情怀的“新乡土”；以及近年颇为看好的“草根性”；更是大大区别于泛学院的风度、玄学和技术修辞。在大大咧咧的“嚎猪”(李亚伟们)、“野种之歌”(伊沙们)和“心藏大恶”(沈浩波们)后面，变本加厉，刮起新一轮的歪风邪雨。在这一次网络的火山口上，委实凸现两个震源，一是“低”，从政治伦理学上看，它的低，是极力强调真正意义上的“贱民”立场和“贱民”写作。二个是“丑”，祛美为丑。从美学上看，它与以往的“化丑为美”“以丑为美”有很大的不同。

　　二、直捅政治文化的“私处”

　　“低”，是指告别此前的崇高，宏大叙述，回到真实的存在底部，以突出的“贱民”立场和生猛的民本思想，与庞大的政治伦理学叫板，尽管朝它的“私处”“阴处”直捅去。就是把“一切崇高的、精神性的、理想化的和形而上的东西，降低到下体部位和垃圾层面，形而下地建造一个世俗的平民世界——那是饮食男女率性而为的世界”[6]先看《错落的时代》  (黄土)：

　　……俺们刚把白条换成人民币你们又把人民币换美元了

　　/俺们刚把青菜上的害虫灭掉你们又爱吃虫啃过的青菜了 /俺们刚结束喝河水而喝自来水你们又改喝农夫山泉了

　　/俺们刚把破内裤扔掉你们又开始在裤子上剪洞了 /俺们刚能坐公汽你们又开始打的了

　　/俺们刚开始学会打麻将你们又开始赌球了 /俺们刚能抽点烟喝点酒你们又开始吃摇头丸了

　　/俺们刚养了很多的王八你们又喜欢吃大闸蟹了 /俺们刚能吹风扇你们就又用空调了

　　/俺们的乡镇企业正挣扎呢你们又玩借壳上市了 /俺们的民工进城了你们又开始下岗了……/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此诗堪称低诗歌代表作。作者站在中国最弱势群体立场上，发出一代农民辛酸而又期盼、愤懑而又无助的呼声。生活在底层的农民，被现代文明的残酷进程抽打，被权势和城市盘剥，只能在屈辱与苦难中挣扎。谁能为他们代言？作者满怀同情悲悯，进行指控性书写。其成员小王子说：

　　以一个基本公民，以人的身份来主动地、自觉地关注生存，有尊严地“狗眼看人世”， 尽自己在社会群体中的责任及使命。是一种自醒的反抗意识，和内心深层次的一种悲悯。［7］ 对比之下，那些口口声声为民请命的“志士们”中，那些关注民生民声，贴近主旋律的“诗人们”，应该扪心自问，我到底做了些什么？！比比这样的文本，才能反省“那种不痛不痒的空洞形式写作、无病呻吟的风花雪月写作、无视残酷现实真像的逃避写作、蔑视人间苦难的张扬自我写作和日常无聊的个性化写作”[8]

　　“低”，也是杜绝“假大空”，重新唤醒求真、打假、批黑的新现实主义勇气。低诗潮讲究的是一个“真”字，真即真实、真情。中国积蓄了太多谎言和骗局，存在太多做秀作假作恶，且都以崇高的革命、民族、祖国为名号、幌子。讲真话实在太难了，尤其文革后带来的后遗症，导致大话空话假话批量生产，时间一长，就见惯不怪、见常不惊了。只有坚定的斗士，一如既往保持高度敏感，不懈的揭穿，像捅马蜂窝一竿子插到底。他们早已放弃朦胧诗时期那种高压下的隐晦曲折策略，直接进行“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像《爱国的十大理由之三》  是针对历史的“自圆其说” ：“《史记》 /《资治通鉴》 /《四库全书》 /一半是真理 /一半是谎言 //一分为二 /就是两半西瓜 /四分五裂 /就是八张嘴巴 //我们成长的整个过程 /就是围绕地球吃西瓜 /我们生命的全部历史 /就是瞪着眼睛说瞎话 ”。《爱国的十大理由之二》则是针对当下“风尚与媒体”的：“

