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让文学回到原点

——关于非虚构写作的思考

　　任何一种文学主张，其实都是先有实践，而后再有理论和命名。　“非虚构写作”也是如此。如果大胆猜想，　“非虚构写作”可能要追溯到远古的口传心记和结绳记事。当时的人类记录下身边发生的事情，应该就是非虚构，而口头讲述的神话与传说，则是虚构。所以，所谓“非虚构写作”不是今天我们的凭空发明，而是我们对早已存在的文学创作形式的重新提出和命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报告文学作品 《包身工》 (夏衍作)其实就是“非虚构写作”。而“非虚构写作”的正式命名应该来自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依托于诺曼·梅勒(《夜晚的军队》)、卡波蒂(《冷血》)和汤姆·沃尔夫(《电冷却器酸性试验》)等一批作家的成功的创作实践。我们知道，上世纪六十年代是世界范围内的文学转型期：一方面，虚构文学的小说似乎走进了死胡同，以往的小说家几乎穷尽了所有的创作技巧和文学主题。一些作家认为，我们所有的努力不过是在重复前人或拾人牙慧。另一方面，现实的变化让小说家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惑。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每天发生的事件，比最精彩的小说还要离奇动人。很多知名的小说家开始走出书斋，撰写社会评论、纪实文学等直接指涉现实的作品。有专家将这些创作称为“新新闻报道”或“非虚构写作”。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也开始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迅速变化，很像美国的六十年代，文学界也不约而同地掀起了一股“非虚构写作”的风潮，例如《北京文学》 杂志发起的“新体验小说”，还有人推出的“新新闻小说”等等，一些作家、批评家和文学编辑号召写作重新回归现实，关注并介入当下生活。我作为组织者之一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 《新体验小说：作家重新卷入历史的一种方式》。(见 《北京文学》1994年第8期)在文章中我曾预言：“‘新体验小说’　发起和倡导的真正意义绝不是在于建立或提出某种标新立异的主义或口号，而在于唤起作家对社会的良知，对人类生存处境的关注以及对历史的积极的创造精神。……也许若干年后，　‘新体验小说’这个名称会渐渐消失，但是它所倡导的正视现实的叙事精神将成为中国当代小说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将近二十年过去了，回想那个时期，留下来的一个最大收获就是毕淑敏的《预约死亡》，这部非虚构小说对当时还是新生事物的“临终关怀”的亲历性描述，对生命和尊严的体察与弘扬，至今让我感动。它不光成就了一个优秀的作家，也可以说为后来的“非虚构写作”奠定了基础和方向。

　　当然，今天的“非虚构写作”范围更加广泛了，它囊括了社会评论、调查访问、回忆录和报告文学等等。使“非虚构写作”形成了包罗万象的格局，也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众多的读者的关注。而2010年 《人民文学》 杂志推出梁鸿的 《中国在梁庄》 无疑是“非虚构写作”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后便是慕容雪村的 《中国，少了一味药》。这两部作品的产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作家主动自觉地切入到一个领域，并且给我们带来了写作的惊喜。梁鸿回到自己的故乡梁庄，对曾经熟悉而现在变得陌生的故地进行重新的认识和发现；　慕容雪村则是走进一个陌生的世界，一个传销集团内，以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体验并揭示了一个愚昧、黑暗、疯狂的世界。我发现这两个作者都有一个与传统作家不同的写作身份：前者是文学批评家、大学教授，以研究现当代作家和文学思潮见长；　后者是网络写手，曾出版过著名的网络小说 《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慕容雪村从写作伊始便与传统作家划清了界线，他深知读者的重要性，了解他们更关心什么？他曾说过：“文学就是要表现真实，引发读者思考。作家不应该是喇叭、鹦鹉。” (见 《广州日报》2012年7月23日)而梁鸿作为批评家，熟知世界与中国的文学历史，她也了解当前的传统作家所面临的现实困惑和内心的弱点。她曾在一篇创作谈中写道：“当代作家可能太过自恋，每一个人物都是自己思想的传声筒，迷失在艺术与审美之中，不想知道我们的民族、我们自己在这场声势浩大、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运动中究竟失去了什么，究竟要面对哪些重大的问题，而被一种虚假的历史感伤，其实，也是被一种知识分子权力丧失的失落感所支配。我曾经和一个普通的文学爱好者谈文学，他刚看完 《秦腔》 后很苦恼，让我这个专业的文学批评者说说它到底好在哪里。在和他解释的过程中，我感到了自己的苦恼，我还是喜欢 《秦腔》 的，但我发现，我所解释的 《秦腔》中的历史伤感，那一套艺术、美学原则的好是极其苍白的，没有说服力，我发现了作者的自恋，也发现了我自己、包括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和文学者的自恋。这是我们精神世界走不出去的一个很大原因。”(见 《非虚构写作的兴起》，中国作家网)

　　我非常赞赏梁鸿对自我的剖白，钦佩她对已存的文学权威的挑战的勇气，而更让我敬佩的是她的这种挑战是依据自己亲身的创作实践而建立的，因而更具有说服力。两位作家的创作和对文学的态度无疑值得我们所谓传统作家学习和借鉴。当然，我不希望所有的作家都一窝蜂地搞“非虚构”，但是我们决不能忽视这样一种创作精神，更不能忽略这种创作精神给我们的文学带来的变化和进步。

　　美国当代文学批评家雷蒙德·奥尔德曼说：　“人们开始越来越意识到一个十年在历史进程中的意义。作家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留心于历史转折点的象征价值。现在的几个十年，被人们认为如同过去的几个世纪一样，具有象征新方向的意义。”文学肯定要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是载体和工具的变化，而是更深刻的内在结构和叙事观念的变化，除非我们不再需要它，或者只是将文学当作古老的一种文化遗产，保护、品鉴和把玩。从这一点上来说，“非虚构写作”是作家经过各种文学尝试和实验之后的又一次突围，它使文学回到最初的原点——真实，然后重新出发，另辟蹊径，寻找文学未来的一个新的空间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