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向有底气反贪的先贤致敬

　　《大清相国》，讲述一代名相陈廷敬行走官场五十载济世救民情怀———

　　向有底气反贪的先贤致敬

　　“王岐山喜欢看书、强调制度设计，曾向下属推荐《大清相国》等书。”近日，《凤凰周刊》发表的一篇名为《王岐山脸谱》的新闻报道被广为转载，其中所提到的《大清相国》是时下的热门书籍。

　　《大清相国》讲述了一代名相陈廷敬行走官场五十余年生涯，体现他揭时弊、倡清廉、恤百姓的济世救民情怀。此书被媒体形容为“充满正能量”。2007年出版后，《大清相国》成为当当网上的常销书。近日海南日报记者采访了本书作者王跃文。

　　■ 本报记者  马珂

　　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塑造了以清代名臣陈廷敬(康熙帝的老师)为主要代表的大臣群相，反映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和行为的艰难选择，再现三百多年前的官场风云。陈廷敬，21岁中进士，他从晋身官场之日起，就同后来权倾天下的明珠、索额图恩怨难断，又遭遇徐乾学、高士奇等康熙心腹的明争暗斗。君王如虎，同僚似狼。陈廷敬如履薄冰半辈子，慢慢悟透官场秘诀，终于建功立业，名垂青史。

　　写《大清相国》 向先贤致敬

　　文化周刊：2007年《大清相国》面世后，人们就很好奇你的创作题材怎么会由现实主义官场小说转入了清代，且在当时还有此书是否属于历史小说的争议，当时您的创作动机是怎样的？ 

　　王跃文：我时而写现实题材，时而写历史题材，时而又写乡村题材，所以经常面对是否创作转型的问题。其实，所谓转型的提法是很偷懒的一种理解。好的作家必须是丰富的，题材的丰富是其重要方面。我写作《大清相国》是个例外，因为某种特殊机缘了解到这位古人，并去山西阳城皇城相府的陈廷敬故居作了考察和寻访，研读了大量历史资料。我十分敬重这位先贤，他有学养、有干才、有品格，值得后人敬仰。我写《大清相国》，最主要的目的是向这位先贤致敬。

　　当我用小说讲述这位古人的时候，也常面临一个责问：难道我们这个时代还要提倡陈腐的清官意识吗？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有些莫名其妙。时代发展到今天，人们都知道制度建设非常重要，这是常识。但是，这同效法前贤并不矛盾。

　　也有人质疑：《大清相国》是不是历史小说？当然是历史小说。中国史学界对历史小说有非常苛刻的挑剔，我是不认同的。如果按这个标准，英国希拉里·曼特尔的《狠厅》就不是历史小说。但它恰恰是非常伟大的历史小说。不管历史小说，还是现实小说，虚构是其基本特征。没有虚构，就没有小说。《大清相国》里写的主要事件都是在历史上发生过的，我把陈廷敬放在这些事件中描写，这是符合历史小说创作习惯的。比方说，康熙年间曾经钱价混乱，不法商人毁钱鬻铜从中牟利。陈廷敬提出理顺钱价方略若干，康熙皇帝十分赞同并命他“督理钱法”。

　　有时候某些专家的意见也让我非常吃惊。比如，我在小说里写到经筵进讲之后，康熙皇帝驾临文渊阁给讲官赐茶，有专家在一次作品研讨会上说文渊阁只是官名，并没有文渊阁实物一说。指出我小说所谓“硬伤”的是一位文博界的专家兼官员，故宫里面立着那么巍峨的文渊阁他居然看不见？赐茶文渊阁也是有史可查的，《清史稿·经筵仪》载：“顺治九年，春秋仲月一举，始令大学士知经筵事……毕，帝临文渊阁，赐坐，赐茶……康熙十年举经筵，命大学士熊赐履为讲官，知经筵事。”文渊阁在乾隆朝之后成为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全书》于内。