　　无论政治掮客 /无论经济骗子 /无论名人娼妓 /还是苦难的人民 //全部都是围绕金钱 /转圈的热锅蚂蚁 //打开报纸 /什么义正词严 /什么道貌岸然 //打开报纸 /睁开眼睛

　　”。虽然有些口号式，但它的价值，就如同当年抗战时期田间的“传单诗”。针对虚假民主的长期麻木，敢于发出真声，目前还是太少了，所以弥足珍贵。哪怕寥寥几句，也都是一针见血。再看《劳动节》(管上)：

　　这一天全世界劳动者都放假了

　　只有父亲还在山坡上

　　面朝黄土背朝天

　　全诗只有这三句半，却在对比中深刻概括农民的苦难和宿命。

　　徐乡愁《我倒立》，则是用反话证伪了现实中种种黑白颠倒，反讽了我们时代的虚妄症候：“我发现人们总是先结婚后恋爱/先罚款后随地吐痰/先受到表扬再去救落水儿童/先壮烈牺牲再被追认为党员/或者获荣五一劳动奖章/先写好回忆录/然后再去参加革命工作/先对干部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再去大搞贪污腐化/就像先射精后插入一样先实现共产主义再建设社会主义 ”。

　　这是一种“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鲁迅)的做法，连续做视点的“后空翻”，还略带一种喜剧风格，虽然大白话些

　　却很容易被读者接受。  这样直面现实的写作，一扫冷漠、苍白的象牙塔风气，我们发现很多诗歌有着对现实政治强烈批判的勇气，有着对现实关怀与思考的心灵，有着真实表达自己的声音，有着人性丰富的印证与反映，有着不屈不扰执著前进的灵魂。[9]

　　“低”，

　　就是一方面泛滥着形形色色“下里巴人”粗浅的、平面的操作，一方面推行着不乏亲和力、平易近人的模式。比如采用各种后现代手法：反讽、戏拟、幽默、魔幻、还原、拆解、错位、颠倒、假借、拼贴、复制、粘连、改写、嬉戏、灌水等等。

　　例如

　　《让一部分人先硬起来》( 管上)

　　美国伟哥(10粒) ￥1000.00 /高蓓泰妮 ￥280.00 /情素(日本) ￥192.00 /特强苍蝇水 ￥280.00 /口交快感￥450.00 /半身女郎 ￥608.00 /VP-RX增大丸 ￥1380.00 /裘丽仙女棒 ￥168.00 /威而强 ￥388 /全方位刺激器 ￥608.00/千喜虫 ￥650.00 /美国极品催情药 ￥260.00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改革开放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的的确确是硬道理

　　以购物清单的形式，开列12种极具刺激的性药性具，(特地用数字标明昂贵价格)，从而“论证”了市场经济出现的“硬道理”，但它拉大贫富之间巨大差距是不争的事实，其间的微妙反讽让人忍俊不止。

　　三、“以丑抗丑”“以毒攻毒”

　　低诗歌低诗潮的第二个核心字眼是“祛魅”。“祛魅”在马克斯•韦伯的词典里，是破除神秘化和拜物教，有着启蒙思想含义。故他的名言“世界的祛魅”(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可以通俗翻译成“世界不再令人着迷”。而“祛魅”在阿多诺那里，既有“觉醒”“清醒”“醒悟”之意，又兼具剔除理性自身(概念、范畴体系)之“魅”的举动。“祛魅”的原意，既然是驱除着迷、崇拜，也就是差不多与解咒等同了，它意味着对同一性、对典律、对有意义有价值东西的瓦解。如果引入美学，那么在美学领地上的“祛魅”，可以视为是一种放逐美、驱逐美的行为，据此笔者大胆直接称之为“祛美”。

