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一 ：盖浇饭

　　1970年1月1日，天津市河北区东四经路居安里。今天“两报一刊”发表元旦社论《迎接伟大的70年代》，收音机全天不间断全文广播。我母亲在塘沽“五七干校”下放劳动，父亲在果品糕点商店“保障供给”，我独自在家，晚上没饭吃。但我一点也不担心，“找饭辙”是天津男人的本功，虽然只有9岁，我也算是半条汉子了。

　　家住3号院的汪记者跟10号院的何大拿在胡同口展开“大辩论”，争得面红耳赤。他们辩论的题目是“蓟县肉蘑算不算是口蘑”，引了一圈闲人在看。我守在一边听大人说话长见识，脚上没棉鞋，冻得脚趾疼。与街上搭高台竖大喇叭的各派人马一样，辩论从来都不会有结果，但何大拿较真，让我去请郑爷爷。曲艺团说评书的郑爷爷经多见广，先作了个四方揖：各位老街旧邻，“要文斗不要武斗”；蓟县我知道，离窦尔敦盗御马的“连环套”不远；口蘑我也知道，民国时我到张家口说《施公案》，喝过几碗口蘑碎末吊汤打卤的豆腐脑，滋味也还记得。汪记者面冷话硬：别在老师傅面前充熟的，想当年你在南市“三不管”撂地说书，哪回遇上我，还不是白“圆粘子”，“杵儿”都让我置下了？汪记者其实不是记者，而是他解放前在“鸟市”撂地说新闻用的外号，解放后艺人参加工作，曲艺团不要他，为此他便瞧着加入曲艺团工作的郑爷爷不顺眼。何大拿指着汪记者对郑爷爷道：这老爷子没实话，满嘴跑火车，够一百二十顶“坏分子”帽子，您给来句真格的。何大拿也不是封建把头，而是国营汽车运输公司的司机，年轻气盛爱往自己身上拦闲事，这才落了个“大拿”的外号。

　　郑爷爷抄手抬眼望着半阴的天空，嘴里数着蘑菇菜谱：烧南北、纱窗明月、口蘑面筋、口蘑子鸡……副食店里只有半柳条笸箩碎松蘑，卖得还挺贵，我怎么就想不起来那肉蘑的模样了？何大拿：您老别着急，我回家拿给您看。言罢他拔腿就走。郑爷爷客气地劝围观众人散去，这才对汪记者道：我把众人都劝开了，您自己找台阶下吧。汪记者：凭什么，我今天就得叫个真章。郑爷爷赶我走：小孩子别听大人说话，回院告诉你郑奶奶，晚上吃打卤面，先把面和了，黄花菜泡上。我只是跺了跺寒冷的双脚，没动窝。郑爷爷对汪记者道：老弟，当年管事的都是“翅子”，他们不让你参加工作，不干我的事；再者说，往日你在人前人后败坏我也就罢了，今天非让我给叫个真章，玩现了可不好看。汪记者梗着脖子：你既然这么说，咱就新账老账一块算，告诉我，你从曲艺团退休拿多少钱？郑爷爷：42块7毛。汪记者怒：我退休才拿200大毛。郑爷爷：我都退休10年了。汪记者的话掷地有声：“过去的10年，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10年”；你退休金比我多一倍还带拐弯，当年不是你在“翅子”面前给我下药，我也不至于落魄到街道小工厂。汪记者前边说的两句话，正是今天的“元旦社论”。郑爷爷笑了：行，还能“砸现挂”，你身上的活儿没撂下，等赶上好年头，照旧夹着包袄皮儿奔鸟市。汪记者：现在年头不好吗？你这是污蔑伟大领袖，是“二月逆流”，是“右倾翻案风”。

　　何大拿回来了，手里举着比胳膊还长的一串形似小笔、红褐色的肉蘑给郑爷爷看。郑爷爷接到手里：老眼昏花啦。他明显在给汪记者找台阶下，叫住菲律宾的归国华侨姜老师：您是学校自然课老师，您给掌掌眼。姜老师手里拎着根草绳，绳上拴了两条细瘦的带鱼，手伸得远远的，怕弄脏他身上那件纯毛灰呢子大衣。汪记者：您可得看清楚喽，要不我先帮您擦擦眼镜？姜老师客气道：不麻烦了，这应该是真菌界、担子菌亚门、层菌纲、伞菌目、铆钉菇科、铆钉菇属中的血红铆钉菇，英文名叫 Chroogomphis  rutillus。何大拿一拍手：怎么样，我说得没错吧，正经好玩意儿，连外国名字都有。汪记者阴恻恻反击：咱们辩论的是它算不算口蘑，您说这烂玩意儿算口蘑吗？姜老师：这是针叶树木的外生根菌，在我们伟大强盛的祖国，东三省、内蒙古自治区和华北地区都有出产；至于算不算口蘑，我就不知道了。

