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革：有诗友相助的文学路

舞剧《红高粱》剧照

　　在莫言的文学之路上，有几位诗友或许是他永远不能忘怀的。

　　一

　　毛兆晃也许是最早发现了莫言的文学才华、最早扶持莫言的人。莫言来找毛兆晃时只有20来岁，莫言总共在《莲池》(后来改为《小说创作》)上发表了6篇文章。

　　莫言刚练笔时，往北京的大刊物投稿都没回应，看到手头有本保定出的《莲池》，于是就往那儿寄。寄过去，退回来；再寄过去，又退回来。这样往复几次，终于有一天，编辑来信约莫言面谈。这说明有希望了，他激动得一夜没合眼。

　　第二天天刚亮，他就请了假乘坐头班长途车往保定市区赶，在离“总督府”不远的巷子里找到莲池杂志社。头一次进编辑部的门，他一个屋子一个屋子打 听一个叫毛兆晃的编辑。一个编辑把莫言引到毛兆晃坐的位置说：“你就在这里等，他家远，一会儿就到。”莫言一边看着桌上的稿子，一边听着各种进门的声音， 等待毛兆晃的到来。

　　半个小时的样子，莫言等来了毛兆晃，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着一身中山装，莫言站起等待他的开场白。毛兆晃从抽屉里拿出莫言的稿子说：“这稿子有一定基础，拿回去再改一改。”莫言道谢后匆匆离开了编辑部。

　　回到部队，马不停蹄，赶紧改稿。改了又改，很不中意。莫言干脆又另起炉灶写了一篇新的小说。送到编辑部，毛兆晃说还不如上一篇稿子好。这话对一个文学新人来说应该是有打击的，但莫言还是硬着头皮表示一定改好。

　　又回到部队，他把这两个稿子揉到一起写出一稿，又送到编辑部。

　　再次回到部队等待。很快，毛兆晃来信说这稿改得不错，准备用——《春夜雨霏霏》上了《莲池》头条！

　　1983年，莫言给毛兆晃寄去《民间音乐》，那是莫言刚刚尝试采用西方幽默和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毛兆晃对传统文学手法较熟悉，对此文有点看不懂，而同事钟恪民则在审美上有独到的眼光，老毛便把文章给钟恪民看。钟恪民看完文章后拍案叫绝：“这是一篇绝好的文章！”

　　毛兆晃生前收到过莫言4封信。在这些信里的最后具名里，莫言都以“学生莫言”自称，其谦虚态度跃然纸上。第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毛老师，您好！ 您及编辑部诸位老师为我这个无名小卒的极不成熟的作品费了不少心血，我惶惶不安。惭愧！在你的扶持下，我的作品即将见诸刊物，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极 大的鞭策，我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不断地努力，争取有新的进步。”

　　在这几封信里，钢笔字体刚健有力，力透纸背，语气谦虚恭敬。在1983年8月20日的信里，莫言因为其《大路》一文在《莲池》发表后被《小说月 报》转载，莫言表达了要把《小说月报》稿费寄给毛兆晃夫妇的意思。他写道：“《大路》一文从修改到出版，您付出的劳动并不比我少……您是我的父辈，我的文 学启蒙老师，我有义务为您的健康作出自己的努力，稿费(转载费)——您的劳动报酬，应该变成滋补品来促进您和林阿姨的健康。假若，您硬要把钱寄来，那会使 我很伤心的(如果您硬要寄来，我也要变法儿还给您)……您看，我这个当兵的有点直来直去的劲头。”在1984年1月16日的信里，莫言写道：“这次去石家 庄参加《长城》组织的笔会，与一些青年作者和编辑部的老师们聊了聊，感到收获很大，心里憋了一股劲，回来决心在1984年里努力拼搏。”他还在这封信里写 道：“在过去的几年里，如果说我取得了一点成绩，那是与老师您的帮助分不开的，老师对我的帮助我永志不忘，如果没有您的帮助，我肯定还在痛苦中徘徊。”紧 接着，在不到一个月后的1984年2月11日莫言写给毛兆晃的信中，莫言这样写道：“老师，这几年来在您的帮助下，实事求是地说我是有了一点进步，我永远 忘不了您远路风尘去易县看我，忘不了放下家中的急事陪我去白洋淀深入生活，忘不了您去医院探望我的病情——您当时的神情至今还会使我想起来就鼻子发酸。可 惜我想不出来怎样来感激您。我大概只能以拼命写作、多出成果、早日成材来报答您了，我想这也是您寄希望于我的。”这些信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我把这些 信件中的段落选出一部分，让有心的读者自己来感受莫言和毛兆晃非同寻常的师生情谊。也难怪，已经成名的莫言在多年后的1998年《长江日报——文学周刊》 第47期《我是从〈莲池〉里扑腾出来的》中发出“我永远不敢忘记毛兆晃老师……《莲池》是我永远的圣地”的感言。

