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民：石头的交响乐

　　大文豪雨果曾这样赞颂欧洲的建筑：巨大石头制造的波澜壮阔的交响乐。

　　人类用智慧创造的建筑并非只是材质与用途的浅俗物件，而是历史承传现实、现实延续历史文明的具象艺术的再现，是曾经或现在存在着的一个国家或民族图腾一般传承于世的基石砌垒，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与演进的血脉流动。不可想象，没有传世经典建筑的国度或民族，会缔造助力时代车轮的文明。欧洲人对这一点似乎早有醒悟，于是对待建筑的理念近乎于神圣，在建筑工艺方面的智慧与追求让很多国家望尘莫及。工期长达百年的建筑很常见，历经几个世纪的也并不少见，有的甚至是承启子孙的世代工程，就像没有休止符的交响乐，永无竣工之日。由此不难想象，以如此耐力长久不懈“磨洋工”砌造而成的建筑，会是何等巧夺天工、美妙绝伦。

　　由此，我自然联想到了中国古代与现代建筑的“生存”物象。不管是7000年还是5000年的文明史，细数古老中华诸朝遗存的标识性完好建筑又有几处？按照惯例，君王天子的登基总是以兴建宫殿先行的。如果这样推算，恐怕中国历朝历代的象征性标识建筑应该是世界上最多的国家之一，更何况我们国家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官吏与官府层层叠叠遍及疆土，附设和附和朝廷的官方及民间建筑必密若丛林。可事实上，大多数的历史“建筑”只是考古专家及学者才看得懂的废墟或是描摹在书卷、画轴上的激发意念想象的辉煌描绘。

　　为什么会这样？深研细究，原因纷繁复杂，但最主要的是中国沿袭已久的封建体制所造就的观念意识。古人认为，建筑象征着王权与统治，只有毁掉这个象征才意味着真正的改朝换代，江山易主。于是，称王者必砸烂旧王朝的建筑，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精美宏伟的新建筑。如此循环往复，中华大地更朝迭代几乎都是在废墟中重建，又在硝烟战火中摧毁。因此，后人所能见证的物化历史，大多也只能是荒草丛生、破砖碎石的废墟、遗迹，而躲过劫难有幸仅存的也未必都是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之作。

　　也许有人会说，建筑物与食品的保鲜一样，由于材质的不同其耐久寿命也不尽相同。这一立论无疑是对的，欧洲的建筑一般是用坚硬的石材建造，而中国的建筑多用木料灰瓦构筑。有如此差异是何故？探究缘由深浅皆有，从客观角度讲是因为地理位置的不同，本着就地取材、因地制宜，欧洲便靠山吃山，拆岭凿石；中国则相异，王朝故都大都建在黄土高原，土层深厚，树木参天，也就顺其方便取泥锯木了。木材与石头相比谁的寿龄更长是显而易见的，自然所耗的建造时日更是相去甚远。

　　从另一个层面看，建筑选材的不同也是必然。单说中国，一个帝王诞生的头等大事有两件，一件是修筑宫殿，一件是建造陵园，这两件事已经够让人忙活的了，若用石头精工细作，活人也得耗成干尸。想想看，一个人活在世上不过几十年，如此浩大建筑工程要随王者所需所愿，必争分夺秒，刻不容缓，于是木材和泥灰成了建筑主体构件的必然选择。这样，自然少了西方人修造建筑的神圣与从容，在坚硬的石头上弹奏波澜壮阔的交响乐便如同神话。

　　建筑是反映社会与时代的直观产物，造相、品质以至其今后命运如何，究其问题的根本是为谁而建为谁所用。如果我们稍加考量，就会发现我国遗存下来的古建筑大致分为三类，一类为宫殿、陵墓，一类为庙宇神殿，一类为民众实用及社会公共建筑。我以为，这三种类型的建筑极具典型性，第一类是君主帝王为自己而造的建筑，为了自己强权统治世袭相传，万代千秋，不惜倾国之力大兴土木，修建宫殿、花园、陵墓等皇家建筑，耗财之巨取料之精规模之大极尽所能，无人匹敌，虽绝对用时的耐久功夫不及欧洲，却是所辖版图的任何阶层遥不可攀的。

　　第二类是为神而设的建筑，其物象怎样关乎民族与民众信仰。我认为，就纯粹建筑艺术而言，庙宇、神殿、石窟等是最具价值与成就的经典。如四大佛教圣地的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藏传佛教圣地布达拉宫、道教圣地武当山以及堪称石窟艺术宝库的敦煌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等等，这类建筑数不胜数，较地面的其他建筑保存历史较久较完整。为什么能够这样？我想是因为人们对神的无限崇拜和敬仰。信徒们在修造它们时，泥土砖瓦已不纯粹是物质而化作了精神寄托，一笔一刻一雕一塑都表现出忘我的忠诚及虔诚的祈祷。在为神所造建筑这一点上，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态度都是相同的。但是，欧洲的建筑更强调硬碰硬的具象艺术表现，凝重、精致、大气磅礴；中国则更多地采用揉搓、描摹的抽象风格，飘逸、洒脱、如梦似幻。诚然，择取怎样的表现形式主要是不同民族文化所致。说到底，欧洲是费工耗时的重彩油画，中国则是一蹴而就的泼墨山水。

　　第三类是为民而修的建筑，其目的是为安居乐业，自然突出庶民百姓的生产与生活的实用性。如民居、客栈、会馆、戏园、坝渠、路桥等等(实际上，凡是通过劳动与智慧建造的便民利民设施都属广义建筑范畴)。在我看来，此类为民建造的古建筑中最有典型意义的是驻守于四川灌县城西岷江上游的“都江堰”。这是一项集民族智慧与勤劳创造的伟大水利工程。古时，由于河道狭窄，岷江从灌县流入成都平原时常常引发洪涝灾害；而又因玉垒山的阻隔，江水无法东流，故而形成西涝东旱的自然境况。为治理水患、造福于民，战国秦昭王时蜀郡太守李冰父子，率领当地民众，特别是汇聚了众多治水经验丰富的人，凿山引水，拦堰导流，兴建了规模宏大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使川西平原从此“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谓之天府”。时隔2000多年，今天的都江堰已不仅仅是一项变害为利的水利工程，而“以独特的水利建筑艺术创造了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水利形式”，越来越显示出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的丰厚内涵。世界遗产委员会这样评价：“建于公元前三世纪，位于四川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的都江堰，是中国战国时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率众修建的一座大型水利工程，是全世界至今为止，年代最久、惟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2200多年来，至今仍发挥巨大效益，李冰治水，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不愧为文明世界的伟大杰作，造福人民的伟大水利工程。”

　　我敢说，李冰父子在率众兴建都兴堰时，绝然不会想到后人会以无比崇敬的心情作出如此高度的评价；如果当时父子二人抱着功利思想，绝然不会创造出举世叹服的伟大建筑。之所以是真诚为民而建，民族的智慧与创造才竭力焕发到极至，原本冰冷的建筑才熔铸了温厚的情感、流动的血脉以及鲜活的灵魂。于是，伟大的建筑托起了筑建者伟岸的身躯，千秋万代，相映成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