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骐 ：记两位散文诗前辈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曾专注于散文诗的写作和评论。期间，与柯蓝、郭风等几位散文诗前辈有过程度不同的交往，并因此留下了一些美好和温暖的记忆。

　　第一次见到柯蓝，是在1985年的夏天。当时他为筹建中国散文诗学会江苏分会来到南京。由时任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副院长的王知十牵头，邀集在宁的江苏省散文诗作家共13人，组成了一个筹备小组。柯蓝召集我们开了个会，讨论了有关事项。这一年柯蓝已经65岁了，但身体很硬朗，气色甚好。他讲话有很浓的湖南口音，抑扬顿挫里充满一个诗人特有的激情。

　　同年秋天，他和夫人文秋由扬州市文联秘书长许少飞等陪同，来到我工作的江都县城。两三天里他马不停蹄地随我走了好几处地方：去一个叫作樊川的古镇，与农民文学社的文学爱好者们进行了一场气氛热烈的交流；到县里的中学给1000多名师生作了一场关于散文诗创作的讲座；还抽出时间来到我的小屋，看望了我的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当时的我大学毕业不久，面对他所做的一切，我有说不出的感动，深受鼓舞。我后来在散文诗写作上的发奋与不断探索，与柯蓝几次在报刊上撰文对拙作给予肯定密不可分。

　　这以后与柯蓝还有过3次接触。一次是1986年10月在四川乐山举行的全国第二届散文诗年会上，听他作慷慨激昂的学会工作报告。一次是1987年8月， 我出差去广州，当时柯蓝正在那儿办《散文诗报》，我特地去看了他。当时的办报条件比较艰苦，他却乐呵呵地对我说，现在再怎么难，也比以前强多了。

　　再一次就是1988年初了，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午后，我去了柯蓝在北京的家，两人聊了一个多小时。他介绍了中国散文诗学会的良好发展态势：在25个省市区相继成立了分会；出版“黎明散文诗丛书”，推出了50多位散文诗作家的作品；编辑出版了一批散文诗研究的理论著作；除在广州出版对开大报《散文诗报》外，还联络了国内数十家地方报纸定期或不定期地辟出“散文诗专版”，一大批诗人或散文家投入到散文诗这一文体的写作中来，其气象及前景十分喜人。柯蓝对这支散文诗的写作队伍在当时中国文坛的方兴未艾所表现出的激奋之情，深深感染了我，回宁后我迅即写出了对他的专访，在我任职的刊物以及上海《文学报》等报刊上发表。

　　柯蓝写出了不少如《早霞短笛》一样明快向上的散文诗章，但我以为柯蓝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散文诗的复苏与发展所作的贡献，还体现在他富有鼓动性和感召力的四处奔走的游说和推进上。一项事业的如火如荼确实离不开一位(或一批)具有奉献精神的活动家和推广者。

　　另一位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的是郭风。郭风被称为是“一生都钉在散文诗十字架上的人”，他一生所有的才情与心血都抛洒在了这方不无寂寞的文学园地里。我第一次见郭风，是在1986年的散文诗年会上。他比柯蓝长两岁，那一年68岁了。他是一个特别安静和慈祥的老人，无论在会上或会下，凡向他打招呼的，他都会报以微笑，那笑容纯净而坦诚，甚或还有几分孩子似的羞涩。那次会议组织大家去爬峨眉山，头天住在了半山腰的清音阁上，我见他和李耕坐在靠窗的木椅上，静静地交谈着。那种从容、淡定和静谧里透出的安详，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仅仅因为这一次相遇，令我没想到的是，一年多后我却得到了郭风先生一次无私的恩泽。1988年春，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打算出版我的一本少儿散文诗集，我斗胆将诗集的手稿寄给了郭风，期盼他为这本小书写篇序文。完全是一种初生牛犊的冒失之举，我自己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回音。但没过多久，我收到了一个来自福建省作家协会的大邮包，拆开来，里面是我的书稿，还有郭风先生的亲笔信，以及他为我这本书写的序。在这篇后来发表于1988年10月8日《文艺报》上的序文中，他不仅很细致地评析了我的具体作品，更对我国整个儿童散文诗的发展现状以及出版方面的成果，从宏观上作了勾勒，给人以统揽全局、高屋建瓴之感。

　　在郭风面前，我是道地的后学和晚辈，且与他无任何私交可言，而他因何为我作序？我的理解是，这是一个对散文诗始终怀有崇敬之心、深切之情的人，你爱他所爱，所以他便视为知己，进而助你一臂之力，给你雪中送炭，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