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夫：绵长的光影

　　1月7日，邵逸夫先生离世。他以107岁的高龄刷新了中国影人的长寿纪录，在他90多年的影视产业生涯中打造出了邵氏电影和香港无线两大华语传媒品牌。他热心中国教育事业，拿出近50亿港元投入内地6000多个项目，其善行义举彪炳后人。逸夫先生去了，“逸夫楼”矗立在大地上；由他捐资设立的“邵逸夫奖” ，则被誉为“东方诺贝尔奖” ，“其创建的事业长在，其垂立的风范长存” 。

　　本报特约请北京大学电影史学研究专家李道新教授从史学的角度对邵氏电影和香港无线做出了独特评述，是一种大视野下的纪念。

——编者

邵逸夫生前留影

　　直到1990年春天，我才在古都西安第一次听说邵逸夫这个人，并有幸在西北大学目睹了这位商界巨子精瘦干练的背影。那一天，西北大学校园里的白玉兰骄傲绽放、清香阵阵。邵逸夫出席了由他捐资一千万元港币并倾心关注的西北大学图书馆落成典礼。这是邵逸夫于上世纪80年代末在内地捐建的首批十所高校图书馆中的一座，也是西北地区的首座逸夫图书馆。我迫不及待地进入其中，在目送邵逸夫背影远去的同时，突然察觉到自己终于结束了身心的流浪，重新回到了书的故乡。

　　没有想到，四年后，我便有机会坐在北京前海西街的一座前朝王府里，沉浸在20世纪20 - 40年代的老旧影刊中，不断地照面邵逸夫及其兄弟们。那是一个家族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左冲右突、里应外合却又常被围攻、总遭诟病的过往，有些不堪，却也无伤根本。接下来的一些年，几乎在每一个学期，我都会面向北京大学各个院系的选课学生，讲到邵逸夫及其创建的影视帝国和东方奇迹，并佐以《大醉侠》《独臂刀》等经典名片。每当课堂上出现侠客义士赤膊上阵、盘肠大战的画面，总会引发无数惊叹；而当邵氏标志SB(Shaw Brothers)赫然在目，照例会有一阵心照不宣的笑声。这个时候，我就会指着窗外的两座逸夫大楼说，历史其实一直活着，电影就在我们身边。

　　一

　　邵氏家族及邵逸夫的影视帝国几乎可以比肩好莱坞1912年创建的派拉蒙和环球、1920年创建的哥伦比亚、1923年创建的华纳兄弟和米高梅等影业公司，在中国电影史上独一无二。

　　在中国电影电视历史上，邵氏家族的影视公司是历时最长、出品最丰、业务最广、争议最多的影视企业。如果把中国民族影视筚路蓝缕、艰难前行的历史，跟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战乱频仍、党同伐异与积贫积弱的历史，特别是跟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两岸隔通、文化散聚与全球竞合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话，以邵逸夫为代表的邵氏家族及其创建的影视帝国和东方奇迹，便足以傲视群雄、独步天下。这是一个存在于世间107年的人中瑞龙，以其近乎90年的生命激情参与并执掌的光影界和声色系，一旦起步便没有中断，即使老旧也历久弥新。

　　确实，从1921年收购上海“小舞台”开始，到1925年在上海创办天一影片公司；从1927年跟南洋片商合并成立天一青年影片公司，到1934年在香港建立天一港厂( 1937年更名为南洋影片公司) ；再从1950年将南洋影片公司更名为邵氏父子公司，到1958年正式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以至从1967年开始担任无线电视( TVB )常务董事，到1980年出任TVB董事局主席；再从1987年邵氏电影宣告停产，到2010年全面退出TVB，邵氏家族及邵逸夫的影视帝国穿越时代风云，历经凄迷繁华，持续延展90年，影响遍及全世界。如此坚强的存在，几乎可以比肩好莱坞1912年创建的派拉蒙和环球、 1920年创建的哥伦比亚、 1923年创建的华纳兄弟和米高梅等影业公司，在中国电影史上独一无二。事实上，中国电影史上那些一度辉煌的民营电影公司，如1922年创立的明星影片公司( 1937年停业) 、 1929年创立的联华影业公司( 1937年歇业) 、 1934年创立的新华影业公司( 1970年代歇业) 、 1956年创立的电影懋业公司( 1964年改组) 、 1970年创立的嘉禾电影有限公司( 2007年转手)等等，以及那些依托政府投资管理的国营、公营电影公司，如1937年成立的中国电影制片厂( 1949年迁往台湾，即台湾“中制” ) 、 1945年成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 1955年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 、 1949年成立的北京电影制片厂( 1999年并入中影集团) 、 1954年成立的“中央电影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即台湾“中影” )等，或因各种原因止步于战争、动乱、政争等造成的人才流失、资本短缺或无妄之灾，或因创立太晚无法积累更加深沉厚重的媒介资产和文化资源，故而无法跟邵氏影视相提并论。