　　从反向上看，康德很早肯定过“恶”也是人类历史的动力。正如血腥的原始资本积累，有它伟大的历史进步作用一样。人类的文明史，固然真善美一直引领着文明主旋律，但作为整体人性的内容，人们同样饶不过假丑恶。假丑恶是人性不可或缺的另一部分。尤其到了二十世纪，随着人类对自身认识的深化与开发，人们意识到如若失去审美另一翼——审丑，同样是文明的残缺，人性的缺席。人们开始清醒：传统美所体现出来的秩序、和谐、匀称，在相当程度上遮蔽被异化了的生存处境，变成理性神话的粉饰。眼下，越来越多的乔装打扮遮蔽了事物的真实。为求取更全面的“真相”，大有必要祛除那层美妙的“谎言”，还原本性，至少这样做，要比那种假兮兮的“美”强得多。而且现代审美性的深化——已经将其中的审丑发展到极端——达之荒诞。荒诞，一旦与“真”深入地联系起来，更是诗歌现代性把握世界、把握人性的一种重要方式。人类深知文明并不能一味提供提拉米酥和卡布奇诺，而人类心灵的普遍危机：孤独、压抑、焦虑、绝望，它在精神上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必然引发对传统美学规范的全面突围，而审丑以其更强硬的对立面——对美的“积极倒错”，自然获得发展“机遇”。

　　祛美求丑的审丑写作，在低诗歌低诗潮看来，就是针对各种假冒伪劣、阴暗丑陋……给予充分曝光、彻底揭批，使社会的毒瘤瘴气、人性原恶得到显形。不言而喻，揭恶审丑，五四以来的新诗界，多少接续了波氏“恶之花”的余脉，20年前大陆那场后现代运动也不时推波助澜，但终归没有成为正果。直到低诗潮兴起，才酿成祛美审丑大趋势。与从前的最大的区别是，他们不是停留在传统上的“美的陪衬”“化丑为美”，或“恶中揭美”——许多还只是属于局部性质的。而是已然全面铺开战线——做面对面强攻丑恶，还原丑恶，展示丑恶，即“以丑见丑”“以丑抗丑”。

　　表现之一：怪戾阴毒，直透丑陋人性

　　先看管上《西门庆》：“

　　大官人有多少女人/ 我们决不能去考证/ 大官人的三妻四妾/ 生了多少杂种 /这些杂种有多少活到现在/ 有没有当官的/ 有没有写诗的/ 有没有腰缠万贯的 /有没有杀人犯/ 有没有强奸犯/ 西门大酒店外/ 潘金莲对我说：有/进来看看 ”此诗通过我与历史文本的“对话”，发现“人性恶”的栖身地，不管是大官人、文化人、引车卖浆者们，无一不落入“西门庆”——西门大酒店，这个贪欲的全息代码，经由典型语码的“转嫁”，揭示了这一孽根，已从历史走进当下的普遍性，表现出作者洞查力的刻薄和机巧。

　　80后女性打工诗人郑小琼在《魏国》里写道：“下岗的草原一片慵懒，三个农妇因为充满感动 / 被迫剥光的衣裤，剥光她粗大的体毛来拉动 / 经济，将你焖在高速发展的汤中，经济学家如此说 / 用牺牲一代少女来带动GDP，魏国的环境需要改善”。又在《人行天桥》上说：“我信仰的诗集让一个时髦小姐撕了三页走进了公共厕所/官商们共建的楼群在不断的繁荣腐败虫与贪污鸟/一个讨不到工钱的外来工从第四十八根铁柱跳了下去/他白色的脑浆迸地/此刻伟大的《劳动法》正在桑拿女郎的三角裤里微笑/‘向伟大的时代致敬吧！’做秀的伟大报纸如此说。” 很难设想，平时不动声色的郑小琼，能从瘦弱的躯体，连续喷出几百行长诗。底层挣扎，弱势群体的疼痛，官僚腐败，世相黑暗、交织于时代与个人的病脉。她提供一系列审丑的感性镜像。社会和人心在“转型”期充斥着虚伪

　　浮躁。文学与诗歌的介入力量十分薄弱，而低诗潮能在此间充当英勇的“清道夫”，对时代不公、异化、假象做出尖锐指认，比起当年朦胧诗的“曲线救国”，另有一番直接的效果。  

　　表现之二：意淫作为楔子，直捅政治与伦理禁区。极端者如典裘沽酒的《张志新，我后悔没有把我的处男身献给你》(例略)在专制时期，全社会只剩下极少数的先觉者，敢以生命做代价进行鸡蛋碰石头的搏杀，张志新是其中最令人动容的一位。后来的历史书写，总是依照主流定势，奉献一大堆按部就班的礼赞。唯独典裘沽酒，石破天惊般打开性区，以“献身处男