　　汪记者抖着手笑话何大拿：完啦，没戏唱啦，告诉你记住喽，知道什么叫口蘑吗，就是以张家口为集散地贩卖的蘑菇，口外来的；你这玩意儿哪来的，阴沟墙角挖的“狗尿苔”吧。姜老师点首告辞，回家给老婆烧带鱼去了。郑爷爷安慰何大拿：年轻轻的别太较真，其实张家口也有肉蘑。何大拿：不能让阶级敌人钻了空子，不较真怎么“抓革命，促生产”，怎么“备战、备荒、为人民”？郑爷爷苦笑：你们俩就是一对拧种啊，这蘑菇你是打哪来的？何大拿：去年10月底，中苏边界谈判那会儿，我们运输公司帮着市果品公司进山收柿子，就在蓟县县城东边古香峪，老乡家里得来的。郑爷爷：你们这帮土匪又去祸害老百姓了？何大拿：怎么是祸害，车厢里不长高粱，车楼子里不种黑豆，不找货主要我们吃嘛；没想到的是，那生产队也太穷了，没有耕地，山上全是上百年的山核桃树，拿老倭瓜当粮食，大姑娘的裤子露屁股；我让生产队长给我抓两只鸡，他差点给我跪下，说鸡屁股是他们家的银行，孩子上学老人养病全靠它了。汪记者来了精神：你敲诈农民兄弟？何大拿理直气壮：我没抓他们家鸡，但也不能空手回来，我要是不让装车，他们全队的柿子都得烂在山里；生产队长给我扛来半麻袋大个的山核桃，说在前清卖给北京八旗子弟，一颗就值一两银子，但我没要，那玩意儿空心没仁；最后没办法，我从他们家门框上摘了两串肉蘑，一串还孝敬我们汽车队长了。郑爷爷：你吃了吗？何大拿：进门我老婆就泡上烩胡萝卜，一吃满嘴都是沙子。郑爷爷举着肉蘑：你老婆不会做，你还吃吗？何大拿大大方方一挥手：给您了。汪记者伸手就抢：这可不行，见面分一半。何大拿把他推开：你不是说这是狗尿苔吗，您老口儿高，留着吃口蘑吧。

　　见事情有了分晓，我便将两手插在裤袋里，抖着腿看着他们。挨了半天的冻，我等的就是这一刻，别看我才9岁，也算是位高邻，不撂下句正经话，甭想迈过我这门坎去。郑爷爷笑道：你小子属黄鼠狼的，见着好吃食迈不动步，晚上过来吧。于是我们四个人各自回家，至于“大辩论”嘛，随他去吧，反正谁辩谁糊涂，找饭辙才是正经事。

　　当晚，我端着饭碗来到郑爷爷家，何大拿两口子也在，他们和我一样，手里端着一碗籼米饭。用我父亲的话说，这叫“过拳不过酒”，是“节粮度荒”留下的君子遗风。每个人的粮食有定量，各家都不富裕，吃人家粮食不厚道，但吃菜不怕，无非是多加把盐的事。郑奶奶正在打卤，将两毛钱五花肉煸出油来再炸大料瓣(八角)，卤里的稀罕物是黄花菜和肉蘑，勾芡出锅时滴几滴香油，再撒上自家养的青蒜苗碎粒，顿时香气蒸腾而上，充满了无产阶级革命热情。郑奶奶在我的饭上铺了一层白菜心细丝和几颗煮黄豆，再浇上一勺卤，便成了一碗“盖浇饭”。打卤我吃过，但肉蘑是第一次入口，什么叫滑溜、滑腻、滑爽、滑嫩……反正所有的好词前边加一个“滑”字，便是蓟县肉蘑的美妙。8号院的金教授来借一碗底醋，被郑奶奶硬是留下吃了碗面。金教授指甲缝里满是烧锅炉的煤灰，郑爷爷道：贝子爷偏劳了。郑教授摇摇头，看见我的盖浇饭：您是个吃主儿，这碗饭乃“周八珍”之一，“煎醢加于陆稻之上，沃之以膏，曰淳熬”。

　　到了40多年后的今天，出名好吃的蘑菇我大约已经吃过一半，但仍然忘不了这碗“淳熬”的滋味和肉蘑的口感，反倒是“大辩论”，怕是很少有人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