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结局的小说与“漂泊者”的命运及状态(傅逸尘)

——读徐则臣中短篇小说记

　　一、吊诡的结局

　　与徐则臣相识，进而成为好友，甚至于哥们儿，始于哪一年似乎有些模糊。像我们这样一些人，时间与空间观念都很差，白天与黑夜也经常是一种混沌状态，所以，即便是这样重大的事情居然没记得住也就不足为奇。记得住的是一种感觉与状态，比如渴酒谈天几乎成了我们交往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方式，酒足饭饱后也可以搂肩搭背，海侃神聊。有汉尚知，但诺贝尔何许人也已然淡忘。

　　想起五年前是因为那时我还不怎么喝酒，我最为经典的一个肖像应该是坐在军艺图书馆二楼靠窗的那个几乎成为我的专坐的位置上，长时间地埋头于书桌后，也会突然抬起头来，扭转头久久地注视着窗外。窗外是我叫不上名字的松柏与泡桐和白杨一类的树木，庞大而茂盛，掩映着几条笔直的柏油路。其实并不知道在看什么，目光是一种迷离与茫然。那一天其实是无数天中一个极其普通的一天，但那一天却因为我偶然间翻开了那本黑色封面的名之曰《跑步穿过中关村》的小册子而变得意义重大起来。可能是午后，阳光穿过婆娑的枝叶将阴影斑驳地印在长长的书桌上，还有我的身上与脸上；还有一种可能则是在晚饭后，那时，寂静的校园里各种灯光一齐点亮，树木被灯光剪出幽暗的轮廓。我已经埋头很久，这时抬起头来再次地扭转向窗外。仿佛《西夏》中的王一丁和西夏、《啊，北京》中的边红旗、《跑步穿过中关村》中的敦煌和夏小容、七宝他们就隐匿在婆娑的枝叶后边，我甚至于听到了他们窃窃的声音。同样是“漂泊者”，我知道自己跟他们不一样，与他们比，我要幸福得多，那时我正在读研，正匍匐在文学前沿，关注着各种现象与作家作品，意气风发地在各种报刊上发表颇令自己有些得意的见解；但五年多的漂泊时光还是让我在那一时刻里，说不清哪些地方与他们似是而非地连接与勾通着，我关注他们的命运，我想知道他们未来的生活。那时尽管我还不知道徐则臣是何许人也，但我根本顾不及我的孤陋寡闻，我只知道我被他们震撼了，感动了，感染了。随后，在更长久的时光里，一种绵延无尽的哀婉与忧伤一直在我的内心回荡。

　　察看我当时的笔记，“没有结局的结局”是关键词。那个时候我肯定是很惊讶，惊讶那个我不知道是何许人也的徐则臣何以拧着读者的阅读趣味，偏偏不给出人物的未来，他就那么武断决绝地在人物的某一个转折的时刻让小说戛然而止。从小说的结构角度论之，就是没有结局，或按西方现代小说观言之：开放的结局。后来我读了徐则臣大部分中短篇，这才知道，他几乎千篇一律采用这种方式结局。即便是有的作品有个结局，那也是相当模糊与暧昧。我当然知道，这是徐则臣对小说结构的一种理解与爱好，也可以说是他对人的生活与命运的一种认知与判断；但这仍然无法阻止我在某一个时段里，产生了一种徐则臣似乎有些偏执与狭隘之感，我甚至于把徐则臣想象成了以办假证谋生的诗人边红旗，这种方式很像边红旗所为。