　　二

　　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79年。那年莫言从山东黄县刚调到河北保定不久，在《莲池》发了几篇小说后在部队引起很大的反响。一天，时任政治部副主任 的肖里千和宣传科王科长到训练大队视察工作。大队政委向肖里千汇报工作时提到了莫言。政委说，这个战士，水平还是蛮高的，能讲政治，能讲数学，而且发表了 小说，被地方的刊物认为是很有潜力的青年作者。作为战士，25岁已经很大，这是个人才，能不能作为特殊的情况照顾一下？肖里千就对宣传科长说，老王，我们 明天去听这个战士讲课，不要提前告诉他。晚上，大队政委让莫言做点准备。莫言把课程调整后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他最熟悉的一节。两个班的大课，100多 人。开始莫言有些紧张，但很快就调整过来，叽里呱啦从头讲到底，嗓门儿大得让别的教室都抗议。宣传科长对政委说，水平果然不低，假以时日，前途无量。几天 后，肖里千拿着莫言的小说，找到总参政治部干部部，说这个战士确实有水平，不提太可惜。总参政治部干部部就说你们打个报告吧，我们特批。等暑期休假回来， 莫言就接到了提干的命令。提干时间是1982年7月28日。

　　莫言提干后继续当政治教员，但心思就慢慢往创作方面转，与保定文学界建立了很好的联系。1983年6月，上级调莫言到宣传科报到。莫言思想一时 转不过来，就给干部科江干事打电话，请他帮忙不要调他走。江干事不但没帮忙，还劝他服从组织安排，还说到了北京刊物更多呀，北京的天地更宽广啊，你老在保 定有什么出息啊。莫言一想是这个理儿，就愉快地来到北京。

　　到了宣传科，莫言主要负责干部战士的理论教育工作。为了摸底，科长让莫言写了一份政工简报。不久这份简报传到了已升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肖里 千手里。肖里千把莫言叫到办公室，说你这篇简报还是写得不错的，但逻辑上有的地方不大通。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的他就给莫言讲逻辑，大概念要管小概念，大词 要管小词等。他还提醒莫言要谦虚，要好学。他讲到，一次他曾带几个干事参观历史博物馆，面对展品滔滔不绝地讲历史。他看见身后站着一位老者面带微笑听着就 更来劲儿了。讲完后，老者说，解放军同志，你学问很好，但有两个地方讲得不对，朝代搞错了。肖里千就问他尊姓大名，这位老先生就说：鄙人沈从文。

　　三

　　30年前，徐怀中带领30多个文学新生开创了新时期军旅文学的新局面，借此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莫言就是其中之一。在新学员见面会上，徐怀中 对莫言的小说《民间音乐》大加赞赏，还说莫言的文化考试是全班第二名，专业课是第一名，但如果当时文化课不及格，这个干部他也要！

　　《金色的红萝卜》写出来后，莫言拿给徐怀中看。第二天，徐怀中告诉他，这篇小说非常好。不过，徐怀中把《金色的红萝卜》改成了《透明的红萝 卜》。在中国作家杂志社组织的座谈会上，徐怀中亲自主持，对把莫言推向文坛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莫言发表了《爆炸》等一批小说，获得了第一届《大家》文 学奖和第二届冯牧文学奖。徐怀中对自己的学生不断进步感到甚为高兴。

　　徐怀中一直认为莫言是天才，是中国也是世界当代优秀的作家。在1996年有的人“无限上纲”重批莫言时，徐怀中在《大家》第一期写道：“从黄河里舀起一碗水，不难看到碗里的泥沙。不过我们站在河边，首先感到的是扑面而来的冲击力和震撼力。”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很多记者要采访徐怀中，都被他婉拒。莫言文学馆近期扩建，馆长毛维杰找到他，请他为新馆开馆写几句话。徐怀中高兴地提 笔写道：“我们不难得知莫言小说世界的源流。家乡风土人情、工匠农巷、神话传说、地方戏曲等等。凡此古来农耕文明的遗风，便是他的能源库存。多年劳动生活 积累，以及蕴藏丰富的儿时记忆，任他信手拈来，取之不尽。以高密东北乡那片红高粱地为坐标，莫言测定了他未来的文学走向，也就此明确了他的‘草根’写作立 场。矢志不移，坚守至今。”