　　”的非常举动 ，控诉了打着人民旗号的各种暴力奸污：政治的

　　、真理的、民意的。在赤裸裸的行为中，故意碰触电网而引起警铃大响。

　　网上诗人动不动就写性写肉，肆无忌惮，但大多停留于肉身这一层，“下半身”创下了群体记录。然而，性禁区之外，还存在更大的政治禁区，多数人望而却步，最多小打小玩，浅尝辄止。只是到了低诗歌写作，才循着“下半身”缺口，有意把阳根与阴器作为“道具”，利用子宫与下腹，放肆地实施性裸露、窥阴癖、意淫、奸尸，由此“粘连”到人权、民权、民主、自由的“义题”上，以期达到消解目的。仿佛是为了回应特里•伊格尔顿那个判断：“对肉体的重要性的重新发现，已经成为新近的激进思想所取得的最可宝贵的成就之一。”[10]  表面上看，是一系列令人作呕的“乱性”演出脚本，骨子里，可不乏藏有针对性的机锋。

　　其策略便是将大量刻毒、不能入眼的黄色下作语，脏水般泼向正统、正经的主流禁区，亵渎、玷污，搞混，在收获瓦解的同时也发泄生理快感。

　　最惊世骇俗的，是典裘沽酒对名人“梅艳芳”的“奸尸”(例略)。有人为其辩护说：这不是性变态的强暴癔想，不能把“奸尸”当成一种现实性考量，其意在表现人的精神视境对丑陋现实世界的蔑视、质疑、挑战与跨越，这正是中国低诗歌放言无忌的先锋品质。[ 11]  类似这样的文本还有相当数量，如：《我想在天安门城楼上做爱》(大路朝天)`《裸体游行》(老德)《我要翻身作主人》《我要把我的裸照贴在所有新闻媒体的头版头条》(小蝶)等等。问题是，对于具备法定姓名者，采取如此不堪入目的作为，哪怕不是出自任何意淫动机的虚拟，肯定也于法理与伦理之线上大大越了轨。试想换上你的母亲姐妹们，你能这样写吗？！所以审丑还得保住一定的底线。

　　就连鼓倡者之一的丁友星也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错误地把审丑当成美学的全部使命，把审丑推向了极端，惟丑为美，嗜丑成性，与西方实用主义画家戈蒂埃一样，以为“凡是有用的东西都是丑的”；进而导致了人格与艺术分离，以为敢于描写丑恶就是道德，就是英雄，把淫秽、肮脏、邪恶、缺德、颓废等当成全部美，当成全部人性，使自己成为一切精神错乱与心灵堕落的收容所，在沉沦中快感与厌恶，误入了低诗歌的最大误区：嗜丑。[12]

　　固然，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戴着面具，隐藏不少假、丑、恶的东西，遮蔽事物许多真相。低诗歌一反常态常规，切入灵魂深处，不分皂白一一揭开，这一反动，有助于人们对人性的全面把握，但毕竟，任何祛美审丑的过程中，其最终目的，还在于激发人们追求更高的审美。

　　表现之三：“病态”心理，笼盖病态事物

　　当人们在为2004年始料未及的“大海啸”痛哭流泪、呼天抢地之时，丁目却以他与众不同的心态，发出令人发指的诅咒——《海啸干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

　　二十八万在同一时间堕入死亡之口的人/ 有多少杀人犯 /多少吸毒者 多少贪官 /多少恶棍/ 多少地痞 /多少窃贼 /多少强奸犯 /多少恐怖分子 /多少虐待狂 /多少无事生非者 /多少麻木不仁心如粪土空负一副肉体之躯的行尸走肉……/除此若还有值得生者怜悯的好人若干/那么他们间又有多少生性软弱却在梦中杀人放火的准坏蛋？/ 比鸡巴两次勃起间的时间还短/ 二十八万人类中的渣子就从人间灰飞烟灭 /让我们这些有幸活下去的好人们举杯相庆/ 并直抒胸意的去赞美/“哦！大海，你藏污纳垢的胸怀如此伟大”