　　二、“自叙传”说仍然成立

　　批评家李敬泽称，由作品到作者或者由作者到作品都是正当的解读方向。读徐则臣的小说应该选择从哪儿到哪儿是五年前曾经困扰过我的问题，那时候我还不能完全做到从鸡和鸡蛋的悖论中挣脱出来。当然，那时候我还不认识徐则臣，现在我想，如果那时候我认识了徐则臣，我肯定会选择由作者到作品的研究路径。不是说徐则臣的小说写的就是他自己的生活，像黄永玉老先生的《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但徐则臣的小说中所写的人物与生活又确实跟他有关，很多的细节，感觉，他都曾经耳闻目睹过，甚至于经历过，只不过他把那些东西统统地装进了北京的“漂泊者”那个筐里了而已。人物的命运当然与徐则臣截然不同，但他们的生命和生活中的诸多感觉与情绪却与徐则臣息息相通，从这个意义上讲，“自叙传”说仍然成立。问题是写作这篇东西的时候我已经不是五年前那个意气风发的在读研究生了，所以，我不再可能把关注点放在小说与作者之间的关系上，现在，我更关注的是作品本身。因此，我不断地回想和追问自己，《跑步穿过中关村》中的那三个中篇让我震撼、感动，或者说感染我的是什么？当然会是人物的惨淡的命运与困厄的生活境况，仅此而已吗？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还有呢？那又是什么呢？徐则臣自己就说，“小说不仅是故事，更是故事之外你真正想表达的东西，这个才决定一部作品的优劣。”徐则臣还说，“小说是向着未来的，向着区别于当下的一种可能性。” 徐则臣进而又说，“当下，现在进行时，漂泊，焦虑，面向未知的命运和困境，城市与人的关系，这些都表明我在探寻、发掘、质疑和求证。”我对徐则臣这些话不敢掉以轻心，更不敢当耳旁风，因为我已经体味出那些小说表层背后的，或者说，小说更深层的内蕴，才是徐则臣的小说本身，抑或本质。也就是说，只有读解出小说表层背后，或者小说更深层的内蕴，也才方显批评家本色。

　　差一点儿就 80 后了的徐则臣一点都不“先锋”，相反，很现实主义，他甚至都不想有些微的掩饰。现实主义方法的选择跟他所写的人物的命运及生存状态有关，面对那些北京的“漂泊者”的生活的艰难困境与命运的多舛无奈， 徐则臣充满了悲悯与温情，那种几近于肌肤的体恤，他甚至于顾不及小说的诸多技巧，更遑论“先锋”耳？读徐则臣小说的时候，我似乎能感觉到他写作时的那种情境，那些个让他刻骨铭心的细节足以摧毁有关小说的结构呵、语言呵、思想意蕴呵什么的，他只是要求自己把那些碎片般的原生态生活写好，他觉得足够啦，他自信地认为所谓“探寻、发掘和求证”自在其中。相较那种刻意于经营结构与主题的小说，我更认同徐则臣这种小说观，它去小说化，不去间离小说与读者的关系，而是让读者置身于小说之中，忘情于人物的悲欢离合与阴晴圆缺，恨不得自己也是那些人的哥们儿。徐则臣无意于彰显小说技巧一类的东西，他已经进入无技之技之境。

　　三、“漂泊者”的命运与状态

　　A

　　这一次我也想像边红旗那样所为一把，从徐则臣小说的结局入手，以求证徐则臣小说的结局与人物命运及生存状态之关系。我知道这样做会很复杂，我尽可能的将其简单化，这才更符合我的“读记”之文体。一张纸条，还有一个电话号码便莫明其妙地将哑女西夏推入了王一丁的怀抱。王一丁只是一个跟别人合伙开一家小书店的普通人，他不想接受这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女人，他采用种种办法想把她赶走，却终于没能够。王一丁的善良，以及逐渐培养起来的对西夏的情感，还有三十岁独身男人本能的欲望，让他最终接受了西夏。小说似乎可以结束了，但小说家徐则臣却让王一丁获得了幸福感之后产生了对西夏身份不明的焦虑，尤其是在得知西夏的病完全可以治愈之后，他担心能重新说话的西夏不得不说明她的真相会导致他失去西夏。两难选择折磨着王一丁，而当医生打来电话通知他们去接受治疗的时候，王一丁却否认了他们曾经的预约与期待。在医生最后的求证中，王一丁虽然说话了，但却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徐则臣何以要弄出一个这样的暧昧结局？我以为他是在暗示，王一丁已经无法离开西夏了，他甚至想放弃让她重新说话这样重要的机会。

