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脉·思想的力量——专访《民国山西读本》编者苏华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时期。

　　别省军阀专横，民不聊生时，山西却治安良好，政局稳定，教育发达，民族工业居前，文化丰厚，言论自由，气象万千。

　　无数名流硕彦纷纷前往晋省，并对之赞赏有加。

　　那是一个值得寻绎值得记忆值得品味的建设时代——举凡山西的近现代政治、军事、经济、乡村建设和土地政策、平民教育等等，无不可从那个时代寻到脉络。

　　三晋都市报：您与何远老师编的这套 《山西民国读本》(《政闻录》《考察记》《旅行集》三册)实在太好，我说什么都苍白，不如读者自己读。民国距今百年，世事隔膜，而这套读本内容和内涵如此丰厚，让读者如此大开眼界、心界。我首先想问的是，您编这套书的目的是什么？又是如何找到这些选文的？

　　答：对我个人来说，编这么一套书，只是想表达吴宓所说的“不知旧物，则决不能言新”(《论新文化运动》，《学衡》1922年4月第4期)这样一种历史文化的传承过程，而不是现在仍环绕在我们许多人脑海里的“人定胜天”和“破旧立新”。所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一些相对完备的民国山西参考史料。其中有些篇章，我还用“背景”“余音”等编者的话，对民国山西某些节点的来龙去脉进行了一番很认真的梳理，也是意在展示民国时代那批知识分子的知识范围、他们所秉持的独立精神、在批判价值下的行为准则及立场。此外，我也有一点乡情乡谊乡贤的私心在里边：近些年，我们山西的形象在外不是很好，我特别想通过这套书，为山西人“立传”，使前来山西旅游或公干的外省人士，能看到近世山西的人物、风物和事物均有可赞可谈之处。我还想说的是，编这套书，既不是为了蹭“民国范儿”的什么好处，也不是为了研究民国思潮，只是想把外省人士状写当年山西的一些事情集中起来，让读者温故而知新。

　　关于这些选文的寻找，也易也难。除了谢泳君十多年前选编的《旧时光》外，其余绝大部分是我自己的藏书以及七八年间寻访何澄史料时，在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一些高校图书馆一起复印回来的资料。还有就是山西学人的慷慨襄助。其中，有些是在公众图书馆找不到的珍贵文献，如民国年间著名的文史笔记和掌故名家瞿兑之的《大同游记》，就是谢泳君在上海旧书摊上买到的一册油印本中的一篇。

　　三晋都市报：一套读本，它的含金量起码应从选文的目的、视角、尺度与标准去考量。作为读者，它令我有大的惊喜，也有大的不满足，仿佛遇到难得的好食物，吃得很饱却仍不餍足。它已表现出强烈的思想主旨和学术个性，但好像还不够，我们还想要多点，再多点。

　　答：你这个问题一下就勾起了我的谈兴。我最早看到的选本是戴安娜·拉维奇所编的《美国读本》，副标题是“感动过一个国家的文字”(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后来，苏叔阳也撰写了一个《中国读本》，但这是两个价值和尺度完全不同的标本。我印象最深的是现代文学藏书家姜德明选编的《北京乎》(1992年三联书店出版)，选编起止年代是“五四”到新中国成立前，所选都是现代作家写北京的散文，与《美国读本》宽泛的普选相距很大。《民国山西读本》之所以令读者有大的惊喜，我想，就是因为我们不再以“文学”来论好坏，而是把它放在一个省的方方面面的层面上来选择。谨以《政闻录》所选文章为例，虽然是讲政治的历史细节的，但其中有着太多公众事务，所以不少读者反而更喜欢这一本里的内容。

　　你所提到的强烈的思想主旨，在《政闻录》中体现最多。那时的知识分子确实是知识分子。我说这话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就不是知识分子了，而是说，那时的知识分子比起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更普遍地具有其独立性、自主性和批判性。这“三性”加起来，就是独立思考的思想性。

