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韩书力：藏地40年的思与悟

　　韩书力， 1948年生于北京，画家。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1973年进入西藏从事美术工作至今，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美协理事、西藏文联名誉主席、西藏美协主席等。作品有《圣山神湖之间》、连环画《邦锦美朵》、中国画《小鸟》等。著有《西藏艺术雕刻卷》《西藏艺术集萃》《韩书力画集》《韩书力绘画集》《韩书力布面重彩画》等。

　　有时候我会觉得，每个人都像一片叶子，还站在枝桠上的时候谁都不知道最后要落在哪里。一阵风，一只鸟，都会改变它的轨迹。它也无从得知，这一路上将遇到些什么。画家韩书力与西藏，就是这样的一种相遇。

　　入藏：从白山黑水到青藏高原

　　1973年，还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劳动的知识青年韩书力回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看望老师和同学，有同学随口问他，西藏展览馆想从附中借几个人去搞展览，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去。当时他只从黑白电影和才旦卓玛的歌声里知道一点西藏，但他一口就答应了。同学问，真想去？他答，真想去。

　　现在想起来，他说当时去西藏就是年轻的冲动和迷惘促成的，只觉得西藏很美，能有个地方画画比什么都强。对高寒、缺氧这些通通没有概念，也意识不到个人的存在。就这样，韩书力去西藏了。到拉萨没一个礼拜，按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领导安排他们深入农区和牧区。这一走，他就走了17个县，画了一批人物和风景的速写。

　　一晃七八个月过去，他迷上了西藏，觉得那里的山川田野很有气势，藏族同胞的形象非常入画，这些对一个刚刚开了眼界的年轻画家来说是弥足珍贵的。所以，他决定留在西藏。开始办手续，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一看，这个小伙子要去的是一个比东北更艰苦的地方，就同意了。1975年，韩书力正式调入西藏展览馆，做了一个普普通通的美工。

　　那时候，拉萨流行的也是蓝色和绿色，整个拉萨见不到几个穿藏装的人。偶尔赶上节庆，街上走动着穿民族服装的藏族同胞，他就跟在人家后面到处溜达，要求给人家画个素描写生。他甚至愿意把本来就不够吃的午饭分给“模特”一半。如此，再加上扎实的美术功底，韩书力的画很快就在西藏美术界冒了出来。

　　上世纪80年代，韩书力回到中央美术学院进修，这次离开西藏让他有了一次远距离观察和思考的机会。这次的思考包含两重意思，一是对自己的思考——究竟是留在北京教书，还是重新回到西藏去。另一个思考则是关于西藏美术发展的，在系统学习了中国美术史和世界美术史课程后，他开始琢磨——西藏美术、西藏传统绘画、雕塑艺术在中国美术长河里处于什么位置，在世界美术长河中又处于什么位置。对西藏艺术的兴趣逐渐压倒了对自己未来的设计，其实，他也隐隐觉得，在西藏这块土地上自己多少可以做点事情。

　　1983年，韩书力回到拉萨担任西藏美协秘书长，他想在全藏范围内开展田野考察，对西藏民间艺术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这一想法最终变成了1985年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西藏民间雕刻展，这次展览也是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的一次献礼展。为了筹备展览，他带着四五个人租了一辆车跑遍了西藏，包括当时罕有人至的阿里地区。在古格王朝遗址，很多只在典籍上出现过的雕刻、壁画活生生地呈现在眼前；从藏民家里收集的石雕、木雕、泥雕和金铜雕塑等，更是让大家对西藏民间雕刻艺术有了直观的认知。这次进京展览在美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后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将其结集出版为《西藏艺术画册》，包含绘画集、雕刻集和民间艺术集。整个美术界对西藏民间艺术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些提升体现在宗教、文化、审美、人文等各个层面。

　　汉藏文化的碰撞：善取不如善舍

　　在西藏大范围考察的这段时间，也对韩书力日后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那些原始生动的素材在他的大脑里挥之不去，逼迫他一遍遍反刍、吸收、借鉴、沉淀、升华，最终在画布上得到呈现。这些也基本构成了他早期创作的布面重彩的主要题材和艺术风格。1988年，他在巴黎和台北举办个展，展览了30多幅布面重彩，作品在艺术形式上主要借鉴了唐卡的一些元素。回想起那段经历，他将上世纪80年代定义为考察和吸收的阶段，用他自己的话说，有生吞活剥，也有变成自己血肉的东西，但总体来说，大半作品在他今天看来还比较幼稚。

　　他更看重的是之后的10年，《喜马拉雅》《佛之戒》《香格里拉》等作品都是在那段时间创作完成的。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韩书力开始对西藏的传统文化艺术、藏民族的宗教信仰、社会价值取向、人生终极目标等有了更深入的触摸和感悟。他笑称，自己从一个“外来户”开始向藏人转变。表现在创作上，进入了一个比较成熟、自信的阶段，在画什么和怎么画上开始有新的想法。所以，那个时期他的作品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画藏民背水、磕长头这些场景，不再满足于花花绿绿的色彩运用，他尝试着淡化这些属于西藏文化的标识符号，更关注西藏人的真善美，他们虔诚朴素的自然观、宗教观、人生观等，这些在他看来更接近西藏文化的本质部分。他说，“创作其实是一个不断修正的过程，看书、展览、出访、反馈，都会影响一个有感觉、有敏感度的画家，折射到他的作品中，会有意无意修正他的创作。我不再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知道了自己的局限性，也更清楚自己应该表现什么以及如何表现这些题材。这也使我获得了幸福感和满足感。想到并且能做到，就是一种幸福。”