　　西夏能否治好眼疾不得而知；但徐则臣让北京的“漂泊者”王一丁与西夏在相互抚慰中获得了底层人群难得的温暖，这显然与徐则臣自身的经历与情感有关，他不忍心让他和他的小说人物受到更深的伤害，他似乎只能够用这种方式来安慰那些一千多万的如同蚂蚁般的北京的“漂泊者”。同样的原因，徐则臣在《啊，北京》中，也没有让从看守所中出来的边红旗命运过于悲惨，苏北小镇美丽贤慧的妻子把他接回了家乡。边红旗当然够不上个诗人，但他有理想和激情，他辞去教师职务只身闯荡北京显然与儿时的梦想有关，而且这种梦想让他觉得北京就是好，用他自己的话说，“北京啊，他妈的怎么就这么好呢。”但现实生活与理想毕竟不同，事实是，边红旗尽管标榜自己是个诗人，但他却是在蹬三轮不成后，以办假证谋生。这种担惊受怕、极不稳定的生活虽然没有将他的理想与意志消磨殆尽，与房东的女儿沈丹的爱情纠葛虽然让他时而有一种小小的窃意，但最终还是让他身心俱疲。替小唐受过既是他对砍掉小唐两个手指的忏悔，也表现了他男人的豪气与担当。这一次的结局似乎已然明晰，但他在眯起眼睛看向太阳和天空的刹那，心情也一定是百感交集。随后哗哗的泪水，苦涩地向四面漫漶，蕴积着他对北京的依恋与无奈。

　　从命运与生存状态的角度看，边红旗还算不怎样悲惨，敦煌、夏小容、七宝们更让我为之动容和同情，更能彰显“漂泊者”在徐则臣小说中的隐喻主题。敦煌因跟随保定办假证而被抓，三个月后出来因碰上了卖盗版光碟的女孩儿夏小容而改卖盗版光碟。敦煌尽管很聪明，也很“敬业”，但仍然无法改变生存的困窘，过着流浪失所、朝不保夕的生活。与夏小容的爱情既是对敦煌内心的一种抚慰，也让他对未来有了理想与憧憬；然而，夏小容的前男友矿山的出现则粉碎了他创造一种温馨小家生活的梦想。离开刚刚品尝到一点味道的生活是敦煌无奈的选择，幸好这时他在打了几百个电话后找到了保定的女友七宝，并与之发展为一种情爱，但这种情爱也因保定的出来，并发现了七宝早已当了妓女而险些崩塌。敦煌没有放弃他对爱情与家庭生活的理想追求，他与保定四处借钱将七宝淘了出来，新的生活在他面前重新展开。以徐则臣对“漂泊者”的认知与生活积淀，他几近残酷地让敦煌在救出矿山之后被警察抓获。他在被戴上手烤的一刻，他的手机响了，七宝冲他喊，她怀孕啦。也就是说，百般努力的敦煌还是没有摆脱困厄的命运。夏小容和七宝呢？夏小容没有边红旗、敦煌们的远大理想，她就想嫁人回家生子，过一种平和的普通人的生活。矿山并不是她理想的选择，跟敦煌也不可能，最终因矿山被抓而倾其积蓄。孩子成了她北京漂泊生活的最大收获。美丽的七宝的命运似乎已经没必要再重复细说了。

