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写作”的别样风景

　　近百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女性文学走过了一条极为艰难、曲折的道路。“五四”时期，一大批精英知识分子掀起“启蒙”运动，倡导民主、自由、科学思想，众多女作家一时间脱颖而出，如陈衡哲、冰心、石评梅、庐隐、冯沅君、凌叔华、白薇、罗淑，以及后来的丁玲、苏雪林、张爱玲、萧红等，积极参与到时代大潮中，以文学的形式，在“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等社会运动中，显示了女性的力量、发出了女性的声音。但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　“救亡”压倒了“启蒙”，“革命”成为主导，女性文学逐渐退潮，坚持写作的少数女作家也不再把女性问题当作主要课题。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实行“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爱情自由、婚姻自主”政策，在提高妇女社会地位、解放妇女生产力的同时，却出现了消解女性性别特征、加重妇女社会和家庭负担的诸多问题。此时能够创作的女作家，绝大部分是从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已有文学建树的“战士”和知识分子，如杨沫、茹志鹃、草明、刘真、菡子、韦君宜、柳溪等等。她们创作的题材，一是回忆刚刚结束的革命战争生活，二是歌颂当下的新时代和新人物。尽管在视角上、语言上也会有女性作家的特点，但在整体上与男作家的创作没有根本区别。像宗璞那样刚刚起步、创作上有鲜明女性文学特色的作家是极少数。可以说这是一个没有女性文学的时代。

　　上世纪80年代是女性文学的发轫期。但在初期性别特征并不鲜明。正如洪子诚指出的：“80年代初，女作家并不以 ‘女性’　群体的面目出现。在读者和批评家看来，女作家的创作与男作家并无明显差别。她们同样参与了对 ‘伤痕’、　‘反思’、　‘寻根’　等文学潮流的营造，一起被称为 ‘朦胧诗人’　或 ‘知青作家’。女作家的创作，并没有刻意追求与 ‘女性’　身份相适应的独特性。”而到中期，女性文学开始偏离主流话语，对女性问题进行关注和探索。譬如对知识女性的人格独立、事业报负，同爱情、家庭的矛盾；　譬如在爱情与婚姻分离的情境下，能否坚守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相爱等问题；　譬如如何理解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女性的原始性欲和生命激情等等。这些女性问题都带有一定的社会性和道德性，仍然可以纳入新时期文学主潮中去。这一时期的女作家创作，可谓人多势众，春潮激荡。从作家类型上看主要有这样两种。一种是五六十年代已经成名、人到中年的如张洁、谌容、宗璞、戴厚英、戴晴、航鹰、叶文玲等。另一种是经历了“文革”和“上山下乡”运动的如王安忆、张抗抗、张辛欣、铁凝、黄蓓佳、徐小斌、残雪、蒋子丹、池莉、方方、毕淑敏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女作家长中短篇小说皆擅，但绝大部分是从短篇小说起步的，其中的多位一直坚持短篇小说创作，推动了这一文体的变革和发展。

　　90年代中期之后的女性文学同80年代女性文学相比，有着根本的区别。现实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发生了深刻变化。市场经济已成为社会主潮，物质化、享乐化、欲望化的世俗风气空前泛滥。大一统的文化形态不复存在，主流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等“三分天下”。这就给女性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充分的自由。女性写作突破男性话语的遮蔽，公开宣示女性文学的独立存在和性别意识；　它以决绝的姿态展示女性的存在和力量，解构和颠覆男权神话；它回归女性的“私人生活”，展现女性复杂幽深的情感精神世界，以抗衡强硬而霸道的男权社会；　它坦率表现女性的欲望、心理、趣味等等，充分彰显女性的私人性、隐秘性。这后一种创作倾向，被称为“私人化写作”、“欲望化写作”。在这一创作潮流中，陈染、林白、海男、徐小斌、徐坤、须兰等显示了她们的创作潜力和艺术才华，使女性写作呈现出一道灿烂妖娆的文学景观。而在60年代出生的迟子建、潘向黎、付秀莹等的作品中，女性依然固守着具有现代特征的传统文化和品格。这些女作家的创作，代表了女性文学的思想和艺术高度。

　　女性写作历经80年代的探索，90年代的成熟，进入世纪之交，出现了新的变奏。女性小说在审美形式上独具风采。自述体成为一种常见的体例，这种写法自然、深切、灵动，在写实与虚构之间自由切换，强化了小说的真实性和感染力。抒情性是女性写作的独有长项，在叙述中抒情、在抒情中叙述，叙述与抒情水乳交融，使女性小说在情感和意境上别具一格。散文化是女性作家常用的方法，小说自然不能没有故事，但故事性太强也会窒息生活，女作家一般不擅长营构戏剧化情节，但她们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对细节的特别感悟，使她们在散文化的描述中，呈现出浓郁的艺术魅力和个人风格。这些审美特征，既表现在长篇、中篇小说中，更体现在短篇小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