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把独立判断和真实见解融入历史现场

　　《邓小平时代》出版一周年，作者接受本报专访——

　　傅高义：把独立判断和真实见解融入历史现场

美国学者傅高义

　　当《邓小平时代》于一年前由三联书店出版时，作者、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有“中国先生”之称的傅高义并没有想到这本他耗时十年、专门为美国人写的书，会在中国产生如此之大的反响。截止去年年底，该书已售出七十余万册，并横扫各大“年度好书”榜单。

　　他同样没有想到，该书在美国受到了前总统吉米·卡特、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等显要人物的交口称赞，也受到大量普通读者的好评；这本对中国人的历史和现实经验有着感同身受的体会，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中国人而写的书，在中国受到欢迎的同时，也经受了更为复杂和多面的打量。

　　如果说此前傅高义多次来到中国并不曾引起很大关注。此书出版后，这位取了中国名字，说一口流利的中文的学者，已然成了读者熟识的公众人物。他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说，接受不同媒体的采访，脸上总是挂着热忱的笑容。面对相同或不同的问题，他都不厌其烦地一一做出详尽的解释。

　　这特别印证了他的人生信条：唯有通过交流才能消除误解。事实上，这也是他写这本在中国读书界持续风行、且依然遭遇很多“误解”的《邓小平时代》的初衷。他说：“在作为大国兴起的过程中，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只有通过这种相互了解，中美的关系才能处得更好，才能有利于世界。”

　　“《邓小平时代》更为宏观的主题，是探索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

　　没深入阅读和理解 《邓小平时代》之前，很多人都以为这是一本邓小平的传记。其实，虽然这本书以邓小平一生经历为线索，但它有一个更为宏观的主题，就是探索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

　　日前在北京首都图书馆举行的题为“改革年代”的对谈会上，党史研究专家章百家表示，这本书的中文直译是《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变》，“看英文书名，我们就知道这本书真正的主题，它凸显的是中国的转变，在中国的转变过程中，邓小平处在最核心的位置，他感受到中国的各种问题，同时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影响着整个中国的改革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该书恰如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所言，不仅仅是为邓小平做传，也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传。

　　某种意义上正因为此，傅高义用主要篇幅写了改革开放时期的邓小平，对于其此前65年的生活写得比较简略。这不免让读者感到疑问：这样的安排会不会过于淡化了邓小平的历史背景。傅高义解释说：他起初也想写邓小平的整个人生历程。因为在他的理解里，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成功与他之前的个人经历有非常大的关系。“他有12年军队生涯，3年地方执政经验及解放前国外生活经验等等，如此丰富的经验是别人没有的。”因此，他写邓小平前65年就写了200多页，最后才压缩到60页左右的篇幅。虽然他写得不多，却为此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看了大量的资料，也去了邓小平生活或工作过的地方，比如他的出生地四川广安，还有太行山区、重庆和成都，以及江西瑞金等其他地方，以感受邓小平的气息。”

　　这些扎实的准备工作，让傅高义对邓小平的个性，及个性的形成，对他所处时代的历史脉动和整体氛围有了准确的把握。这也使得他在写作时总是能将自己的新颖观点和独到见解融入历史现场，融入到对一个个具体的历史事件的讲述中。也因为此，傅高义认为，尽管他了解到的很多事情都没有写进书里。但这样的阅读和行走并不是浪费。“写这本书最大的难题，就在于邓小平没有留下任何笔记，这是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巴黎和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养成的习惯。他严守党纪，即使在‘文革’期间和妻子儿女下放江西时，也从不跟他们谈论党内高层的事。他把所有的事情都记在心上，而且他也不太爱说话，即使参加会议，他也不多说话。所以，我在采访中，包括看《邓小平文选》，还有一些会议记录，会知道他和某某人谈什么，但很难了解他脑子里究竟是怎么想的。我只能去想他说话时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他平常做什么，他有什么样的行动，从中推测他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不怕别人批评，我只在意别人是不是认为我写的都是事实。”

　　如何让这种推测真实、可信，对傅高义的写作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他说，这需要他在广泛、丰富、扎实的史料基础上做特别细致的考辨。“为写这本书，我做了大量访谈。其中包括中国的党史专家、高干子女和在邓小平手下工作过的干部以及深度参与那个时代的各界人物。我也不止一次采访了邓小平的家属。他们的说法不尽相同，我听到了各种意见。我会排除掉那些可信程度较差的部分，尽可能地保证资料的权威准确。”