　　作者的心理和眼光变得如此残忍无情，如此近乎“病态”。也许是采用“反其道而用之的”手段，故意“以偏概全”地去抨击人类中的败类。在众人千篇一律的哀悼中，动用反讽，反而获得“对世界的重新发现”。由是，我们看到，在整个审丑写作中，面对社会、人生、人性的种种堕落、残酷

　　、肮脏、恶习，诗人们经常采取自我兽化、自我虐化、自我毒化。最大的变化是作者的主体性从以往的正面——不要说诗歌中的英雄、硬汉、侠客，就是连普通世俗人的身份都不如，转而为得意洋洋的淫棍、醉鬼、奸尸犯、流氓、瘪三。与畜生为伍，同畸形为伴。“让内心的污浊一览无余”——老德的公开表白，一语道破天机。徐乡愁也说他在“屎诗”系列时感到压抑不住的痛快。正是时代病根所产生的反抗快感，使主体性在阴暗的维度上保持“作恶”的激情。“审丑写作的开心、刺激、过瘾、好玩，已经‘不是美感’了，而是一种‘力感’，‘快感’与‘痛感’，中国诗歌由‘求美’转向‘审丑’，冷淡‘求善’而热衷于‘揭恶’，由迷恋‘美感’

　　转向于追求‘力度’，自有其必然性。如果说，求真扬善与审美的诗歌总是与‘美感’对应，那么，打假揭恶审丑的诗歌就需要表现‘力度’——即快感与痛感”。[13]

　　正是此类“快感”与“痛感”构成低诗歌写作动力，与此构成相关联的是，文风文体的“粗相”：粗鄙、粗糙、粗放、粗陋，从而改变了长期来“化丑为美”的惯性，在此一向度里，全面铺开“以毒攻毒”“以恶抗恶”的路径。这是后现代语境在相对宽松情势下的新动向，是民间诗歌进一步介入现实世相、人生人性的新举措。

　　研究现代丑学的专家指出：深刻有力的丑，带有革命性质。它是对旧价值体系的反叛，也是对旧价值体系无法度量的悖谬。它鄙弃理性规范下的秩序，张扬人内在的真实，对理性主义主宰下已成稳态的和僵死、虚饰的美发起冲击。它以否定的姿态，与个体相亲，个体不断获得解放的过程，也是丑得以日益显露的过程。[14]

　　当网络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怂恿与加剧个体的自由显露，一场大规模的“祛美”风暴——拌搅着大量畸形、粗陋、阴鸷、怪诞元素，将变本加厉地冲击我们多年的传统审美意趣。

　　四

　　为寻找低诗歌低诗潮的合法性，主要理论干将丁友星找出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辜正坤教授在他《中西诗阴阳对立七大潮》中，所建立的“阴阳周期理论”。

　　辜正坤教授把西方世界诗歌大体划分为七大阶段，它们之间呈现出阴阳交替的发展规律，丁友星借此推出“高低周期理论”。他和张嘉谚都认为，诗歌主潮以高低两极对立的模式递进循环发展着。从文本的主体性角度看，中国新诗的主角形象走的是一条不断向下的路线：从神话英雄(凤凰、天狗)——现实英雄(吹号者)——正统模范(雷锋之歌)——到社会人——个体人——肉性人(残缺为下半身)——垃圾人(非人)的不断演进路线，正好图解了诗歌周期律，在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中高低嬗变的动态历史，它大致标示了近百年来中国诗歌主潮一步一步向下迈进的足迹，符合“高低周期理论”。[15] 我们暂且不论“移用”的准确性如何，他们至少抓住一个可能：崛起的低诗歌可以与高诗歌互为主潮。

