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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小镇》:“我想你们能猜到那是关于什么”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1月16日10:21 来源:北京日报 周健森
  话剧《淡水小镇》剧照  话剧《淡水小镇》剧照

  台湾果陀剧场的话剧《淡水小镇》上周来京演出,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文化事件。这出话剧改编自美国剧作家桑顿·怀尔德的经典作品《我们的小镇》,在台湾演出长达25年之久,迄今已有7个演出版本。据说果陀剧场95%的经营成本要靠演出来赚取,一个“以戏养戏”的民营剧团能够将严肃名著打造成如此长寿的戏码,恐怕会让大陆民间戏剧人羡慕不已。

  演出前两天,我对该剧导演、果陀剧场创办人梁志民进行了一次专访。当时我提了一个问题:就表达层面而言,《淡水小镇》中有哪些来自于原作者,又有哪些是改编者所赋予的?梁导演当时回答说,他不太计较这个问题,因为导演和编剧的分工本就不同。看过演出之后,我才知道自己问了一个多么唐突的问题。就精神气质而言,《淡水小镇》与《我们的小镇》分明是两出截然不同的作品,尽管它们有着一模一样的戏剧结构,并且说着相似的台词。

  《我们的小镇》创作于上世纪三十年代,这部三幕话剧的重要意义之一是对现实主义戏剧传统的颠覆。从剧本的第一句话开始,怀尔德便以决绝的口吻宣告了这一点。他告诉观众,这出戏“没有帷幕。没有背景”。接下来,他安排一个定义为“舞台经理”的角色登场。这个角色贯穿全剧始终,以布道者的面目陈述剧情,其效果使得传统的观演关系转变成了讲述与倾听。

  怀尔德的反戏剧意图不仅停留在技术和形式的层面。他更像是个从事田野调查的社会学者,甚至以冰冷的字眼来命名全剧的前两幕:第一幕叫做“日常生活”,第二幕叫做“爱情与婚姻”。在第一幕 “舞台经理”喋喋不休的叙述中,充斥着大量枯燥乏味的“科学的描述”。怀尔德显然是想要描述一个平凡的典型美国式生活,而没有人为制造矛盾情节的企图,因此他在第二幕中编撰的爱情故事,看起来也毫无悬念可言。

  直至全剧进行到第三幕时,我们才真正能够发现怀尔德的用心之处——他开始谈论死亡,可是他并没有使用这个令人忌讳的字眼,只是意味深长地说:“我想你们能猜到那是关于什么。”怀尔德设置了这样一个情境:他让死去的女主人公回到童年,在人世间度过平常的一天。死者与生者的外在矛盾,对命运的已知与未知之间的内在冲突,构成了一种真正的内在戏剧张力。

  从表现形式到内在结构,《淡水小镇》基本上遵循了怀尔德在剧本中的设置,只是将剧中的发生地从虚构的美国格洛佛角,迁移到了真实存在的台湾淡水,并且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本土化改造,这种改编本身是值得赞许的。但是,在进行二度创作的过程中,改编者也有意识地剔除或篡改了原著中的核心表达,就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了。

  以怀尔德的原著而言,《我们的小镇》本身并不会呈现明显的喜剧味道。全剧从始至终都建构在一个冰冷的死亡的底色之上,无论剧中人以何等乐观积极的方式生活着,在宿命面前,其一切行动都显现出消极的效果。

  但是,在《淡水小镇》的前两幕中,所有那些灰暗而深刻的台词都被悄悄删除了,反而是在其中增添了不少充满喜感的小包袱,舞台上一片温暖光明的色调,固然显得单纯,却也有流于表面之嫌。尤其是第一幕,看起来更像是淡水的旅游观光宣传片。另外,改编者还将第二幕与第三幕两个原本独立的篇章串联在一起。这种做法使得第二幕中“爱情与婚姻”的内容得以突显出来,死亡仿佛成为婚姻的延续,并且因此不再具有震慑人心的力量,观众的解读也不得不随之发生偏移,怀尔德在原著中精心埋伏的深意却消解于无形之中。

  《我们的小镇》中的时间设定,原本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元素。原著中的剧情起始时间是1901年,人们刚刚迎来新世纪的曙光;而作品首演的时间则是1938年,全世界都被战争的硝烟所笼罩,堪称二十世纪最黑暗的时期。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部作品究竟是想在死亡的恐怖阴影下慰藉人心,还是要在悲天悯人的表象下批判现实,恐怕是难以简单辨析的。正是这种多重解读的模糊性,成就了这部作品的文学性。而在1989年首演的《淡水小镇》中,剧情的起始时间是1959年,台湾正处在传统农业化社会的夕阳之下。在这样的时空跨度中,如果说改编者最初的创作动机是带有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批判意图的话,这样的思想性也被过于浓郁的乡愁所遮蔽,蜕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怀旧情绪。从这个意义上说,《淡水小镇》更像是《我们的小镇》的商业化复制品,把一个思想深刻的严肃作品,改头换面成了相对廉价的温情脉脉的轻喜剧。

  不过,从演出的实际效果来看,观众对于这样的改造显然是买账的。我注意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原著中,怀尔德设置了一个剧中人与台下观众互动的桥段,按照原本的台词,他在这里讨论了美国社会的大众美学观念和当时人们热议的平等话题;而在《淡水小镇》的演出现场,改编者将这一段落设计成了即兴互动环节,观众现场提出的问题,竟然不过是美女与美食。这让我不由得怀疑,当我们批判当前戏剧艺术的娱乐化倾向时,也许很难简单地谴责创作者艺术底线的失守,或是抱怨观众与市场的浮躁,其真实的原因或许应当归咎于二者的共谋与暗合。至于戏剧人如何在艺术与市场之间寻求到生存的平衡之道,《淡水小镇》并没能提供一个让人满意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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