　　三晋都市报：克难坡这名字不陌生，多半因为旅游的缘故。但克难坡时代的价值我这一代人怕是完全不了解。相关的资料，目前好像只有 《阎锡山日记》比较详细。而《政闻录》中选了不少相关文章，给出了答案。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背景介绍中西北记者参观团参观克难坡时英国记者的话，大意是他去西藏时未能拍到特别憧憬的理想境界，而“此次莅晋，彼向渴慕之理想境界，即在于此”。

　　答：那是《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福曼到克难坡后的感受。因为这些记者都是从抗战的大后方重庆过来的。那时的抗战首都重庆是个什么情况呢？又是上海十里洋场的热闹世界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成员看到克难坡兵农合一、村本政治、艰苦奋斗的景象，认为这才是战时的理想境界和理想境地，是当时国民政府各战区艰苦奋斗的抗日模范之地。

　　孔昭恺等人与阎锡山谈话的6篇文章，实际上是补了真实的历史一课，即当年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这个记者团似乎只到过延安，尤以赵超构的《延安一月》最为出名。实际情况是，原班人马是先到的克难坡，后去的延安！赵超构也是先写的《山西新姿》，后写的《延安一月》。克难坡为什么被抹去了呢？为什么会有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呢？其中就涉及到非常多的内容。最近我去了一趟克难坡。赵超构在《山西新姿——记窑城克难坡》描述的阎锡山住宅是这样的：“走过一个矮墙的院落，并排列着三个窑洞，那就是在山西经营了三十多年的大家长的住宅了。除了比较洁净一点之外，这个住宅简直朴素到有些荒凉。院落的一角，围着短短的竹篱，里面稀稀疏疏地长着一些青菜。在进口的门屋上，摆着一具木头蜂箱，蜜蜂儿三三五五在附近飞舞，看样子，这蜜蜂也不见得繁盛。三个窑洞中，中间一个是会客的。就在那洞口壁上，我发现一个凹进去的神龛，里面供养着一张花花绿绿的纸条，上面印有‘天地三界十方真灵主宰之位’，神龛的外边则贴着‘天地交泰’和‘天天须进步，地地要划分’的对联。”

　　但现在修复后的阎锡山旧居根本不是这个样子。那个二战区司令部的展厅，更像是消逝多年的一个公社办的阶级斗争教育展览屋。现在，会展和旅游业已成为不少发达地区的一个经济增长点，难道克难坡就不能好好在这方面做些文章？关于这些看法和想法，我对当地一位搞旅游的朋友讲了。他很高兴我为他找到了一位当年在克难坡住过、现在还健在的抗日老战士何泽涌教授，说一定会前去拜访慰问。我很高兴。

　　三晋都市报：《考察记》中，我个人印象特别深的是丁文江和杨钟健的系列文章。当年，青年何以年纪轻轻就堪重任挑大梁成大器？26岁的丁文江，已任政府工商部佥事，并进行了中国现代第一次野外地质调查；34岁时任煤矿总经理，五年内煤矿产量提高20倍。25岁的平绥铁路局局长沈昌用短短几年时间 “将一条最腐败的铁路变成一条最有成绩的铁路”(胡适语)。较之当下，简直不能并论……今人好生惭愧啊！

　　答：你注意到丁文江和杨钟健，这是很了不起的阅读成绩。丁文江早年先留日后留英，他当然知道19世纪初，从事地质学研究的人士并非出于生计需要，而完全是出于兴趣。当时英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几乎都是财力雄厚的绅士和社会名流，这群“以锤为剑的骑士”，仅仅把地质学研究视为一种消遣、娱乐的方式。直到1835年，英国地质调查局成立，地质学才完成了从业余消遣到科学职业化的衍变。丁文江在民国成立后的北京政府工商部矿务司当佥事，就按照英国的模式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地质调查所，这也是把当时最先进的科研组织架构搬到中国的一个实例。而丁文江当年对中国科学和自由、民主的贡献，我认为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嫦娥登月”。他是真正致力于民族强盛的一个大科学家。杨钟健对山西的贡献，实在是太多太大。我当时在作者简介后面有一句话，大意是我们有关地方应该为杨钟健立碑。后来考虑到这事不是我该管的，就删掉了。我注意到沈昌，是因为何澄与他熟。而胡适的《平绥路小记》这篇文章恰赞赏了一通沈昌，这也是意外的收获。

