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丝”与周氏兄弟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语丝》周刊于1924年11月创刊于北京，围绕着《语丝》周刊聚集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作者，他们定期聚餐，形成了著名的“语丝社”，然后有了著名的“语丝派”文学。从《语丝》的历史来看，周氏兄弟在《语丝》的创刊及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是《语丝》的核心。

　　众所周知，周氏兄弟早在1923年7月因至今不明的复杂原因而“失和”，从此，西长庚，东启明，兄弟二人不再来往，为何他们会在《语丝》时期再次合作？他们在这一时期又有哪些分歧？

　　打虎亲兄弟

　　说起来，《语丝》的创刊与周氏兄弟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语丝》创刊之前，鲁迅、周作人的稿子经常发表在《晨报副刊》上。当时孙伏园是《晨报副刊》的编辑，经常约鲁迅、周作人的稿子，但兄弟二人的稿子不符合《晨报》主人的口味，先是周作人的《徐文长故事》触犯了《晨报》主人的忌讳而被禁止续载，后来鲁迅的打油诗《我的失恋》被新从欧洲留学回来的刘勉己抽掉，这一事件导致孙伏园愤而辞职。然后孙伏园提议创办一个新的刊物，周氏兄弟自然答应。由此可见，《语丝》的创办与当时北京文人圈子之间的矛盾冲突有关，且这种矛盾冲突一直贯穿于《语丝》发展的全过程。周作人在《发刊词》中声称：“我们几个人发起这个周刊，并没有什么野心和奢望。我们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闷，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句话，所以创刊这张小报，作自由发表的地方。”他们对当时枯燥、沉闷的思想界表示不满，要反抗来自主流文化界的压迫，要发表自己所要说的话，表现出一种另类的姿态。

　　“语丝社”是一个自由主义文人的社团，诚如他们在《发刊词》中所言：“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他们出于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来对社会上的不良风气进行批判，批判的对象既包括当时的政府及政治人物，也包括当时与政府站在一起的主流知识分子。对此，鲁迅曾有明确的说明：“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可以说，也是‘语丝派’一种几乎共同的态度。”周作人、鲁迅对“语丝”态度的阐释是相同的，这一方面说明他们俩在创刊《语丝》方面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又说明《语丝》具有明确的办刊目标。正因如此，《语丝》自创刊就一直承受着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它在北京虽然逃过了段祺瑞及其“巴儿狗”的撕裂，但终究被张作霖所查禁。在鲁迅担任编辑之后，“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浙江当局的禁止，还招了创造社式‘革命文学’家的拼命的围攻。”而正是在历次的战斗中，兄弟俩表现出很好的默契，他们密切合作，互相呼应，以笔为武器，与以陈西滢为代表的现代评论派、以章士钊为代表的保守派、以段祺瑞为代表的专制政府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些斗争集中表现在他们所写的一系列的杂文中。

　　兄弟间的合而不同

　　在父亲因病去世后，鲁迅作为家中长子承担着抚养弟弟的责任。在这方面，应该说鲁迅做得非常好。鲁迅到南京求学，周作人跟着到了南京；鲁迅到日本，周作人也跟着到了日本。这一时期兄弟之间感情怡怡，堪称楷模，这在他们的书信、日记之中都有所记载。然而，尽管是一母同胞，他们之间无论是在性格方面还是在思维方式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这使得他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既有合作，又有分歧。

　　尽管周作人早期也写过一些尖锐犀利、充满战斗性的文章，但从整体上来看，其性格中妥协、中庸的一面占上风，这在其后期的思想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周作人提倡宽容，“我觉得中国现在最切要的是宽容思想的养成。……我相信西洋近代文明之精神只是宽容。”他主张，《语丝》上发表的文章“唯一的条件是大胆与诚意，或如洋绅士所高唱的所谓‘费厄泼赖’(fair play：公平竞争，编者注)”。然而，现实却和他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在他提出“费厄泼赖”的第5天，即1925年11月28日，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奉倒段”运动，最终导致段祺瑞逃之夭夭，教育总长章士钊下台，女师大校长杨荫榆被撤职，周作人在11月30日写了《失题》一文，进一步提倡“费厄泼赖”，“到了现在，段君既将复归于禅，不再为我辈法王，就没有再加以批评之必要，况且‘打落水狗’(吾乡方言，即‘打死老虎’之意)也是不大好的事……一旦树倒胡狲散，更从哪里去找这班散的，况且在平地上追赶胡狲，也有点无聊，卑劣”。周作人不“打落水狗”的主张得到林语堂的公开支持，他认为“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针对周作人的宽容、“费厄泼赖”的主张，鲁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鲁迅在《我来说“持中”的真相》中指出，所谓“持中”，就是“骑墙”、“随风倒”，对周作人提倡的宽容、中庸进行了批判。在1925年年底，鲁迅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提出与周作人针锋相对的观点。事实证明，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鲁迅的观点是正确的。周作人也曾在鲁迅的影响下、在严酷的社会现实压力下一度改变自己的观点，在“三一八”事件后，周作人连续写了《论并非睚眦之仇》《我们的闲话(二十七)》等对“巴儿狗”进行声讨；“四一二”事件后，他写了许多杂文、短评对国民党政府的清党屠杀行为进行批判。林语堂也在鲁迅的影响下改变了自己的错误看法，在“三一八”以后画了《鲁迅先生打巴儿狗图》，还写了《讨狗檄文》《打狗释疑》《“发微”和“告密”》等，“我益发信仰鲁迅先生‘凡是狗必先打落水里而又从而打之’之话”。正因兄弟二人在“三一八”事件中的突出表现，他们一起上了当时政府的黑名单。

