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长篇小说写作：现实的洞察与历史的沉思(王春林)

　　假若沿用所谓“大年”“小年”的说法来评价看待2013年的长篇小说，那么，一个确定无疑的判断即是，与上一个自然年度的同类文体相比较，2013年绝对应该被看作是一个收获颇丰的“大年”。这一年度，值得关注的长篇小说主要有贾平凹的《带灯》、韩少功的《日夜书》、徐则臣的《耶路撒冷》、李浩《镜子里的父亲》、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苏童《黄雀记》、吕新《掩面》、田耳《天体悬浮》、姚鄂梅《西门坡》、陈河《在暗夜中欢笑》、王蒙《这边风景》、乔叶《认罪书》、余华《第七天》、张浩文《绝秦书》、路内《天使坠落在哪里》、张石山《攻城》、柳营《我之深处》、张翎的《唐山大地震》、艾伟《盛夏》、弋舟《蝌蚪》、阿云嘎《满巴扎仓》、荆永鸣《北京时间》等。更具体地说，以上这些作品分别以对现实的洞察和历史的沉思而引人注目。

　　现实的洞察

　　贾平凹的《带灯》，有着堪称尖锐的现实洞察力和突出的批判性。就必然无法回避上访者这样一个群体。应该注意到，小说中的上访者之一王后生，曾经十分形象地把自己的生存处境比作被囚禁的存在。其实，又何止是那些如同王后生、王随风这样的上访者呢？那个本来因为在大矿区打工而患有严重的矽肺病，然而却硬是死要面子不肯承认的毛林，东岔沟村同样患上矽肺病的十三个农人以及他们那可怜的妻子，如同带灯、竹子这样每天忙于处理上访问题的镇政府综合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都可以被理解为这样的存在。这些方面，正可被看作是贾平凹对于社会现实的一种有力洞穿。

　　尽管曾经引起过极大的争议，但无论如何，余华《第七天》那样一种强烈“冒犯”社会现实的特质却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第七天》的确写到了当下时代许多不幸的社会事件，比如强拆、火灾、弃婴、车祸、卖肾等等，都是近年来引起公众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不仅如此，余华在小说中意欲达到的主题含蕴也值得肯定。小说的亡灵叙事与凄惨故事结合在一起，作家对于当下现实带有强烈批判性主题含蕴，自然也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作为一部旨在思考表现一代知青命运的长篇小说，韩少功《日夜书》的引人注目处突出地体现为对“后知青”时代知青不幸遭际的真切艺术呈示。韩少功整部小说的叙事不仅不断地游走于过去与当下之间，关注重心在过去的知青岁月，更在当下的所谓“后知青”岁月。通过当年那些知青们在“后知青”时代命运遭际的展示，最终完成了对于一代知青所面临精神困境的呈现与诘问。

　　陈河的《在暗夜中欢笑》既是一部爱情小说，更是一部社会小说。根本特点体现为对海外华人艰难生存处境的真实描摹与再现。尽管李布、二麦头、彭三城等人的现实遭遇都足称艰难，但最具代表性的，恐怕却是女主人公柳银犁。身为一位天生娇弱的女性，却和自己在国外打黑工的丈夫孙赛跑一起，被迫做起了“包送”的人头生意：“谁能想到，在她出国之后，还会在人生的暗道上越走越暗，最后走上了黑道。整天围绕在偷渡、绑架、越境等事情之中。”正因为以如此一种见不得光的暗无天日的方式在他国努力挣扎着讨生活，所以柳银犁在与李布真心相爱之后，才强烈地盼望着能够借助李布的力量摆脱自己的生存困境，同时也实现一种自我精神的救赎。没想到，李布却被一种家庭责任感牢牢束缚，柳银犁的希望最终无奈落空。在李布这里看不到任何希望，实在无路可走的柳银犁最终投入了彭三城的怀抱，后来干脆就跟着彭三城跑到了更加遥远的非洲。从根本上说，她的一切违心行为，都是为艰难的生存困境所迫万般无奈的结果。