　　2000年之后，他逐渐明晰了这样一个观念——善取不如善舍。在博杂的吸纳之后，他意识到做减法对个人创作更有意义，也更耗费气力。这句话被刻在印章上，落在他许多画的题款处。玛尼石刻、寺院经版、民间石刻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在他的艺术实验里，从材料到手法，他跳脱、挣扎出既有的框框，创作出一批自由散淡的画作。

　　2013年9月，“韩书力进藏40年绘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展，展览共展出画家创作的90余幅作品。其中有上世纪70年代创作的中国画《毛主席派人来》，有获得全国美展金质奖的连环画《邦锦美朵》(选页)，有黑底藏纸宣纸水墨系列作品，也有画家几十年间不曾间断的织锦贴绘作品，以及脱胎于藏地唐卡绘画的西藏布面重彩绘画。这些作品充溢着哲理思辨、对现实生活的深入体认和独具个性特征的审美表现。而这些，韩书力认为都是缘于汉藏两种文化的交汇与碰撞，这使他具有了单一文化背景下的艺术家难以具有的眼光，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品格。

　　西藏画派的领军人物

　　这时的韩书力已经被看作是西藏画派的领军人物了，在他的指导帮助下，西藏地区涌现出巴马扎西、阿旺扎巴、拉巴次仁、德珍等一批优秀的中青年画家，他们频频在国内外举办个展，与西藏绘画艺术一起为世界所接纳和熟知。至今，许多藏族画家都还记得他们首次在新加坡亮相的情景。在那次西藏当代艺术展上，他们的许多画作第一次与新加坡观众见面，西藏当代艺术样式、当代绘画风貌原原本本得到呈现，引起轰动。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韩书力说，自己只是为他们铺铺路、搭搭桥罢了。正因如此，2011年西藏和平解放60年时，韩书力被评选为60位感动西藏人物之一。此后，中国美协对他坚守西藏40年，为西藏美术事业、文化事业的发展与传播所作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赞扬，并在全国美术界进行表彰。

　　我问，你都为他们做了什么？他摆摆手说，我们是互帮互学啊，与其说他们是我的学生，倒不如说是朋友。于是，他岔开话题开始讲与西藏有关的故事，物质的贫穷、精神的富足、信仰的笃定……这些品格打动了他，于是，希望有更多人了解这片土地上人民的品格、艺术的才华、灿烂的文化。

　　韩书力的周边聚拢起一拨又一拨喜欢艺术的藏族同胞，他们交流对绘画对文化对艺术的看法，也探讨宗教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他纠正这些年轻人的有偏颇的看法，有时候会被反驳，他聆听，然后进一步阐释，直到彼此能接纳。他一直觉得，这是一个互相吸引、提升的过程，据他自己说，到目前为止他的藏语都不过关，正是在这些朋友的帮助下才得以同许多藏民和高僧大德进行交流。

　　这五六年，韩书力自己的创作开始减少，他把更多精力放到了发展西藏当代绘画艺术上。他敏锐地察觉到，新崛起的这些西藏年轻画家已经逐渐走出“神本主义”的框架，开始向“人本主义”转身，而这对西藏绘画艺术来说，恰恰是极为宝贵并且富有当代性的一点。所以，他愿意在这方面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同时，他又带领藏族艺术家开始创作百幅新唐卡，探索如何用唐卡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表现新的主题。当然，他比任何人都更警惕概念化、宣讲化的创作倾向，“唯唐”、“唯美”、“唯新”是一开始就定下的基调和原则，保证艺术品质比任何问题都更重要。眼下，这个浩大的工程还差7张就要完成，这也是整个西藏地区唐卡艺术家艺术功力的一次集中展现。他觉得，在这个年纪做这样的事情比自己从事创作更有价值。

　　这种比较也是西藏生活带给他的启迪。进入藏地的40年，在那样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人总会不时地思考，怎样利用时间和生命才是最有效、最有意义的。他在这片土地上领悟最深的一点，便是人生无常。年轻时候，总觉得自己有大把大把的时间，随着年岁渐长，才明白能在一辈子里干的事儿实在太少，值得回味的事儿就更少之又少。他常问自己，来这个高寒缺氧的地方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促使他有计划性地安排、使用时间，摈弃无谓的干扰和困惑，让有限的时间变得丰厚。

　　或许，用他自己在文集《西藏走笔四十年》的自序中写到的一段话来概括是妥当的，他写道，“我不是记者，我只能算是近40年西藏历史进程的经历者与见证者；我不是作家，我只是以美术从业人的眼光来认知与判断西藏文化；我不是西藏人，我只是自愿加盟并最后成为西藏文化之旅的一分子。”

　　一片叶子搭着一阵风无意间飞入藏地，谁也未曾料想，多年之后，这里竟会生长出这么多蓬蓬勃勃的新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