　　如果说，中国影视是一种文化中国的想象方式，那么，邵氏影视帝国以近乎90年的历史跨度，以及超过1000部影片(超过1500小时)和1500部电视剧集(超过80000小时)的故事/情感的生产，面向港台、内地、东南亚以及全球观众，满足了并且仍然满足着他们内心深处的家国梦想、民族记忆和中国想象。邵氏影视帝国既是中国影视史上首屈一指的商业帝国，也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领域举足轻重的象征资本。

　　二

　　正是邵氏之敢为他人所“不屑为” ，才极为有效地遏制了中国影坛上日渐风靡的“欧化”潮流，在中国电影的民族化方面迈开了极为重要的一步。

　　追根溯源，邵氏影视的文化性及其影响力，主要得益于自始至终针对最大多数的全球华人社群，将最具中华民族特质与中国民间意趣的故事和情感整合在各种题材和类型之中，并在最大限度的地域里拓展邵氏出品的市场空间。

　　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严酷的商业竞争环境中，在欧美电影垄断中国电影市场的背景下，为了以电影张扬中国传统文化，也为了开拓国产影片市场并与欧美电影相抗衡，天一影片公司就不仅公开标榜“注重旧道德，旧伦理，发扬中华文明，力避欧化”的创作主张，而且以一大批“稗史片”突破欧美电影类型的藩篱，在类型片的题材选择、叙事结构及价值取向等方面努力迎合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并极力以此扩大国产影片的生存空间，开辟国产影片的南洋市场，为中国民族电影的初创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一个典型的家族企业，天一影片公司1925年6月由邵醉翁(仁杰) 、邵邨人(仁棣) 、邵仁枚(山客) 、邵逸夫(仁楞)兄弟四人创办于上海。邵醉翁任总经理兼导演，邵邨人任制片兼编剧，邵仁枚任发行兼编剧，邵逸夫任发行兼摄影。天一影片公司初设办事处于上海虹口东横浜路383号，拍摄第一部故事片《立地成佛》( 1925 )后不久迁入虹口华德路68号一家私人花园。在拍摄了《立地成佛》( 1925 ) 、 《女侠李飞飞》 ( 1925 )和《忠孝节义》 ( 1926 )三部影片之后，鉴于当时拍摄的侦探片、社会片和言情片等大多情节雷同、千篇一律，已经无法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遂从弹词、稗史、古典小说中选取相应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和历史演义作为电影的题材资源，相继拍摄了《梁祝痛史》( 1926 ) 、 《珍珠塔》 ( 1926，前后集) 、 《义妖白蛇传》 ( 1926，一、二集) 、 《孙行者大战金钱豹》 ( 1926 ) 、 《唐伯虎点秋香》 ( 1926，前后集) 、 《白蛇传》 ( 1927，三集) 、 《刘关张大破黄巾》 ( 1927 ) 、 《西游记女儿国》( 1927 ) 、 《唐皇游地府》 ( 1927 ) 、 《花木兰从军》 ( 1927 )等古装/稗史片。由于这些影片中的故事早已通过弹词、稗史和古典小说广泛地传播在最大多数观众的心目中，通过观看电影无疑可以使他们重温自己对于过去的想象，因此为天一影片公司带来了大批的妇孺观众。同时，也由于从1926年开始，邵仁枚、邵逸夫兄弟便去到南洋，除了在新加坡、马来亚等地的城市放映天一公司出品的影片之外，还在当地农村巡回放映。生活在南洋的广大华侨，70 %以上的身份为小商人、劳动苦力和雇农，仍然保持着先代的生活习惯与强固的乡土观念，这一类古装/稗史片，不仅能够满足他们在海外执著维护传统人伦的道德理想，而且能够填补他们空虚的业余生活和对遥远家乡的思念感情，因此能在南洋各地盛行一时。