    B

　　徐则臣的小说一点儿都不花里胡哨，不玩弄任何的所谓文学技巧；语言上偶然间会有点小幽默，但那是紧紧地贴着人物和生活的，而不是出于文学性上的考虑。这些人物及他们的生活让我有一种陌生的新鲜感，我甚至疑虑，他们真的是生活在北京吗？这么多年，为什么不见其他作家描写这个群体与领域？因此，2009 年的长篇小说《天上人间》的封面上就赫然地标榜着“老舍的北京是地域性的   王朔的北京是开放型的   徐则臣的北京是流动的”多少还是让我有些吃惊与疑虑。其实这种概括与比较我是不以为然的，不准确，而且还有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但重要的是徐则臣已经与老舍和王朔并肩了，这个评价无论怎么说都是相当高的。描写北京生活的作家作品多了，但能够写出独特之处，以至于独霸一方，还能说不重要么？要知道，发表这些作品时，徐则臣还不到三十岁呵。但当我读完这个其实是四个中篇的连缀所谓长篇小说的时候，我的疑虑基本上烟消云散了。凭我的文学感觉，没有相当深厚的生活积累，无论如何都写不出这样生动鲜活的作品。也就是说，对徐则臣小说中“漂泊者”及其生活的存在的疑虑完全可以打消。

　　《我们在北京相遇》与《啊，北京》几乎雷同，后者是要是写边红旗，前者写的是群体，但将沙袖突出出来。小说写几个外省人对北京的向往与渴望，他们认为那就是他们理想中的天堂；其实不然，他们经过几年“炼狱”般的生活，最终还是无法跨进那道看不见的进城的“门坎”，身心俱伤显然超越了他们的想象。办假证的边红旗肯定是进去了；没着没落、无所事事的沙袖也因为要报复一明与一位女学员关系的暧昧而怀了边红旗的孩子，虽然最后流掉了孩子，与一明重归于好，但内心的伤痛想必也不是三天五日就能够平复得了的；而“我”则被父母及女友逼迫着回了故乡小城，除了找到报社记者这么好的工作，还要迎娶女友小童。《天上人间》写乡村少年子午来北京后的成长与毁灭，聪明导致他不像“我”那样本分，而且加速了他毁灭的速度，令我慨叹不止。《伪证制造者》中的姑夫确实算不上个好人，但残酷的生活却耗尽了他的情感与精力，以至于失去他最看重的男人的性能力。他没有任何付出的儿子将考进清华大学让他重新获得了激情，却在刚刚感觉到性能力恢复的刹那而被警察抓获。

　　此外，收在其它集子中的《居延》《把脸拉下》《屋顶上》等也都有可圈可点之处。执着地寻找丈夫的居延一直不能真正地接受唐妥同样执着的充满温情的爱情，她无法真正地忘记丈夫；然而，当丈夫终于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她却转过脸专心地对给她打电话的唐妥说，“我要做一桌好菜，都是你爱吃的。咱们就在家里庆祝。”她终于说出了一直不肯说的“家”。这个结局让我一直冰凉的身体陡生暖意。因为同一个理想——买房子，让卖假古董的和报社编辑居然走到了一起，在被警察抓获的一瞬间，是卖假古董的承担起进看守所的责任。而报社编辑为了把卖假古董的淘出来，终于把脸拉了下来，翻开电话薄，给朋友打电话，“我想借点钱”。在北京漂泊的宝来不光是生活上的困窘，精神上也极为空虚，每天半夜出去为办假证的洪三万贴小广告的生活让他有一种没着没落的感觉。一次偶然的一瞥，一个女孩儿朦胧的影像不但让他为之心动，且影响了他此后的生活，最终险些为女孩儿丧命。这几部作品里的人物都有一种几近倔强的执着，人性中本来具有的，但已经在当下极为稀缺的善良与真诚。他们的执着让我看到了蕴藏在底层普通民众的中的人性的光辉与力量。《我的朋友堂吉诃德》则是另类小说，徐则臣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地讲述了一个悖论的故事，由于社会的不正常，所以不能接受一个想正常的人的正常言行；而一个不想正常的人的不正常的言行，却让正常的小偷的行为不正常了。这种极具哲学思辨色彩的小说在徐则臣的小说中所鲜见，在当下中国的小说创作中也不多见，劳马是显而易见的一位。

