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数从民国起至今的除夕花街：文革十年仍办六次

　　1965年，广州的除夕花市 　2011年，广州人行花街看烟花 　2007年，广州的天河花市 　1961年，外国人在广州花市拍电影

清朝外销“通草画”中的街头卖花情形

民国期间广州，喜欢戴礼帽的街坊在行花街

　　行花街，在广州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对老广州人而言，行花街是挥之不去的记忆；

　　叶春生教授至今仍清楚记得他57年前花市“卖懒”的往事，而素馨和茉莉是他童年花街的美丽点缀；

　　难以想像的是，抗战时期，天天有日本飞机在天上飞，随时可能扔炸弹，但广州人还是照常逛他们的花市、买他们的花……

　　57年前，叶春生第一次花市上“卖懒”

　　“花市是广州的一张名片。”叶春生第一次行花街，是57年前的事了。

　　16岁那年，叶春生随家人来到广州。他在广州度过的第一个春节，便是陪家人走在年三十的花市上“卖懒”。

　　“卖懒，卖到年卅晚，人懒我唔懒！”这是老广州耳熟能详的俗语。意思是到了年三十，小孩子们不能赖床，要穿着新装到大街上“以懒换勤”，把懒洋洋的习气都卖掉，买得勤来好读书。

　　就是这一次，让之前从未逛过花市的他，深深地被花市里的繁华所吸引。自此，他几乎年年都逛花市。多年后，叶春生成为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中山大学中文系的教授。

　　据叶春生教授介绍，古时候，珠江南岸有专事花卉买卖的花农，最早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南汉时期。广州最古老的花市摆在现在海珠区的庄头村，当时庄头就是以种素馨花著名的，被称为“花田”。

　　卖花的地点有七个，都是老城的城门。河南的花农采集了鲜花，运到五仙门码头卖，所以当时那里又被称为“花渡头”。

　　在叶春生的记忆中，旧时的广州花市大多卖素馨和茉莉两种花，且以素馨最为普遍。素馨花是广州花卉史上最早出现较大面积种植的品种，素馨花在清代成为广州产量最大的鲜花。

　　“这两种花香味浓烈，在百花中尤为夺人。”他对羊城晚报记者说，花市众芳里，广州人最注重的是年桔和桃花，“年桔就相当于西方人的圣诞树”。

　　即使日军飞机扔炸弹，照样行花街

　　当时的民营报刊《国华报》则指出，花市看似繁荣的背后却“可见民穷财尽之一斑”，而花农生意亏损的最大原因乃是各行生意冷淡、整体经济环境不景气造成的。

　　广州《民国日报》自该年一月下旬起，在经济新闻版面连续刊登系列“年度盘点”：《一年来广州各商业概况》。

　　在这十数篇涉及衣食住行、金融典当各方面的报道中，“亏损”、“不景”等字眼在结论中比比皆是，惟军衣制服这些与军政相关的小类别经营景况还算良好。

　　有趣的是，这一年新春的报刊上充斥着呼吁废除农历新年、革新春节风俗的文章。论据上达天文下至地理，从地球公转讲到利市逗来，却丝毫没有质疑上百年的花市。

　　时至抗战，广州仍旧举办“除夕花市”。有时人回忆，那时天天有日本飞机在天上飞，随时有扔炸弹的可能，但市民还是照常逛他们的花市、买他们的花。

　　有一次，突然响起了警报，但是人们没有惊慌地四处逃跑，仍优哉游哉地继续挑花。由此可见广州人的淡定。

　　1938年秋，广州沦陷，桨栏路没有被战火波及，这年花市照开。在沦陷七年间，日本人对花市风俗没有干涉，花市并无一年间断。

　　1960年，江青戴口罩西湖路行花街

　　1950年，新政府在桨栏路恢复了内战后的第一个“除夕花市”，当时仅有几十档。1951年，恢复永汉路(现北京路)年宵花市。1956年，桨栏路花市迁到太平路(今人民南路)，同时，永汉路花市正式迁至教育路。

　　1958年，第一次新增花市，设在“河南”同福西路。到了60年代初，分区设花市越来越多，分别在教育南、惠福东、西湖路设置中心花市，还有东川路、滨江路、多宝路等。

　　“许多外省人对于广州的认识，就是从秦牧先生的《花城》中来的。”叶春生对羊城晚报记者说。

　　《花城》写于60年代，正是众多外省人，特别是高级干部了解广州花市的时候。朱德、董必武、谢觉哉、贺龙、陈毅、郭沫若曾先后游览广州花市，江青也不例外。

　　据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欧初回忆，江青曾在1960年临近春节的一个晚上突然提出要去参观花市。为此，他们特意安排西湖路花市附近的一家银行二楼，供其更衣、休息。