　　由于受到南洋观众的欢迎，天一影片公司决计继续开拓南洋市场。在1927年中，除了增加拍摄投资外，还与南洋片商陈筚霖的青年影片公司合并，成立天一青年影片公司，为天一影片公司的影片在南洋的发行打开了通道。接着，天一影片公司继续在上海拍摄《明太祖朱洪武》( 1927 ) 、 《红宝石》 ( 1928，前后集) 、 《夜光珠》 ( 1928 ) 、 《双珠凤》 ( 1928，前后集) 、《混世魔王》 ( 1929 )、 《乾隆游江南》( 1929 - 1931，1 - 9集)、 《血滴子》( 1929 ) 、 《杨乃武》 ( 1930，上中下) 、 《施公案》 ( 1930， 1 - 3集) 、 《杨云友三嫁董其昌》( 1930 ) 、 《李三娘》 ( 1930 )等多部集古装/稗史片，以一家制片公司的努力，使稗史片类型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中国影坛上蔚为大观。

　　值得注意的是，天一影片公司的稗史片，除了引发一场古装片热潮进而获得相当不俗的票房之外，无论在当时的舆论还是在后来的电影史写作中都很少赢得好评；相反，对天一影片公司稗史片及其引发的古装片热潮的指责，始终不绝如缕。1927年10月，上海的明星影片公司还联合大中华百合、民新、友联、上海、华剧等5家电影公司成立六合影业公司，共同封杀天一影片公司的出品。而在《电影界的古剧疯狂症》一文里，评论家孙师毅曾经严正地指出，“所谓的历史戏、稗史戏、古装戏等等，实在是中国电影界一种最恶劣不堪的趋势，究其起因，是由于曾有南洋片商把张冠李戴的稗史影剧运到南洋开映，竟然大受欢迎，于是各制片厂家不惜粗制滥造，竞相趋于摄制所谓古装剧一途；这一来，今天一个大广告，明天一个大广告，东边一个影片公司，西边一个影片公司，都在预备替死人出风头。这种古剧狂，实在是致使中国电影事业走向毁灭的重大病症。 ”同样，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不仅联系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阶级斗争现实，分析了古装片泛滥的社会根源，而且坚定地指出，古装片的竞摄风潮，是当时有闲阶级和落后小市民害怕阶级斗争，企图逃避现实的一种社会反映。

　　如果仅从公司的制作态度和影片的思想内涵等方面来衡量天一影片公司的稗史片及其引发的古装片热潮，上述两种评论还是颇有见地的；然而，如果将其放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残酷的商业竞争语境以及中国早期电影的类型发展角度来分析，这一现象便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是因为，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正是中国民族电影力图从欧美电影的市场垄断中争取本土观众的关键时期，如果不以独特的题材资源、一贯的类型策略和快捷的制作速度来应对源源不断涌进中国的欧美电影，中国电影是很难获得超越欧美电影的票房优势的。天一影片公司“高强”的“营业手腕” ，无疑为国产电影的拓展开辟了一条新路。正如当时舆论所言，邵氏导演诸片，若以艺术的眼光观之，殊不能谓为成功，且其创制如《梁山伯》《白蛇传》等，尤为舆论界所不满。惟其营业手腕，则较任何人为高强，往往底片尚未开摄，映演权已为南洋片商争先购去，价且不赀。虽然，此种冒险尝试之举动，为他人所不敢为，亦为他人所不屑为，邵氏独毅然为之，邵氏亦可谓二十世纪东方电影界之怪杰矣。确实，如果邵氏缺乏敢为他人所“不屑为”的“冒险尝试之举动”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影业，将会在欧美电影巨大的竞争优势中几无容身之地。另外，尽管天一影片公司的稗史片不无封建思想和落后文化的巨大遗存，但其在类型包装之下一以贯之的东方文明诉求，却极为有效地遏制了中国影坛上日渐风靡的“欧化”潮流，在中国电影的民族化方面迈开了极为重要的一步。

　　三

　　邵氏古装片和黄梅调歌唱片往往氤氲着一派浓浓的中国气息，作为想象中国的一种独特方式，邵氏电影成功地征服了香港、台湾以至东南亚的广大观众，满足了20世纪60年代前后全球华人的寻根梦。

