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延滨:文玩笔筒

　　晚上看电视节目“一锤定音”，这是个模拟的文物拍卖节目。我有时间爱看这个节目，一是长一点文物鉴赏知识，二是看到民间百姓也有许多好玩的文玩，开心有趣。今天这场节目中，一位姑娘拿了一只黄花梨笔筒，据说上面有清代名士方某亲自雕刻的竹枝图，要价三十万元，参与竞拍的投资人，对这个价位也认可。小小黄花梨木的笔筒，居然要价三十万，足以见日下的文玩收藏风气之盛。

　　盛世喜收藏。这话不假。兵荒马乱时，什么传世字画珍稀古玩，不如一块金条一块银元方便踏实，往怀里一揣，撒腿就走路，走到哪里，能用银两换口吃的，租间小屋安身。古玩字画其实就是富人的游戏，说是有文化，说是藏国宝，都是往精神上提拔高度，归根到底，是手上有闲钱，钱还不少，“钱多了烧的心痒”。有房有车有工厂，挣下了一堆票子，投股票怕熊市了，投房地产房子多得只等税务局收房产税了。于是古玩文物市场火，一只半尺高的笔筒，去年花了三万元买的，今年就叫三十万，几位文物专家一起忽悠，成了！这比盖工厂开商店快多了。富人玩的游戏往往让穷人动心，于是制假业兴盛起来，以满足全民收藏的新高潮。笔筒算是文房用品，笔墨纸砚之余。笔、墨、纸、砚，都有名品，如宣纸、徽墨、湖笔、端砚。笔筒好像没有这样的出身标记，因此，能算得上文玩的笔筒，一是质地好，如黄花梨木所制，二是用家有名，如宫廷造办，如名士所用。这样的东西存量极少，是小众所玩，其价格炒起来容易，掉下来也容易，造假容易，被人识破更容易。这是另话。

　　现在有谁还用笔筒？现在用笔的都不多，笔筒有何用？

　　我算是还用过笔筒的人，只是笔筒在我的经历中，已经变味了。

　　我最早用的不是笔筒，是文具盒。笔筒是摆在桌上的物件，文具盒是可以随身携带的用具。小小儿郎背起书包上学堂，这是一个活动的场景和流动的形态。现在的读书郎还用文具盒，因为现在读书以及读书后的形态，仍然是流动的，比方说叫“北漂”。我有了第一张桌子，是我从插队的农村招到了部队的军马场。我那时在延安的李家渠插队当农民，离开农村有三条路，头一条是当兵，我们村里的知识青年，最早离开农村的就是“当兵”走的，这些孩子的父母都在部队当官，“上阵父子兵”，自古这个道理。第二条是上大学，“文革”中上大学不考试，只考察父母的资格，这叫“培养红色接班人”，叫响了，也不藏着掖着。第三条是招工。我在“文革”中够不上前两条，只有等招工。在生产队的“驻队干部”有天兴奋地告诉我：“这一批是总后勤部招工，我们推荐你！”总后勤部是多大的单位啊，能不去吗？后来，一直等到招工领人的单位，把我们塞进一辆辆卡车，我才知道这个招工的单位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丹军马场局富县延安军马场”，距离插队的地方不算远，从延安向南到富县，然后向西钻进一条更深的大山沟再跑六十里。这里原来叫“任家台林场”，把我们招进来后换成了“军马场”的牌子。我在军马场的甘沟二连劳动三个月，伐木盖房，开荒放马。机缘巧合，被场部供应科的周科长看上了，调到场部供应科当仓库保管员。当时我的成就感和幸福指数高极了，在几百个新招马场农工中，我是五个提拔到场部的工人之一，不用下地干活了，有办公室了，有一间桌子了，桌面上还有一只笔筒。

　　虽然每月只有27元工资，但属于“以工代干”，享受干部待遇，标志就是找我的人不叫我的名字，叫“叶保管”了！后来我才明白，我和另两位知识青年有机会调到供应科，是场部对原林场的人员不放心，因为他们在当地亲朋好友太多。所以，我到岗后，所有重要的物资：全场人员的服装以及几十辆汽车拖拉机的零配件，全都由我管理。仓库里的服装是部队换下来的，有新有旧，几十辆汽车大多数也是从一线部队淘汰的，破旧老车，于是，几个仓库保管员也就数我最忙。军马场是个讲规矩的地方，比方说，如果电话响过五声还没有人接，那么，可以上告到场首长处，全场警告！再比方说，牧马工爱喝酒打老婆，于是规定，打一次罚款五元，于是马场流行语：“看老子发了工资再收拾你！”下面连队的人还有司机来找我办事，总先要递一支烟，不接不行，不接表示“你的事不能办”，接了对方就放心了。接下一支又一支烟，摆在桌上不好看，于是便丢进笔筒里，笔筒装烟是个好物件，又方便又不显眼。到了临下班的时间，我把一笔筒的香烟倒出来，孝敬老会计，分给其它两个保管员，笑脸相迎，其乐融融。在十七年以后，我戒了烟。这也许是我个人的经历，然而这也许是个象征，笔筒在我的人生中改变了它的用场。虽然以后在我的桌子上还有笔筒，但只是个装杂物的用具，不再有文气了。我如实向你报告我桌上这只笔筒里的东西：圆珠笔、签字笔、铅笔、水彩笔、直尺、剪刀……一看就是码字工匠的用具。另有一只朋友送我的黄杨木雕笔筒，因为雕工精美，好像从来也不曾装过笔，算不算文玩，我不知道，只好放在书架上，好像是个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