　　待江青乘车到银行，换上不显眼的服装，并戴上口罩，再陪同步行到花市。除随身卫士外，现场更布置便衣警卫。然而，江青到花市现场后，看了很短时间便离开了。

　　1966年堪称花市历史上的“奇葩”。时值“文革”的第一个春节，突出政治成为传统民俗的首要任务。

　　花市的牌楼上写着“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而奋斗”；装饰用鲜花砌成的“将革命进行到底”；长两米、高一米七的大型盆景是“狼牙山五壮士”；多个品种桔果嫁接则表现“大团结”；还有红军过雪山、非洲人民革命斗争为题材的盆景……

　　花市本按惯例只开3天，但这年花市也“大跃进”，开了8天。

　　“文革”十年间，仍举办了六次花市

　　1967年初，报刊上再次讨论新春风俗革新，要求“破除封建流毒、过革命化春节”。这一次，花市首当其冲，避无可避。

　　在广州市档案馆里有两份当年的文件：一份是《关于一九六七年不举办花市问题的请示》批复，其中省委明确不举办花市；另一份是1972年1月22日的广州市革命委员会文件《关于春节期间不搞花市及禁止农民进城销售花木的通知》，把办花市和销售花木与“过革命化的春节”视同对立。

　　那时，取消假期、花市，取消不了几千年的民俗。除夕前几天，黄沙至芳村渡船人头涌涌，从芳村回来的人个个手拿鲜花，喜气洋洋。城内，冬菇、云耳类副食，糖果、香烟、腊味、煎堆、油角等应节年货纷纷摆上货架，虽然要凭票，仍然人来人往。

　　但在“文革”十年间，仍然有六次花市举办。一份1969年2月的绝密文件材料，显示了当年春节花市的盛况：

　　“郊区及附近各县的花农陆续进城卖花，到昨日已达到高潮。据初步统计，摆卖花档达815个，进城花农达3550多人。摆卖花档和参观群众都比较拥挤，尤其是荔湾区，共摆有花档750个，花农3470人。

　　原来指定的摆卖地点光明中路光明南路已摆放不下，现已摆出浆栏路二十多公尺。从昨晚情况看，全市前往买花或参观的群众达85000人多人，其中荔湾区近6万人，越秀区2万余人。”

　　在更多时候，新年买花和养花都成了不得不偷偷摸摸的事情了。

　　说书艺人颜志图清晰地记得1972年的除夕，“我跟众人一样来到北京路西湖路附近，虽然明知道没有花市，还是去那里走一走。我看见很多市民很惆怅”。他回忆道：“也有些花农悄悄地拿两只木桶浸着花去卖，检查队一来他们就赶快逃走。”

　　1973年，花市得以恢复。

　　改革开放后花贵了，传统花卉不吃香

　　2005年，西湖路花市再次让老广州人感到怅然若失。这一年，越秀区与原东山区合并，有提议把西湖路中心花市迁到大沙头。这成为广州并区之后，第一个为老城区居民热论不已的话题。

　　事实上，更多的变化正发生在那些年我们一起行的花街上。

　　“以前的花都很便宜的，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不等，年桔也就二三十块。改革开放之后，花价成倍增长，一盆年桔都要上百到几百。而且市场的结构和经营方式也发生了改变，除了引进不同花种，花市上还搭卖科技产品、气球玩具等等。”

　　这是叶春生对近年来花市变化的最大感觉。“民俗从生活中来，也会随着生活而发展。”叶春生认为，变化的只是内容，行花街所蕴涵的辞旧迎新之意未变。

　　1980年后，花架上也由往年传统的桃花、柑桔、水仙、菊花到现在的蝴蝶兰、猪笼草、五代同堂、郁金香、富贵鸟以及各种水培花卉。曾在花市中充当过主角的吊钟花、素馨花不再光彩夺目。

　　1987年，广州花市上就曾出现郁金香热，一盆郁金香售价8元。当年，一个普通广州工人的月收入约200元。

　　花街内容变了，没有花市就不是广州

　　1992年，除夕花市档口实施公开招标，分为鲜花档、桃花档、盆桔档、工艺品档等。毛公仔、塑料风车、工艺品开始大举占领花街市场，年花不再在花街唱“主角”。

　　专卖公仔和潮流玩意的档口，卖主多是新生代。势头甚猛的工艺品逐渐与之分庭抗礼，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以2006年为例，天河花市设置了美食街、金鱼街、精品街、盆花街和鲜花街，其中精品档有300多个，盆花档则是200个左右。

　　西湖路花市，也专门开辟了一条“精品街”，以学生档主居多。荔湾路上的花市，半是鲜花档，半是精品档。

　　2010年，“迎春花市”被列入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花市的不景气，让亏本的花农、花商萌发不办花市的想法。

　　“其实只要与时俱进，花市肯定是能办下去的。去年是兔年，花市上还有卖小兔子的，小孩子拿着气球你追我赶，很热闹的。”这两年逛花市的时候，叶春生为见到很多年轻人而感到高兴，在他们身上看到传统的另一种延续。

　　“只要跟上时代的步伐，我们就能留住广州的这一张名片。没有花市就不是广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