　　我想，这十多个中篇小说足以确立徐则臣在当代小说家，尤其是70 后小说家中的地位。这种地位的确立当然与他所描绘的人物与生活的独特性有关，但认为一个作家仅凭人物与生活的独特性就能够征服读者与文学界显然只能是外行者的见识。如果你只停留于表面，徐则臣的小说就过于素朴无华，也不见深奥传奇之处；那我就会毫无顾虑对你说，你肯定是不无遗憾地与小说家徐则臣失之交臂了。徐则臣不刻意于小说的主题营构与哲学象征，但不等于说没有，他是不动声色，大智若愚，是一种整体性的蕴积。也就是说，徐则臣小说经营的是一种整体性思考，对他所描写的人物存在作一种整体性判断，而无意于在每一篇作品中机巧地构思出一种什么旨意。问题在于，徐则臣小说所描写的人物的生活与命运太富感染力，往往让读者无暇，甚至于忽略了作品所蕴积的思想与精神。

　　四、 城堡般的“门槛儿”与现代性焦虑

　　徐则臣小说的感染力毋庸置疑；但好像也不是什么文学性、艺术性之类可以言明的，因为我又想起五年前我读过的徐则臣在《跑步穿过中关村》那本小册子中的自序说过的一段话，“我写他们，也包括我自己，与简单是非判断无关。我感兴趣的是他们身上的那种没有被规训和秩序化的蓬勃的生命力，那种逐渐被我们忽略乃至遗忘的东西。”按说我不应该引这么多徐则臣的话，我的策略应该是尽可能不让读者知道他说的那些话，因为他说的太地道了，太有深度了，很容易让我们这些搞批评的无话可说。

　　想在主题层面上解读徐则臣小说显然是徒劳的，这不是徐则臣小说追求的向度；若从普遍的人性与普世的价值上去感悟小说背后所蕴涵的深层意味又不免有些空泛与不着边际。我知道徐则臣的“漂泊者”小说中隐喻着一种相当宏大的思想与意味，但相当地隐晦与模糊。我不得不去揣度徐则臣。在徐则臣的经历与印象，或者认知中，北京不属于外来的“漂泊者”，遍地都是机会与金钱的北京似乎有一道看不见的“门坎”，这道“门坎”最终无情地将“漂泊者”挡在北京之外。这让我想起了卡夫卡的《城堡》中的

　　K 。K 不断地努力进入城堡是因为他在执行一道指令，但却像西绪弗斯一样一次从山腰滚下来一样，始终不得而入。徐则臣小说中的“漂泊者”想进入北京虽然有生活所迫的因素，但他们是主动地想实现自己人生的理想，北京对他们而言就是天堂。但无论他们怎么样努力，最终都是撞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别无选择，他们只能黯然地重回故乡。