　　尽管在鲁迅的影响下周作人的反抗思想有所恢复，但最终他还是趋于中庸，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其思想渐趋消沉，他宣布从此以后“决定不再谈时事”，“拟改为隐逸，食粟而已”。接着他又写了《闭户读书论》，声称要“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而最好的办法是“闭户读书”。1930年5月，他在北京创刊《骆驼草》周刊，专谈草木虫鱼；1932年出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正式张起“言志派”散文的旗帜。到1937年后，他倒向日本人的怀抱，成为汪伪政府的官员，这些选择都与其中庸、妥协的性格有关，自然也成为其人生的污点。

　　作为“语丝社”的核心，鲁迅和周作人不同的思想行为必然会对其他成员产生影响；加之“语丝社”成员都是一些具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们性格各异，因此，“社员”之间的思想不同，在某些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也就实属正常，诚如鲁迅所说：“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当有共同的现实反抗目标时，他们有共同的思想及行为，但他们的终极目的是不一样的，因此，“语丝社”成员发生分化也就很正常。“语丝社”成员之间的分化最终导致《语丝》刊物的变化，“但《语丝》本身，却确实也在消沉下去。一是对于社会现象的批评几乎绝无，连这一类的投稿也少有，二是所余的几个较久的撰稿者，这时又少了几个了”。由此可见，外在的社会压力是导致《语丝》停刊的外部原因，而其内部成员尤其是鲁迅与周作人之间的矛盾与分化则是导致其停刊的内部原因。

　　任意而谈的语丝文体风格

　　“语丝”这个莫名其妙的名字的来历，据说“是有几个人，任意取一本书，将书任意翻开，用指头点下去，那被点到的字，便是名称”。《语丝》的这种取名方式与其文体风格之间具有密切联系，“任意”二字一方面表现出他们一种任性的人生姿态、自由的思想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一种不受拘束、自由创新的文体风格。

　　《语丝》上刊载的文章以杂文、散文为主，小说等其他文体为辅。杂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出现于五四时期。在五四时期，《新青年》开设“随感录”栏目，发表鲁迅、陈独秀等人的杂文。这一传统在《语丝》这儿得到了继承与发扬。《语丝》创刊号上就刊登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的杂文创作，第2期就开设“随感录”栏目，一直到停刊前两期才停止，几乎贯穿了刊物的始终。第7期开设“我们的闲话”，专门发表“语丝派”成员的杂文；第102期开设“大家的闲话”，专门登载读者的杂文，此外，还设有“闲话集成”、“闲话拾遗”等栏目。从这一点上来说，《语丝》与《新青年》之间具有血缘上的传承关系，这不仅表现在栏目的设置上，而且表现在其内在精神的传承上，即对自由的追求、对黑暗现象的批判、对权力意志的反抗。

　　尽管周作人相信《语丝》没有什么文体，但作为同人刊物，《语丝》有明确的目标方向，遂产生了一种“文以类聚”的效应，他们在不经意中形成了一种特色，“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许多研究者大多只引前半句来概括说明语丝的文体风格，而常常忽视了后半句。实际上，鲁迅的这段话既说明了“语丝社”成员思想态度的二重性，又说明了“语丝派”文体风格的多样性。

　　《语丝》上发表的杂文虽然形成了一致的风格，但若仔细来考察，则会发现《语丝》上面所发表的文章大致可分成两种不同的文体风格：一是以趣味、含蓄为主；二是以深刻、犀利见长。前者以周作人为代表，后者以鲁迅为代表。这只要将二人的代表性作品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即可发现。在“三一八”事件之后，鲁迅和周作人都写了纪念文章，鲁迅写了《记念刘和珍君》，周作人写了《关于三一八的死者》。鲁迅的文章表现出强烈的愤懑，对段祺瑞政府、对某些流言家进行激烈的批评，对刘和珍等爱国学生表现出强烈的爱，可谓爱憎分明，其“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成为广为流传的名言；周作人的文章虽然也表现出愤怒与不满，但他尽力抑制自己的感情，冷静思考，这在他给刘和珍、杨德群所写的挽联中可以看出——“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闾，亲朋盼信。活着又怎么着，无非多经几番枪声惊耳，弹雨淋头。”——挽联中呈现出来的多是无奈与嘲讽。周作人善于在叙事、抒情、写景状物中广征博引，把与题目内容有关的故事、传说、史料、掌故、轶闻等纳入文中，通过妥当的剪裁和安排，将其融为一体，集趣味性和知识性于一体；而鲁迅则善于通过一件事来深入剖析，或将几件事罗列在一起来发掘其内在的一致，其目的不是为了趣味，而是要透过现象发现其内在的本质，达到一针见血、一刀致命的目的。

　　综上所述，在“语丝”时期，鲁迅与周作人之间的手足之情、其共同的反抗思想使他们在“失和”之后再次合作，从而成就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语丝派”文学；而他们之间性格及思想上的差异又使他们合而不同，对某些重要问题表现出不同的观点，从而形成了“语丝”两种不同的文体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