　　由此合法性派生的写作宗旨，曾被张嘉谚概括为：“夺回诗人与中国知识者丧失已久的言论自由的话语权力。”即“履行话语职责，争取话语权力，推动话语换场。”或者是

　　“破坏话语现场，更新流行语言，创造优性话语。”[16]“低诗歌写作是改变中国人思维姿态、思维习惯与思维方式的“换脑”写作……”[17]

　　由于网络的自由、无序和难以控制，显然加剧着民间诗歌内部的叛逆趋势、甚至带有某些歇斯底里色彩，由此大大膨胀了许多人的“诗歌野心”“诗歌幻觉”，不断以决绝的口气强化它、夸大它。有人说这一轮的低诗潮，“和以前任何一个流派诞生的不一样，它带给中国诗歌界一次彻底的革命，一次残酷的人性较量”[18]；有人欢呼它“九背离”的特别功能：背离现有存在的传统、文化、正义、道德、文明、高尚、法律、秩序、时尚，影射人类社会中最大的真实和阴暗的一面[19]；更有人破天荒的将其性质拔高到，其意义完全可以同西方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相媲美，简直势不可挡，是一次真正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20]

　　这样高的评价还没接受时间的裁决时，首先就遭到一些人强烈反对。针对“主心骨”垃圾派，汉上刘歌在《向下走：一条从根本上摧毁诗歌的罪恶路线》指出：“垃圾派里，最好的诗尚能摆脱无聊，有一种冷峻和刻骨的深度，可惜不多，大多不惜将诗歌弄得充满血腥，是诗里的邪教和恐怖主义。”[21] 青锋《被解构与被凌辱的诗意》—— 一场发生在网络上的诗歌传销闹剧》和雯泽《"垃圾派”：社会悲剧与文化闹剧交媾的结晶》也都不约而同斥责他们“迷失方向，精神堕落”。

　　作为低诗潮低诗歌重要理论发言人丁友星，毕竟还是看出问题的症结，因而希望获得某种整合：避免与摈弃下半身诗歌的淫秽、放荡，垃圾诗歌的邪恶、肮脏，做到“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微婉显晦、尽而不污”；突破性禁区，但有节制而不至于堕落为污秽；突破政治禁区，批判政治，但有限度而不至于破坏民族利益；追求崇低与审丑，但有道德底线而不至于邪恶、肮脏。[22]  愿望是美好的，但实际写作场域与理念往往存在不小差距。这主要是，网络的无限放开，使写作者的自律一直处于苍白的形同虚设，自我放纵倒成为网络的规则与风尚。

　　笔者个人以为，用“低”与“丑”两个关键字来概括这一诗歌现象，是言之成理的。它拽住要害，针对此前政治、文化、审美的“高”——信仰的乌托邦、理想的假大空、理性的工具化、语词的权力伪妆，试图用“引体向下”的“低”，来实施新一轮诗歌的“暴动起义”和“犯上作乱”。当然，他们惊世骇俗的撒野疯狂，会因不节制造成另一种“先锋的庸俗”(层出不穷的内讧就是最好证明)。对伦理底线的“触犯”，也会引起大众普遍不满(比如屎尿系列、奸尸系列)但他们整个写作方向，除了与意识形态话语激烈碰撞外，在实质效果上，还与整个中产阶级趣味对着干。

　　如果当代诗歌流变史，无视或低估了他们，将是一种缺损。不过，以垃圾派为核心的低诗歌、低诗潮运动，还是没有逃出整个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范畴(反传统、反艺术、反体制、反权威、反语言、反诗歌)，换句话说，诗歌的后现代主义，正在他们掌控的网络战场上，推向极端。好在根底上，他们并没有失足于中国底层——那种来自切身体验和经验的本土化、草根性的浸淫与开发。虽然放纵粗陋，且精品不多，却绝缘于所谓的全球性后殖民，方显出中国问题的中国式的独到言说，在文化、政治上产生巨大的冲决作用。低诗潮低诗歌写作中，少数上乘作品，是意识形态才干和诗性智慧的巧妙结合，这只有在吾国这样超级政治国度里才能产生(联想我们手机上层出不穷的政治段子，中国人实在太有政治智慧了)，因而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