　　历史的沉思

　　2013年长篇小说写作的另一个基本维度，就是对于历史的勘探与沉思。

　　青年作家李浩那部《镜子里的父亲》在这一方面可谓极具代表性。李浩的书写重点，通过对叙述者“我”的家族成员尤其是父亲的苦难命运的描写与展示，李浩把这段历史所具有的那样一种荒诞、吊诡、邪恶、盲目的反人性本质淋漓尽致地凸显在了广大读者面前。

　　乔叶的《认罪书》，也同样以对历史的沉思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作家对于当代所进行的反思性描写，应该被看作是小说思想艺术上最成功的一个部分。其中一个令人过目难忘的艺术场景，就是有钟潮现场参与的造反派头头王爱国对于梅好进行的那场惨无人道的残酷折磨。王爱国所设想出的凌辱“绝招”就是，在当众剥掉梅好的衣服之后，用毛笔在她美丽的胴体上写字。“身体”、“毛笔”、“书写”，这样的一个细节其中象征隐喻意味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是堂而皇之的行动，一方面是不可告人的卑劣人性，二者就这样被乔叶巧妙地编织到了一起。在有力揭示历史残酷的同时，王爱国的变态人性也得到了可谓是淋漓尽致的艺术表现。

　　对于中国现代历史进行的艺术反思，是吕新长篇小说《掩面》的根本特质所在。借助于这些主人公的叙述话语，作家意欲实现的是对于历史本身的艺术勘探与追问。这些叙述者均属于立场特别坚定者，他们的叙事话语充满着对于事业的忠诚，洋溢出的是一种自豪感。但在这些叙事话语中，往往会在无意间留下很多自相矛盾自我解构的话语缝隙。吕新的值得肯定处，就在于他极敏锐地洞察并抓住了这些叙事话语中出现的缝隙，利用这些缝隙不动声色地实现了对于现实的一种解构式理性沉思。这些自相矛盾的话语缝隙，与主人公的立场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一种鲜明的悖反效应。两相对照，吕新小说自然也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艺术反讽意味。这正可以被看作是吕新《掩面》艺术原创性的一个重要层面。

　　以陕西现代历史上一场真实的大灾难为故事原型的张浩文的《绝秦书》，也是一部不容忽视的优秀长篇小说。与一般意义上的灾难叙事相比较，张浩文最具个性化的一种艺术处理方式，却是并没有就灾难写灾难，没有完全局限在灾难内部，而是在更为阔大的叙事时空内探究追问中国乡村社会的存在境况，思考表现中国人的生存与精神困境。这种处理方式，或许正可以被视为作家对于惯常灾难叙事模式的一种艺术突破，也应被看作是《绝秦书》更深刻的思想意旨所在。

　　小说的最突出成就，就是塑造了周克文这样一位怀抱坚定文化理想的文化英雄形象。周克文的文化英雄气质，最集中地表现在大饥馑之际拼全力赈济灾民的行为当中。面对着越来越严重的大饥馑，周克文出手赈灾，本意是要借此而张扬所谓的本土文化道统，没想到的是，他念念不忘的文化道统，在那些早已饥饿到忘乎所以的饥民眼里根本就一文不值。就这样，周克文最终成为一个极具悲壮色彩的文化英雄形象。通过如此一种悲剧性结局，张浩文所思考表现的，既是中国文化难以逃脱的一种艰难困境，也是中国人的一种精神困境。

　　由以上分析可知，2013年的长篇小说，的确在现实的批判与历史的沉思这两个方面取得了相当骄人的写作成绩。不能忽略的，是现实和历史之间的转换问题。这就意味着，当下的现实也会变成既往的历史，而既往的历史却也曾经是当下的现实。一句话，怎样在深入体察人性的前提下，运用恰切的艺术表现方式把自己对于现实和历史的独到认识和体会表达出来，方才应该是中国作家在长篇小说这一文体的写作上未来的根本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