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短篇小说：城乡转型中的短篇小说

　　2013年的文学“气候”依然“风调雨顺”，短篇小说依然成果累累。这一年，短篇小说的题材比重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并非现在才有，而今年显得格外突出。乡村题材小说数量锐减，且质量有所下降；而城市题材小说明显增加，且质量呈上升态势。乡村题材和城市题材的一衰一兴之间，恰恰表现了中国社会从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的时代转型。

　　乡村题材的衰退与新的“生长点”

　　对独尊文坛近百年的乡土、乡村文学的衰退，许多评论家、作家都表现出一种复杂的思想情感。农村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农民是一个根基性的群体。城镇化、城市化的发生，势必会导致乡村文学的衰落。但这一过程是漫长的、悲壮的，它同样会孕育杰出的文学。而未来的城镇化、城市化，是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纽结与融合，乡村文化还会以另一种形态存在，乡土、乡村文学就依然会延续下去。

　　在2013年的乡村题材短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作家对农村和农民生活的多方面展示，特别是对农村和农民命运的揭示，它昭示了农村不可阻挡的衰落之势以及对发展的寻求，表现了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多变命运。贾平凹的短篇小说《倒流河》讲述了市场经济时代的农村，倒流河南岸的农民跑到河北岸的山里挖煤、当煤老板的曲折故事。倒流河是一方地域风景，也是一个文学象征。在变幻莫测的社会运行和市场经济中，农村、农民都很难主宰自己的命运。小说用质朴的写法，刻画了立本与顺顺这对农民夫妻的形象。他们能吃苦、敢冒险，从挖煤工到煤老板，由穷变富，实现了经济、人格的自尊。贾平凹深刻地揭示了农村和农民发展的艰难性、偶然性，揭示了农民自身的文化心理和性格同现代社会的巨大差距。朱日亮的《野猪泡，野猪跑》也是一篇描写农村发展的作品，但却充满了一种喜剧性和荒诞感。深山里的野猪泡村一穷二白，村干部为了资金问题一筹莫展。青年小国随口虚构说湖里有怪物，立刻引起了村、乡、县领导的重视，他们信以为真，实地考察，登报宣传，要把这里开发成“摇钱”的旅游景区。小说故事情节有趣，乡土气息浓郁，真实地写出了偏远山村的生存情状。杨小凡的《梅花引》，以“我”回故乡为母亲上坟烧纸为线索，展示了农村的破败、空寂，还有曾经风云一时的大队治保主任晚年的凄凉、悔恨和悄然死去，写出了农村“骨子里”的败落。

　　书写农村的种种现状、现象和问题，也是当下短篇小说着力的重心。温亚军的《崖边的老万》展现的是城市化进程给农民家庭造成的严重伤害。老万本来有一个和睦、安静的家庭，但老伴猝然去世，儿子进城打工，儿媳不甘寂寞跟有钱男人跑了，留下上初中的孙女由他照顾。没有父母管理的孩子成了问题学生，老万既要操心儿子的再婚大事，又要担负孙女的生活和管教，身心疲惫。马金莲的《项链》讲西部农村结婚要财礼的风俗习惯及其给男女双方家庭造成了莫大的影响。男方马家卖掉了一大一小两头牛，父亲马万山的卖牛钱遭到抢劫，大病一场，心病沉重。新媳妇麦香虽争得了彩礼和自尊，但金项链后来的偶然丢失，弄得她内心忐忑，影响着她与丈夫和公婆的关系。作品深刻地表现了西部农民在追随现代生活方式中付出的沉重代价，让人感慨万端。王保忠执著于乡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借宿》《心爱的儿子》《安魂》等把笔触深入到了乡村的民情风俗和人际关系中。《安魂》的主人公陈树的莜麦垛被人放火烧掉，本该让人同情、帮助，但不谙乡情的他把全村人当嫌疑犯，怂恿派出所民警盘查，引起了全村人的愤怒和敌对。作家揭示了乡村社会看不见的人际关系和道德要求，对根深蒂固的乡村文化进行了反思。