　　而本人想保留的是：所谓的低诗潮低诗歌，同历史上的一切诗潮一样，并非能覆盖一切，在所有的话语场域上，它也根本无法“包打天下”，最多只能流通于某一层面某一地带某一维度。它只是一种流向，而不是(也无法代表)全部方向；尤其在“全息”美学光谱面前，仍露出硕大的贫血——因故意偏食而营养不良。它的反美学、非美学倾向，在真善美的全人类主流文明面前，大概只能保留一个尖锐的另类“波段”，而根本无法改变和引领全部频道。哪怕诗歌进入前面所称的“低周期”。

　　倘若从乐观的前景进一步设问，低诗歌写作，由于人气的大量聚集，宣泄渠道的特大开放，高科技的支撑，和后现代文化语境的全面到来，有没有可能最终上升为低诗歌“诗学”呢？——无节制地打开全身心(肉体、器官)，放肆而直裸的方式，介入社会、现实、底层，贴近生活的原生态；快捷的“口水”，侵漫各种话语场域；“崇低、向下”的劲道，进行以毒攻毒、以恶抗恶的“祛魅”；粗鄙的诗性，取代传统审美意趣；“无厘头”杂语，挑动着网上最大狂欢。

　　当这列狂野的、醉驾般的列车，带着某些肆意超载的水货，做高速行驶时，自然会严重损伤写作诗学与写作伦理学的双重轮盘，像色情意淫之类的文字，过于简单化的直露，往往沦为下意识发泄物；语言的放任肮脏，不仅打不着“伪崇高”靶心，反而自溅了一身腥味；而单纯为丑而丑的快意，也显然降低了书写价值。

　　诚然，它的价值更多还在于意识形态、思想文化意义上。宁可突出思想而淡漠艺术水准，宁可冲破精神奴役而降低艺术追求。所以残酷的揭黑揭恶，残酷的自虐式反省反思，都可以成为前所未有的正经的闹剧，但过多“依赖”于意识形态，也使诗歌的质地遭到另一种“异化”。它在相当程度上改变诗歌场域的话语，扭转和填补另一翼美学的虚假苍白，但它永远不可能成为诗学的主流，因为真正意义上的“真善美”，始终是人类心灵与生俱来的磐石。

　　[1][2]皮旦：《垃圾派纪要》，见《东方伯乐》2004.11.05；后来垃圾派三原则又调整为“反理念反现状反方向”。这一改，笔者以为把特色改掉了。

　　[3]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第11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4]张嘉谚主编《低诗歌诗选》序言，2006年(民刊)。

　　[5]丁友星：《低诗歌狂潮》，《民间文化网》2005.7。

　　[6] [11] 老象：《粗陋玩世主义》(修订版)，《北京评论》论坛2005.5.7。

　　[7][9]小王子：《读垃圾运动》兼谈中国话语权力写作》，《大中华文学网刊》2005.1。

　　[8]杨春光：《诗从语言始，到政治止》，《低诗歌月刊》2005年5期。

　　[10][英] 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等译，第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2]丁友星：《低诗歌的五大误区》，《低诗歌》论坛2006.5.13。

　　[13]张嘉谚：《“审丑”写作论》，《低诗歌》论坛2006.2.18。

　　[14]王庆卫：《丑的轨迹——理性视阈中的非理性变奏》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5。

　　[15][22] 丁友星：《中国新诗的发展与走向——低诗歌论前言》，诗选刊论坛2006.7.6。

　　[16][17]张嘉谚：《中国低诗潮》，《低诗歌运动》创刊号，2005.3。

　　[18]小月亮答网友问(实录完全版)，见《北京评论》首届网友招待会 2003.10.7-10。

　　[19]训练小猪天上飞：《亦从崇低漫说垃圾派》，《扬子鳄》论坛2003.11.9。

　　[20]老头子：《论作为革命的垃圾派》，《天地人诗刊》总70期，2004.4。

　　[21]汉上刘歌：《向下走：一条从根本上摧毁诗歌的罪恶路线》，见《二十一世纪边缘文学》2005.8.19。

　　原载《南方文坛》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