　　在《考察记》中，我最感遗憾的是，没把清华学校研究院的四大讲师之一、人类学家、中国现代考古学家李济的《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调查》一文收进去。1926年李济发掘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是中国考古学史上首次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比后来李济主持的名声更大的殷墟发掘要早两年。最有趣的是，西阴村这次70余箱的考古发掘物中，有一个已半腐、经过切割的小蚕茧，它是不是就是五千年前山西夏县丝织业的文化遗留？国内外学者为此一直争论到上世纪90年代。李济自拟的《山西省历史文物发掘管理办法》(1926年)只有五条，拿给你看：

　　一、不得破坏坟墓或纪念性遗址遗物；对历史文物的报道应着眼于保护。二、发掘所得应为国家保存。三、为促进学术研究，清华学校有权安排出土物公开展览。四、出土文物的复制，应在清华学校同意条件下由指定单位负责进行。五、出土文物经研究后，由清华的考古学者以中文写成专题论文。

　　你看，这是不是你所提出的那个时代的学者普遍具有的“强烈的思想主旨和学术个性”呢？在这篇随笔的后面还有一个“附记”，第一则是简短的“在介休作的人体测量”。那个时代的学者，做事都有规矩，都有文明的教养，都有规范的科学训练。

　　三晋都市报：暴殄天物的山西独有土炼铁法。太原东社村小学生制服别着牌子，上写“不娶缠足女”。当时的汾河是可以舟辑的大河。大同的暗娼习俗……我们得以知晓百年前山西的种种市情世相。《旅行集》中郑振铎与萧乾写大同的文章细致深刻，尤其是郑振铎写煤矿工人生活的内容。今天大同人未必知道那个城曾是那个样子；高鹤年游记读来令人不能释卷……不过我觉得《旅行集》中似以晋北游记为主，晋南一带没什么文章收入。不知何故？

　　答：你的观察很细微。确实，《旅行集》中以游写晋北，尤其是以记写大同的妙文较多。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交通情况所至。你看早期到大同的学者或游记作者，几乎都是从北京(北平)乘坐平绥铁路的火车来往的。抗日战争爆发前，太原到大同的公路也修好了，乘汽车到大同，或从大同到太原的人也多了起来。而南同蒲铁路的竣工则是在1935年12月底，通车运行只一年多，抗日战争就爆发了，怎么会有人到晋南旅行？这是主要的原因。

　　三晋都市报：《旅行集》封面那三姐妹的画，据说是您从山西当时出产的烟标上选下来的？另外，编者在许多选文后附后的“作者”“背景”特别好，但不少文章作者如吕箸等，没有任何说明，感觉很怅然。有读好书缺页之感。这套选本，特别可贵的一点还有“余音”。我总是抢着先去找“余音”来读，只嫌余音太少。比如戴昭然与阎锡山对话说，北京报纸常刊对山西内政不满和有损阎名誉的内容，而阎答，这正是我得益处。报上说错了，于我无损。说对了，我好照话去改良。譬如本省报没有一家敢说我的坏处，我鲜有知道改良的地方，于我无所补益。

　　答：是的。当时上海美女的各种广告画已经侵入到内地。太原市档案馆就有很多太原卷烟、纺织厂以十里洋场时髦女郎做广告的藏品。吕箸这个人我思来想去，总觉得是个笔名，他对山西的内情太了解了，好像是个“卧底”。戴昭然的那篇考察记写得太逗了，我编时就笑得不行。

　　“余音”我写了很多，但考虑到读者都是明白人，多了反而有先入为主之嫌，所以删掉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