　　农民工的生存与精神状态，是近年乡村题材小说着力的领域。阎连科的《把一条胳膊忘记了》以惨烈的情节、滞重的语言、悲痛的情感，描述了17岁的打工少年银子送老乡金棒的一条胳膊回故乡的故事。金棒死在倒下来的楼墙事故中，一条胳膊留在工地上。包工方匆匆火化了他的尸体运回故乡，根本不理睬遗漏了的胳膊。金家得了一大笔赔偿，隆重而安心地安葬了金棒的骨灰，也不愿接受节外生枝的一条胳膊。一个鲜活的生命，一条完整的胳膊，在现实生活中竟遭到了如此的漠视、冷遇。只有淳朴、善良、仁义的少年银子，带着金棒的一条胳膊千里迢迢送回老家，默默埋葬。小说表现了底层人生命的无足轻重和一个少年对生命的关切、呵护和尊重。迟子建的《白雪乌鸦》同样写的是农民工的还乡，但不是身体的还乡，而是灵魂的还乡。年轻媳妇王翠华是村里最后一批进城打工的，但她不愿与同乡姑娘们开洗头房、做皮肉生意，因误导外乡姑娘小芳沦为了卖淫女，她几次上访请求公安局解救，最后竟变成了乌鸦，整日在空中盘旋，嘴里叫着：“苦哇！苦哇！开洗头房丧天良，我对不起小芳，我要上访！”乌鸦是王翠华灵魂的化身，她虽然成为卑微的打工者，但依然坚守着善良、纯洁、正直的品格，用自己微弱的力量和不屈的精神，反抗着现实社会的污浊和人性的堕落。

　　乡村题材短篇小说在表现当下农村的衰落命运，揭示农村社会的种种问题，刻画农民工的生存和精神境遇等方面，确实产生了不少优秀作品。但存在的问题也是不言而喻的，它看到了农村衰败、农民不幸的一面，但忽视了农村发展、农民奋争的一面。它关注了部分农村无可奈何的破败乃至消亡，却没有昭示出这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痛苦蜕变。对于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城镇化建设，当下短篇小说涉猎甚少，表现不力，而这恰恰是中国农村的新生之路，乡村题材小说的“生长点”。

　　城市题材的兴盛与发展瓶颈

　　在乡村题材小说逐渐衰退的同时，城市题材小说却不断生长、壮大，形成了乡村文学与城市文学二元并存的文学态势。目前的城市小说还处在探索、发展时期，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是缺乏自觉的文化意识，大部分作家的创作还处在感性、自发的状态，凭借的多是个人感受；而没有把城市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从历史的、文化的角度去观照、去表现。其次是作家对城市的认知普遍存在着偏见，认为城市需要审视、批判，而乡村是美好的，应当美化、歌颂。这些问题，都阻碍着城市小说的健康发展。

　　在2013年的城市题材短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一些中青年作家对城市问题、现象乃至城市人心理等的探索和把握。毕飞宇的《大雨如注》切入的是当下中国特别是城市的社会难题——下一代的教育问题。小说描述师范大学管道工大姚以及妻子韩月娇对女儿姚子涵的抚养、教育、管理等一连串情节，鲜活地表现了当下“教育竞争、成龙变凤”意识。残酷的竞争改变了父母亲的生活，也摧残了孩子的心灵和身体，成为城市社会愈演愈烈的文化病象。毕飞宇的小说写得敏锐而雅致、调皮而锐利，形成了自己的鲜明个性，充分显示了短篇小说的美妙与魅力。范小青的《五彩缤纷》写的是城市中随处可见的造假现象。“我”想在城里买房子，却遭遇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情。小说深入地揭示了当下城市的时代特征——城市人特别是年轻人在虚假世界中生存的艰难。贺奕的《五道口贴吧故事》表现的则是城市网民的社会心理。一帮网民在网上围观、议论俄罗斯女孩柳芭被杀一案，参与者众多，时间长达3个多月。案件扑朔迷离，网民的议论分析头头是道、独出心裁，是一篇真正具有城市感和现代感的作品。

　　表现现代人的生存与精神困境，是城市短篇小说擅长的一个领域。吕魁的《朝九晚不归》真实表现了一个白领疲于奔命的工作、麻木的情感和精神、世俗的生存欲望。裘山山的《对影成三人》中，音乐教师包晓妮看似活得潇洒，其实却没有个人的自由和空间。孙频的《掮客》写某公司的四男一女5个白领，把他们生存的艰难、内心的孤独乃至爱情的幻灭展示得淋漓尽致。蒋一谈的《林荫大道》描述的是刚刚毕业的女博士夏慧在职业、爱情上的无奈选择，真切地表现了年轻知识分子面临的生存窘境，揭示了现代人在五光十色的物化时代的心灵博弈和精神痛楚，令人感慨、深思。

　　其次是情感的、心灵的、良知的精神困境。李治邦的《给我一个理由》刻画了一位小公司的副总经理李重，他年近不惑，人生不顺，却固执地要人们给他一个“理由”，但总是难以得到。鲁敏的《当我们谈起星座》描写了文学艺术圈外表的风光、热闹、浪漫和内在的空虚、无聊、隔膜。付秀莹的《醉太平》同样表现了文化学术圈外强中干的颓废景象。人到中年的老费，既是知名学者又是名刊主编，但春风得意的人生中，却掩盖着婚姻的破裂、情感的空虚，以及对圈子的厌倦、对学术的怀疑。她的另一篇《曼啊曼》写北京白领的日常生活和内心纠结，蕴含着现代都市的新鲜气息，表现了城市人生命中的难以承受之轻。