　　四

　　1986年，莫言在军艺要毕业了，一些大单位都想调莫言到他们那里。57303部队的领导找到总参政治部文化部部长李静：我们庙小，是不是把莫 言放在文化部？李静第二天就到莫言所在单位考核并决定调莫言到文化部工作。莫言的直接领导不想放，想留他当宣传科长。李静就说：“科长成千上万，谁都可以 当，莫言就一个！应该把他放到更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没过几天，经徐惠滋副总参谋长特批，莫言到文化部任职。尽管过了几年，有的单位还想把莫言“挖走”。 李静在全军文化工作会议上郑重地说：“我这里表明一个态度，大家不要再打莫言的主意！”由此可见，李静爱才之深。

　　爱才还要管才。李静平时从政治思想到创作上尽可能关心帮助莫言。凡是全军性重大创作采访活动都有莫言的身影；总参创作笔会都要莫言给年轻人讲课辅导。军事五项运动队、抗洪抢险一线、英雄模范身边、改革开放前沿都留下了莫言的身影。

　　李静家住军事科学院，为中午休息，组织上在平安里给她安排了一个单元房间。当时单位住房紧张，莫言只能和几个人住在仓库里。由于没有空调，夏天 非常热，有一年看世界杯足球赛直播，只好跑到楼下电影队去看，在地下铺个凉席看一会儿睡一会儿，睡一会儿再继续看。李静得知莫言爱人要从山东来探亲时，就 把她的房借给莫言住，自己每天中午就在办公室沙发上休息。

　　李静是个开拓型的领导干部，她组建的“女子军乐团”、“长城”等5支战士艺术团闻名军内外。她曾与我说：“总参是全军的军事领率机关，历届总参 首长都非常重视文艺工作。咱们设立一个总参文学奖。我提议，杨总长的《横戈马上》、马云鹏的《最后一个冬天》、莫言的《红高粱》都达到很高的水平，老中青 三代都评为一等奖。”经军内评委讨论，一致通过了李静的建议。当然也有个别人找到李静说，老同志那么多，让年纪轻轻的莫言获一等奖，合适吗？李静说，合适 不合适不看年龄，要看作品质量。没过两年，文学奖扩大范围改为“文艺奖”，李静再次提议莫言作品获一等奖。当《红高粱》红遍世界时，李静报上级批准，给莫 言记二等功一次。李静对莫言最大的帮助是从不干涉他的创作，对他不断上升的创作势头给予肯定。去世多年的李静若能知道自己部下今天的成绩，一定会非常欣慰 的。

　　五

　　1988年至1991年，莫言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当时54岁的童庆炳是北师大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还是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 员。根据中国作协的愿望，要给中国青年作家办一个能够拿硕士学位的作家研究生班。最终教育部同意中国作协的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中文系合作，举办正式的有学 历的研究生班。

　　这个班由童庆炳和何镇邦出任总辅导员，童庆炳系统地给他们开设了“创作美学”课。他经常教育莫言这批学生要做到“有待乎内，无待乎外”。“有待 乎内”，就是通过自己长期的研究，内心有所体会，有所收获，这是一种内在的收获，这是最重要的。“无待乎外”，就是做学术研究要能够正确面对外界一切，坦 然面对风雨，淡然面对名利。经过努力，最后大家都拿到毕业证书，莫言的导师就是童庆炳。

　　2013年1月22日，莫言来到北师大，他和童庆炳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互相拍着肩膀。莫言的举止，多了几分洒脱，少了几分拘谨。他回忆起了 1988到1991年在北师大读研究生时的情景，他认为那几年是一段很有意义的时光，但对于那时没有抓紧学习文学理论和英语等课程感到遗憾。他高兴地接过 北师大校长董奇递过来的礼物——他读硕士研究生时的全部档案。成绩单啊，论文评议书啊，年轻的入学照片啊，所填的各种表格啊……他收到这份礼物很高兴， 说：回去要好好看。

　　莫言对老师充满敬意。他直言，老师就是老师，学生就是学生。在学生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在学生取得荣誉的时候，退到身后。正是童庆炳的鼓励帮助，莫言才得以完成硕士论文，可以在书的扉页上，写上自己是北师大文艺学硕士。

　　说到莫言的硕士论文《超越故乡》，莫言私下说，大半是童庆炳替他写的，童庆炳则认为不符合事实。事实是对其论文的题目、内容，确有提示和指导， 但是论文的整体，特别是那些思想，是完全属于他自己的。莫言在他的论文里，第一次提出“创作的生活根据地”问题。他提出要扎根故乡，又要超越故乡。他提出 他这一生的创作，就是要“建立高密东北乡的文学王国”。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童庆炳作为他的老师，拒绝各种采访，拒绝写文章，心里所有的就是“欣慰”二字。莫言获奖后给导师童庆炳写来一封信，他 在信中说：“获诺奖确实像件大事，但绝没大到媒体渲染的程度。等尘埃落定之后，真正能够让一个作家青史留名的还是作品，对此我十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