　　有底气反贪的清官陈廷敬

　　文化周刊：一本书可能多年沉寂，却突然大热，您对书的命运如何看待？

　　王跃文：我的书都是畅销且长销的。但是在有些人看来，书的畅销好像是一宗罪。我不太理会这种偏见。《大清相国》2007年出版之后，总销量早已超过40万册。此番热销之前，一直都在长销。我的书从来没有沉寂过，通常是出版当年热销，随后转入持续长销。我的长篇小说如此，中短篇小说集及散文、杂文集也是如此。我得感谢读者朋友，他们愿意随着我的写作一起思考和回望。

　　文化周刊：本书的主角陈廷敬为官五十多年，在他身上，有什么亮点值得如今的官员借鉴？

　　王跃文：小说文本是自外于作者的独立存在，作家离开小说文本的任何言说都很可能不准确。作家误读自己作品也是很正常的事。非得说说的话，陈廷敬是位勤勉而清廉的官员。云南巡抚王继文在平定吴三桂战事中筹饷有功而得康熙皇帝信任，但陈廷敬发现他的贪腐之后毫不犹豫地上折子参劾。他自己过得硬，有底气反对贪官。皇权社会是人治天下，如何管理国家都是皇帝老子说了算。曹雪芹祖父曹寅给康熙皇帝上折子说两淮浮费甚多，开列名目四项，其中第二项为“省费，系江苏督抚司道各衙门规礼共三万四千五百两。”康熙皇帝在“省费”之后朱批“此一款去不得，必深得罪于督抚，银钱无多，何苦积害！”皇帝的驭人术是随意性很大的，陈廷敬这样的官员要做到不阿不谀非常不容易。

　　陈廷敬五字为官真言

　　文化周刊：在您的笔下，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是好官却精明强干，是能官却从善如流，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人都是有弱点的，您刻画的这么一位主人公是否有完美主义倾向呢？

　　王跃文：我并没有回避陈廷敬身上可能出现的人性弱点。比如，“康熙二十九年九月初六日，从山东巡抚佛伦疏奏，该省今年正赋豁免，秋成丰收，绅衿人民愿于每亩收获一石者捐出三合，以备积贮，计全省可得二十五万余石。”小说里描写陈廷敬感觉绅衿人民所谓“乐捐”大有蹊跷，疑有作假。他受命去山东查访，不但发现佛伦作假邀功，而且有贪腐之罪。但是，陈廷敬没有参佛伦的罪，而是施以巧计令佛伦自己纠正作假行为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为什么不参佛伦呢？因为此人是康熙皇帝奶娘的儿子，从小是康熙皇帝的玩伴，一时是参他不倒的。如果使气任性要参佛伦，很可能参来参去没个了断，而山东急需处理的事情办不好。这里面，既有陈廷敬谋略方面的考量，也有他人情世故方面的考量。这位山东巡抚，历史上的真名叫佛伦，小说里写作福伦。康熙察觉佛伦的品行，严罪责之。

　　文化周刊：陈廷敬的等、忍、稳、狠、隐五字为官真言，该如何理解？

　　王跃文：旧官场的官员们要施展自己的才能，必须讲究时和势。非时非势而强为之，很可能一败涂地。所以，陈廷敬尽管年轻时才气逼人，但他必须等待时机，学会忍耐，做事稳重，伺机而行。这里所说的“狠”，绝不是心狠手辣的意思，而是关键时候要有魄力、有铁腕、敢担当。不过，皇权时代的官场毕竟太过凶险，所以陈廷敬在做到文渊阁大学士，皇帝对他格外恩宠的时候，他就知道需要功成身退了，这就是“隐”。很多人一辈子叱咤风云而不得善终，就是不懂得最后要“隐”。我在小说里写陈廷敬装聋请求告老，且家有老父倚闾悬望。史书记载陈廷敬最后以耳疾乞归，小说里这些细节的虚构也是有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