　　另一方面，这也有赖于他对邓小平性格的了解和把握。“邓小平访美时，我曾远远见过他，遗憾的是没做直接交谈。但通过长期的研究、采访，我觉得我能理解他。他的特殊之处，是思考大事，把握大方向，小事让别人干。我认识的人中有冀朝铸，他是邓小平访美时的翻译。他曾告诉我，在从北京飞往美国的途中，邓小平不跟人说话，只是自己考虑，自己分析问题。但他对家人很有人情味，有时与孩子一起玩，对部下，邓小平就是责任分明。我曾经与万里的女儿聊过，她说，父亲常与邓小平打桥牌，但并不觉得他们是朋友，而是上级与部下的感觉。邓小平属于那种组织者的性格，在工作中通常不太掺杂个人情绪。”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傅高义对邓小平才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当被问到何以邓小平此后不再踏足故乡。即使是1949年到1952年间，他在重庆待了三年，去了四川很多别的地方，也没有回过广安县。傅高义说，起初他也感到奇怪。他去过两次广安县，就这个问题问了很多当地人，有的说，他怕亲戚会要求这个要求那个。也有人说，他不想表示他特别支持某某地区。“我想他这样做，其实是包涵了这样一种精神，就是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家庭，不是为了自己的故乡，而是为了全国而工作。所以他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这不是骄傲，恰恰是一种谦逊的说法。”

　　事实上，刚开始研究时，傅高义对邓小平并没有这样确定的看法。“虽然我当时就知道邓小平是个重要人物，但我只是出于好奇，只是想尽可能多地了解他。”但在写作过程中，傅高义更加感觉到邓小平的重要性。“中国历史上，很多领导人都想让老百姓富裕起来，都没有找到合适的路，只有邓小平做到了。”傅高义认为，如果将邓小平放在二十世纪人类历史的大背景下考察，那么以往的研究，都低估了邓小平在改变十几亿中国人的命运，在改变中国和世界历史走向上所起的作用与做出的贡献。“我写这本书，就是要证明在同时代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像邓小平那样，对世界的发展产生了如此重要的影响。”

　　傅高义坦言，在美国学术界，大概有10%的人批评这本书，觉得他太崇拜邓小平了。“他们认为我对人权问题不重视。但我认为我应考虑的是邓小平更广泛的历史作用、在中国政府里的作用、在全世界的作用。所以尽可能客观地分析，了解事情情况，了解左右各派、他的部下的看法等等。我尽量保持客观，只是在讲中国发生的真实的情况，我不怕别人批评，我只在意别人是不是认为我写的都是事实。”

　　“我的目标是努力客观地去理解中国社会真实发生的事情。”

　　这恰恰体现了傅高义的治学理念和与众不同的研究风格。他与中国的接触，最早要追溯到1963年。正是在香港生活的这一年间，他开始了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历程。1964年，他回到哈佛，开始着手写一本关于1949年后广东全面发展情况的著作。这本题为《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的书于五年后出版。虽然他在书中明确指出“大跃进”是“乌托邦主义”，但他不因意识形态冲突而对此做高高在上的审视或批判，而是以专业学者的态度做出观察和分析。“我知道美国有些人有‘冷战’思维，非常反对共产主义，但我的目标不是对共产主义提出批评，而是要努力客观地去理解它，理解真实发生的事情。”

　　此后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傅高义得以在1973年跟随美国国家科学院赞助的代表团第一次访问中国。上世纪80年代初，哈佛大学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和他之前有过研究的广东省缔结了友好关系。时任州长得知傅高义曾写过一本有关广东的书，便指定让他加入一个研究委员会。“后来，我又以随行翻译的身份与他出访广东，也因此与当时的广东省高层领导有了更多的沟通与交流。当时的省领导认为，由一个知名大学的外国教授来为广东写一本书，能吸引到国外的投资。”这就是他完成于1989年的《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这也是外国学者全面研究和报道中国改革的第一本专著。“我接受邀请时提出一个条件：自己来承担费用，目的是保持研究的独立性。我还告诉他们，我不是埃德加·斯诺，他到延安，可以满腔热情地正面记下毛泽东在做的事情；我是学者，我的工作是客观地提出我的看法。”

　　正因为此，在事关敏感问题的判断上，傅高义也是搁置争议，尽力做到客观呈现。“一些人读了三联版后，问我是不是做了删节？其实，我在书里要表达的意思基本保留下来了，三联版只删去了个别人的名字，删去的内容也不到百分之五。但一些美国人表示不理解。同样，他们对邓小平的一些做法也不理解，提出批评。但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个人觉得，我不应该简单地说是好是坏，而是应该去理解他。所以在书里，我会讲到在中国，支持他的人为什么支持他，批评他的人又怎么批评他。我的责任是让读者了解邓小平为什么要这么做。事实上，他或许并不想那样做，他还是做了。但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让统一的中国有一个安定的前途。”

　　作为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同样非常关注眼下的中国。他对中国国内发生的很多事情了如指掌。在他看来，虽然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环境污染、教育、房价、腐败等等问题，但这么多年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显而易见的。“1973年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人们都很紧张，怕跟外国人说话，怕说错话。现在我在中国跟各个阶层的人都交流得很愉快。”

　　傅高义同时表示，虽然都叫改革开放，两个不同的阶段有着很大的差别。“因为改革开放之初到2000年之前，我们改革所针对的，主要是原来旧体制留下的那些问题，是计划经济，还有权力过分集中等带来的问题。这些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得到解决了。2000年以后，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实际上是市场经济本身带来的问题。而如何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研究、解决这些问题，从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正是邓小平留给后世的最重要的思想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