　　天一影片公司南下香港之后，特别是1958年由邵逸夫担任总裁的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成立之后，邵逸夫借助天一影片公司的历史经验、邵氏父子公司的制片业务与邵氏家族在南洋创业30年的雄厚基础，以垂直整合的片场规模、生产线式的产制形态和好莱坞式的明星制度，以新加坡为运营总部，香港为制作中心，台湾为市场腹地，进行邵氏电影跨国跨境的生产和传播。邵氏影业也因此进入又一个出品丰富、类型鲜明、人才云集、明星闪亮、票房鼎盛、影响卓越的黄金时期。

　　这一时期里，邵氏公司吸引并延揽了包括李翰祥、张彻、胡金铨、楚原、刘家良、罗维、徐增宏、何梦华、程刚、张曾泽、桂治洪、蔡扬名、吕奇、华山、周诗禄、马徐维邦、卜万苍、岳枫、严俊、陶秦、唐煌、秦剑、吴回、袁秋枫、鲍学礼、王晶等在内的一大批风格各异、个性鲜明的电影编导，培养并成就了包括乐蒂、林翠、丁宁、凌波、叶枫、郑佩佩、李菁、井莉、何莉莉、尤敏、钟楚红、叶童、张曼玉、王祖贤以及赵雷、陈厚、王羽、姜大卫、狄龙、傅声、岳华、许冠文、李修贤、陈观泰等在内的一大批魅力独具、号召力强的银幕明星，并以《貂蝉》( 1958 ) 、 《江山美人》 ( 1959 ) 、 《倩女幽魂》( 1961 ) 、 《杨贵妃》 ( 1962 ) 、 《花田错》( 1962 ) 、 《梁山伯与祝英台》 ( 1963 ) 、 《花木兰》 ( 1963 ) 、 《红楼梦》 ( 1963 ) 、 《白蛇传》 ( 1963 ) 、 《凤还巢》 ( 1963 ) 、 《武则天》( 1963 ) 、 《妲己》 ( 1964 ) 、 《双凤奇缘》( 1964 ) 、 《包公巧断血手印》 ( 1964 ) 、 《西厢记》 ( 1965 ) 、 《万古流芳》 ( 1965 ) 、 《王昭君》 ( 1965 ) 、 《宋宫秘史》 ( 1965 ) 、 《女秀才》 ( 1966 ) 、 《大醉侠》 ( 1966 ) 、 《西游记》( 1966 ) 、 《观世音》 ( 1967 ) 、 《边城三侠》( 1967 ) 、 《女巡按》 ( 1967 ) 、 《独臂刀》( 1968 ) 、 《金燕子》 ( 1968 ) 、 《大刺客》( 1968 ) 、 《七侠五义》 ( 1968 ) 、 《神刀》( 1968 ) 、 《独臂刀王》 ( 1969 ) 、 《飞刀手》( 1969 ) 、 《毒龙潭》 ( 1969 ) 、 《三笑姻缘》( 1970 ) 、 《十三太保》 ( 1971 ) 、 《十四女英豪》 ( 1972 ) 、 《流星蝴蝶剑》 ( 1976 ) 、 《倚天屠龙记》 ( 1980 )等为代表的大量生产的古装黄梅调歌唱片和武侠功夫片为号召，在港台、东南亚等地掀起观影热潮、屡破票房纪录。据统计，仅在其市场腹地台湾，从1957年到1980年的24年间，邵氏出品共有13年获得台北市国片年度卖座冠军；其中，从1961年到1969年9年间，邵氏出品也有48部进入台北市十大卖座国片行列。两项统计均表明，仅邵氏一家公司生产的影片，在台北市的市场份额就有可能超过了50 %。

　　现在看来，主要由李翰祥、周诗禄、岳枫等执导的邵氏公司的古装片和黄梅调歌唱片，既继承了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由天一影片公司开创的古装/稗史片传统，又抛弃了古装/稗史片中不合现代伦理与违背时代精神的糟粕，大多都能展现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也能较好地表达中国人特有的精神气质和内在风神；即便是在人物造型、布景设置和光影调配等方面，也浸润着一种令人沉醉的类似中国画的气韵。出于对中国“味道”的理解，以及对“属于东方的悠远的飘逸感”和“芬芳的思古幽情”的追求，邵氏古装片和黄梅调歌唱片往往氤氲着一派浓浓的中国气息；作为想象中国的一种独特方式，邵氏电影成功地征服了香港、台湾以至东南亚的广大观众，满足了20世纪60年代前后全球华人的寻根梦。