　　城市底层民众与打工者是城市社会的庞大基座，表现这一阶层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传统了。在2013年的短篇小说中，依然涌现了描述这一阶层的众多佳作。苏童的《她的名字》刻画了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女子段福妹，为了与命好的女朋友一样有美好的人生，三次煞费苦心改名字，但并未改变自己曲折艰苦的命运。刘庆邦的《我有好多朋友》描写了一个工作尽职尽责，向往城市生活，不愿再回到农村，虚荣心很重，渴望城市爱情婚姻的小保姆形象。徐则臣的《成人礼》塑造了两位打工者形象。主人公行健是一个从蒙昧走向觉悟的年轻人，而“她”则是一位在打工生涯中化蛹为蝶的完美女性。“她”给予他的关爱、勉励，使他迅速地成长起来，懂得了打工、奋斗、人生的真正意义。小岸的《寻父记》描写了一对父子，父亲在街头修车，儿子在澡堂做搓澡工，两人相依为命，勤奋干活、憧憬未来。而人有旦夕祸福，面对父亲的重病，儿子要动用全部存款为父治病，父亲为了儿子的未来悄然失踪，充分表现了底层民众人生的艰辛、亲情的真挚、人性的美好，使读者在无言的悲伤中，感受到了底层社会的淳朴与温暖。

　　城市小说可以写城市的现在，也能够写城市的过去，后者不妨称为：古城叙事。一批年龄较长的作家始终在发掘着古城的旧人旧事，捕捉着其中的传统文化和城市性格。王雄的《八宝印泥》以御用八宝印泥为故事线索，展示了半个世纪的历史传奇，书写了民间艺人为承传文化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以及他们的高洁人格和精神。刘树生的《丙午八月祭》讲述的是“文革”年代，一张沉香条案与一只名贵信鸽的悲剧遭遇，凸显了昔日市民的生活情趣和文化性格。聂鑫森的《典当奇闻》写的是湖南湘潭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典当行业，小说刻画了一位学识渊博、有仁有义、外柔内刚，在日本浪人面前大智大勇的英雄形象。黄咏梅的《八段锦》描写了梧城老中医傅少杰与他的宝芝堂中医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怎样一步一步地萎缩、消亡。这些作品虽然写的是城市的旧人旧事，但恰恰是真正的城市小说，其中有人物、有文化、有思想，值得年轻作家研读、借鉴。

　　城市小说风生水起，强势登场。但由于根基不深，又缺乏理论引导，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譬如在思想观念上，还没有确立一种自觉的文化意识，在艺术表现上还没有形成一种丰富的、成熟的写作方法和范式。作家自身普遍存在着思想理论的欠缺，特别是对城市历史发展、深层矛盾的认知方面缺乏理性认识和思考，这就必然导致城市小说的浅薄化、雷同化、冗杂化、碎片化等问题。

　　在城乡交织地带开掘

　　城镇作为一个独特的地域，既包含着乡村文化，也渗透着城市文化，在这种城乡交织地带，更可以折射出两种文化的冲突、交融。傅关军的《回乡记》是一篇正面展示新农村建设图景的小说。故事以城市企业老板宋词为躲债回到故乡的所经所见为线索，展示了宋庄在城镇化建设幌子下出现的乱象。提出了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些尖锐问题。杨遥的《刺青蝴蝶》描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一个小镇上发生的青春故事。小说表现的是城市文明对农村孩子的巨大吸引力，一个农村孩子在两种文化的交织中成长，城市在他们心里还是一个“乌托邦”。

　　当今的农村与城市，各种阶层的交往、多种文化的碰撞，使现实生活变得斑驳陆离、意味无穷。邵丽的《小舅舅死了》就是一篇重新审视城乡关系的力作。作品从一个城乡交错的家族历史中，从亲人之间的关爱和无意伤害中，一点点地发掘和凸现了一个卑微、屈辱而又本性善良、纯朴的小舅舅形象。小舅舅窝囊的一生，折射了城里亲人们的冷漠、虚伪和农村传统道德对人的扭曲、压抑。而事实上，正是“小舅舅在家伺候老人，支撑门面，为这个家族默默地垫背和牺牲”。这是对乡村文化、特别是城市现代文化的一种反思与批判，是对乡土人生以及文化性格的发现和哀悼。作品富有纪实特色，写得扎实、刚健而沉郁。

　　城镇的社会与人生是一座文学富矿。城镇化建设将加速中国现代化步伐，促使数亿农民完成身份上的转变和人格上的提升，在更广大、更深入的层面上实现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对接与交融。在这样一个社会、文化的大转型中，短篇小说也将承担起自己文学使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