　　徐则臣在他有关“漂泊者”的小说里隐喻着相当的宿命论色彩，因而，他的人物在没有结局的结局中缺少一些浪漫的理想主义的亮色。从情感而论，这显然不是他的本意。他在小说的细节描写中给了他的人物无数的温暖、体恤与抚慰，却在人生命运的总体关照中断然地否定了他们企图改变自己的身份与生活的理想。这与主流意识形态似乎有些相左与抵牾，但他秉持的现实主义文学立场让他固执地认为，这就是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与本质。残酷的不是他自己，而是物质主义的社会现实逻辑。其实，徐则臣小说中的“漂泊者”多数都是有一定理想与精神追求的，否则他们也不会远离家乡到对他们而言其实是极其陌生的北京来打拼。但他们显然都缺乏一定的思想准备，他们青少年时代所向往和崇敬的北京已然发生了质的变化，与他们的思想精神完全隔膜，甚至相悖了。他们没有能力去思考现代性，但现代性已经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像北京这样的现代化大都市。中国人对现代性并不是有多么的陌生， 中国自近代以来，我们多次遭遇现代性；但是，包括启蒙者在内，我们对现代性一直处于似懂非懂与种种矛盾，甚至疑惑之中。进入 1990 年代以来，现代性给出的逻辑是，市场经济的合法化与迅速发展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动力；但在这过程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近现代启蒙思想家所希望的人的自由与解放，我们在享受着市场经济带来物质的极大丰富的同时，也在忍受着日益破败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以及资本和技术对人无以复加的统治的 痛苦和煎熬。于是，他们只能是在一种理性缺席的自在状态里进行仅仅属于他们这个阶层的本能的挣扎。诗人阿多尼斯在与莫言对话时说，“ 20 世纪以来我们有个错误的认识，就是把政治史视为全部的人类历史。实际上，政治只是整个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一个伟大的作家不能仅仅满足于批判权势，还应该对整个社会文化提出质疑和批判。”(《文艺报》 2013.8.16 )在徐则臣的小说里，北京当然是一个实在的空间与时间，但我感觉它更是一个象征，是所有现代化都市的象征。它们对“漂泊者”的拒绝与对他们理想的扼杀，显然更突出地体现在社会文化中。因此， 徐则臣的小说便是通过对“漂泊者”的命运及生存状态的精细描写， 对现代性进程中的中国社会文化提出质疑和批判。从这个意义上似乎还可以认定， 徐则臣的小说所“探寻、发掘、质疑和求证”的东西已经超越了莫言所说的“现实政治”。

　　让我颇感兴趣的还有一点，就是徐则臣在他的小说里从不用既有的伦理道德臧否人物，甚至置法律于不顾，这样的写作伦理在当代作家中极为鲜见，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颠覆了以往的文学传统与写作伦理。但这不意味着徐则臣认同和强调西方的普世价值，徐则臣是在用一种更加宽广的胸怀与人性包容着这些既勤苦善良又不乏萎琐丑恶，既充满浪漫理想又时常堕落自弃，既不屈不挠又命运多舛的来自乡村或县城的“漂泊者”。徐则臣或许以为，与他们困窘的生活与多舛的命运，以及理想的毁灭比较，既有的伦理道德与法律实在是缺少人性的温暖，简单的批判并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而是应该站在更高远的哲学境界进行更为宏大的思考。这也许更接近现代性之本义。如此一来，我觉得徐则臣，以及徐则臣的小说并非如表面那样朴实无华，其实他和它有着更加崇高宏阔的理想境界，这种理想境界甚至超越了文学性，颇富老庄之意味了。

　　五、陈旧没落的“花街”

　　徐则臣的小说的另一极是乡村，或者说故乡可能更准确。那个被称为“花街”的地方在运河边上，有一个石码头。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一个虚构的地方，但又实实在在是徐则臣青少年时期生长的地方。故乡对任何一位作家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文学性想象空间，在难以计数的回忆的碎片里蕴积着他不尽的情感与精神资源，让他在无数次的写作中慰藉自己的灵魂。但徐则臣的这一极小说并没为他增添多少亮色，也就是说，与“漂泊者”系列比较，运河边，紧挨着石码头的“花街”的故事似乎有点鸡肋之感。我想，可能是徐则臣离开故乡已久，即便是十几年的青少年生活也没给他留下更多深刻、鲜活而持久的记忆，对于一个一直读书的孩子，尤其是读了初中和高中之后，大多都是在县城里，与真正的故乡已然有了距离。贾平凹虽然也久居城市，但他经常要回到故乡，他一直保持着与故乡的肌肤般的联系，所以他才能不断的书写当下的故乡；再看徐则臣的“花街”故事，都是过去时态的，几乎没有当下的；因此，就总体而言，“花街”是陈旧没落的，多少还有些腐败之气。也就是说，他是凭记忆，甚至于上辈人的讲述与传说在写作，找不到文学性的感觉并不让我惊讶。也因此，他才在这个系列里重点写故事，写人物一生的命运，这个时候的徐则臣无论怎样都难以调动起他出色的文学感觉，包括语言都随之黯然失色。写“漂泊者”小说的时候，徐则臣能在每一时刻都感受到人物的情感与气息，甚至他们的表情与姿态，各自说话的方式与味道，他能真正地触摸到他们的每一根神经；到了“花街”就不同了，他也许是知道那个人，或者听谁说起过他，也还有可能与那人曾有一面之识，但仅凭这些写作显然是很不够的。尤其是对徐则臣而言，他是那种更善于描写琐碎的细节的作家，故事对他而言，多少有些隔膜。当然，并不是说“花街”里没有好的作品，但总归还是有些陌生与隔膜，论及细节就不可能信手拈来，而是要靠想象，甚至于编织。

