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纸：路 途

　　对远在江西井冈山脚下那个乡下的家，我总有一份深深的内疚。1992年4月，父亲早逝，8月，高中毕业的我，抱着“誓死要离开痛得直不起腰的土地”，只身闯荡到广西南宁，留下母亲一人，独守那幢147平米的土坯房子。

　　从此，母亲和那幢土房子，便是我远在异乡日夜思念和挂牵的家了。

　　童年时，作为独生子的我，除了吃饭睡觉，大部分时间是往野外跑，跑累了，跑饿了，才懒懒地走进母亲的眼帘；上学后，我也很少在家看书、写字，总是背着书包到山头上，择一块巨石，摊开课本，铺上作业簿，静静地看起来或写起来。那时我想：家，只是限制自由的一只笼子罢了。

　　直到我背起行囊，即将走进大都市的那天凌晨，母亲默默地从神龛上拿起一挂鞭炮，流着泪准备点响，为我送行时，我才强烈地意识到家的存在。鞭炮炸得轰天响，我的心翻江倒海，无言的视线，把我和母亲拉成了千里之距。

　　记得离开家后的第一个春节，我终于踏上了家乡熟悉的土地。走到村口，侧目看见母亲正在池塘边洗衣服，村里的小孩子一路追着我，喊着我的小名，许是听到了，母亲急急扭转着头，然后停下，愣愣地看着我，手中的捶衣棍久久地停在半空……

　　终于，母亲揩了揩湿漉漉的手，一句话不说，把我迎进家中。家里仍是我当初走时的那样：亮亮堂堂，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我注意起母亲来，明显瘦了。“你瘦了，是不是在那里没吃好？”母亲开口说的也是这句。

　　那一年，对于21岁前从未出过远门的我，算是第一次尝到了春节回家的万般滋味。我递给母亲500块钱，母亲微微一笑，说：“我哪花得了这么多，你存着以后娶老婆吧，我在家养养猪，还供得活自己。”

　　返城的那天，母亲对我说：“在外面不要牵肠挂肚想着家，没事就不要转来，浪费钱。”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南宁到江西的方向，只有一趟火车，还是南宁到无锡的，年底，途经江西、湖南、浙江、江苏、上海诸省市的旅客，全要坐这趟火车回家过年，每节车厢的超载率几乎是百分之三四百，往往在南宁上车时，即使买了座位票，也挤得找不到位置。那一年回南宁时，在樟树火车站上车，我用10块钱“贿赂”了车站工作人员，让他用警棍撬开车窗，将头扎进车厢里，才得以上了车。站直身体后，脚不着地，站在别人的脚上，身体跟着别人的身体晃晃悠悠，火车走走停停，一直到柳州，耗了20多个小时。

　　相同的寒冷，相同的拥挤，相同的劳累。每年春节，在往返老家前后有一周多的时间，都沉浸在担忧、无力、沮丧、恐惧的情绪中，难以自拔。可奇怪的是，每年春节，我总要回家，总想回家。

　　那些年，每次春节回家，我都对母亲说：跟我到南宁去住吧。母亲总是说：你现在没娶妻生子，我去城里做得了啥个？之后，工作忙了，有时除夕之夜也要值班，没有时间常回乡下的家里过年了。好在我终于结婚，而且有了儿子，再请母亲到城里来，她就找不到拒绝的理由了。

　　世纪之交那年，决定到南宁来之前，母亲想了六七天，临行前一晚，亲戚和村里邻居们来家里，左一言右一语地说着话，统一起来的意思只有一个，就是劝我母亲：不要再回来啦，回来做什么呀？你还嫌没种够田呀，城里的日子好过，你去享福。等下次回来，你就是来做客。

　　母亲与父亲奋斗了一辈子建起来的那幢土坯房，越来越远离母亲的视线。从此，它或许就成了母亲最大的牵挂。来到南宁后，每隔一两个星期，母亲就会打电话去老家，问我叔：房子有没有打开门通通风？挂在楼顶的被子有没有拿出来晒晒日头？问完这些，放下电话，母亲还自言自语：家里下大雨多，那面墙恐怕快倒了；床没人睡，老鼠可能天天晚上在上面打架呀……

　　母亲在南宁一住就是6年，我儿子小学毕业后，母亲开始一次次喃喃：你们不要我了，我要转去。而每次，我都以没时间为由，硬是将母亲的要求顶了回去。母亲便一个人站在阳台前，愣愣地发着呆，有几次，躲在被子里偷偷地抽泣。

　　后来，母亲时不时与我吵起来。2006年除夕之夜，母亲与孙子玩着玩着，突然生气了。吃了年夜饭，便早早去睡了，第二天，叫着喊着非要回江西老家。而且，给一位老乡打电话，叫他开车接到他家去住。母亲是真生气了，看来，她在城里过得很不开心，对我们也不满意，我知道，这次如果不送她回去她是万万不肯的。

　　过完年，我请了假，把母亲送回了乡下。我看着母亲将老屋的门轻轻推开，当时是清晨，粉红色的阳光暖暖的，随母亲的视线，缓缓地铺了进去，呈三角的形状，照在墙角的一张锄头上，泛着粉糙糙的光。母亲把空房子和仅存的几样家具清洗、打扫了一下，住了进去。卧室里的那张床还在，我忽然看到，床楣上，挂着一把禾镰，还有一顶草帽。母亲说：镇邪的，我不想让其他东西占了，没几年，我就要老在这上面的。

　　听了这话，陡然，我觉得母亲正同这老屋一样渐渐老去。老屋因母亲的重新入住，又填充进了灵魂。我知道，眼下的这个家，我恐怕一辈子都无法逃离与摆脱，它是我生命的根和脉。

　　源于一种复杂的原因，自从母亲回到乡下后，我再也没有在春节回过老家了。我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敢回应别人的指责。这七八年中，我只在每年的清明才回家看看。每次回去时，我都像个喜欢回忆的老人那样，到村口日益萧瑟的竹林里、儿时疯狂的山上、曾经弓身耕作的田野、供养母亲口食的菜园去看看。我预想着，今年春节，无论如何，要回一次母亲乡下的那个家。

　　母亲患有风湿性关节炎的顽疾，医生曾说，那么大年纪的人，医好很难了，只能通过服药缓解症状。我预备了一些药，希望能消退一位将近70岁的老人长夜难眠的隐痛；母亲的眼力不好了，我还要预备一部老人手机，那种数字大大的、按键粗粗的、功能简简单单的，我希望能在城里的家与乡下的家中连起一根“专线”，牵连起千里的路和日夜的思念；母亲不喜欢吃那些装在袋里的、干巴巴的年货，那就为她预备一个红包吧，让她想吃什么就买什么。

　　预备在老家短短的三四天里，首先要去拜祭一下父亲，把他坟头的蒿草拔光；接着，还想去邻居家坐坐，听听母亲平时跟他们讲了什么真心话；再到舅舅家去转转，去接受他们对一个不孝侄儿的批评；还要请伯父伯母、叔叔婶婶们吃个饭，感谢平时他们对我母亲的关照；当然，也不能忘了去叮嘱一下同辈的堂姐堂弟们，以后的日子，请常到我家的老房子里，与我年迈的老母亲说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