　　与此同时，主要由张彻、胡金铨、楚原、刘家良等执导的邵氏公司武侠功夫片，也直接引领港台电影进入一个武侠功夫片的鼎盛时期。正是因为邵氏武侠功夫片大多拥有广泛的观众基础和成功的票房纪录，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香港电影工业的发展，才使香港成就为令人瞩目的“东方好莱坞” 。可以说，以邵氏武侠功夫片为代表的香港武打片，以其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文化蕴涵，基本展现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香港社会的“去势”焦虑及其惶惑心态。正是在一种国破家亡的乱世背景里，在一种刀光拳影的激烈动作中，更在一种无路的悲怆感和嗜血的复仇意识主导下，邵氏武打片见证了香港社会的精神图景，并在影像和动作的层面上建构了一个时期的香港文化。

　　诚然，邵氏影业同样需要与时俱进，但邵逸夫并非完人，邵氏影业的许多规章和措施，也往往使其坐失良机，或者饱受诟病。除了错过李小龙，逼走张彻和邹文怀并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之外，邵氏影业的垄断地位及其人事管理和薪酬体系，也直接导致香港影坛竞争失衡、生态恶化。国际巨星成龙曾在一本自传中指出，当年香港电影界，黑帮三合会横行猖獗最大的原因，要归结为邵氏公司。因为在何冠昌、邹文怀的嘉禾影业崛起之前，邵氏公司掌控着整个香港电影圈，是电影界的最大雇主。因为没有竞争，邵氏公司便以极低片酬签约和支付雇员，甚至使其无法维持基本的生活费用。这样，许多雇员和武行便投靠三合会，在黑道系统里寻找生计。

　　事实上，电视时代的到来，已经让邵逸夫逐渐找到了商战的另一个主场。历史证明，邵逸夫的这一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从1967年亦即邵氏武侠片到达巅峰的那一年开始，邵逸夫便进入电视领域，担任无线电视( TVB )的常务董事。值得注意的是，面对电视的压力，美国的哥伦比亚公司也在1968年宣布改组，下属哥伦比亚影片公司和银幕珍品公司两个分支机构，继续从事独立制片的投资、电视片摄制和录像带工业，成为好莱坞最早与电视结合的大公司之一； 1969年，华纳兄弟公司也更名为华纳兄弟传播公司，开始涉足电视节目制作。在与电视结合并开拓综艺娱乐方面，邵逸夫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时至今日， TVB的辉煌已无须赘述，这个号称世界第一的华语商营电视台，以及号称全球股票市值最大的中文电视台和全球最大的中文电视节目供应商，从免费电视起步，业务已经遍及世界各地。自1967年11月19日开播以来，一直处于香港电视频道中的收视领导地位，已经成为香港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 TVB制作的《上海滩》 (1980) 、 《射雕英雄传》 (1983) 、 《杨家将》 (1985) 、 《陀枪师姐》 (1998) 、 《妙手仁心》 (1998) 、 《创世纪》 (2000) 、 《十月初五的月光》 (2000) 、 《金枝欲孽》(2004)、 《巾帼枭雄之义海豪情》(2010)等经典剧集以及各种节目， 40多年来，一直深刻地影响着香港、台湾、中国内地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区。

　　在这个已经过去和正在展开的一个多世纪里，在中华民族无可阻挡并影响深远的启蒙、救亡以及革命、改革大潮中，无数事烟消云散，无数人壮志未酬。这就是为什么在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中国电影电视历史上，除了邵氏家族以外，再也没有一家影视公司能够从不间断、苦心经营并成功维持超过90年。无论如何， 107年的生命轨迹与近乎90年的影视帝国，确实突破了我们能够想象的限度。面对邵逸夫已经消失的背影，及其留存于夜空、大地和人心的各种丰碑，我们也许可以重整思绪，真正地体会到这一位出生在浙江宁波镇海的中国人，在他身上呈现出来的一种勤敬品质和智性慧根，进而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文化及其大众传媒生生不息而又新鲜活泼的生命力。(李道新 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