　　《苍声》《镜子与刀》《夜歌》应该是徐则臣“花街”系列作品中比较好的几部。故事对徐则臣而言可能是一个阻碍，他一旦进入编织的情境，他的小说的感觉便丧失殆尽。换言之，这几部我认为“花街”系列作品中比较好的，很重要的原因不是在编织故事。《苍声》的背景是文革，写一群少年。围绕着批斗何校长，以大米为首的顽劣学生作恶多端，不但用各种方式参与批斗何校长，还轮奸了傻女韭菜。木鱼经历了这样一个罪恶的过程，当他听到何校长可能跳河自杀的消息后，突然就苍声了，似乎有一些寓言的味道。《镜子与刀》应该是最好的一个作品，细腻而精致，让我想起苏童小说的味道。两个少年的相知居然是通过镜子与刀的对话，九果在穆鱼镜子的引导下，用那把刀杀了整天打骂他母亲，并且嫖花街上女人的父亲。已经哑了三个多月的穆鱼，在目睹了这一血腥的场景后跑向运河，向着河水高喊九果，他再次发出了声音。九果让穆鱼震撼，可能还有一种对英雄的崇拜。《夜歌》写两个青年人的爱情遭遇传统道德伦理的阻碍，但当两人真的走到了一起后，却又在复杂的现实与欲望中迷失。倒是最大的反对者——母亲重归人性的至柔之处，用自己已经不能唱歌的沙哑的嗓子唤醒了半植物人状态中的布阳，她自己也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恢复了曾经的歌者身份。这一寓言似乎多了种反讽的意味。

　　“花街”系列作品中的《露天电影》本来是一个不错的题材，写在乡村放映电影时放映员与村里的妇女偷欢的情节，如果就此展开大量的细节描写会很精彩；但徐则臣把它写成了一个报复的故事，尤其是孙伯让治理放映员秦山原的情节，看着不舒服。我猜测，这个报复的故事可能是这篇小说产生的最重要的因素。《人间烟火》《养蜂场旅馆》《梅雨》《我们的老海》《失声》《鬼火》等作品似乎写得很勉强，有一种硬写的感觉。这些作品一方面是编织与臆想的痕迹很重，没有真实感；另一方面还缺少一种内在的支撑，普遍缺乏钙质，似乎站不大起来。

　　六、小说的真理

　　渴望回到五年前，并不是对青春与生命的欲望与奢求，而是怀想那种纯粹的被徐则臣小说中的那些“漂泊者”们的理想命运与生存状态的震撼、感动与感染，以及随后在更长久的时光里的那种绵延无尽的哀婉与忧伤。我记得那时的那种纯粹体现为一种感性的阅读，一种完全的情感的进入，不知道何时便会有泪水在脸上流淌，西夏、敦煌、夏小容、居延、沙袖都让我至今难忘。现在已然不同，作为一个准专业的读者，一个所谓的批评家，你很难让自己沉湎于作家所营造的文学情境，你会不时地从作品中跳出来，不光是挑剔，还要解读和阐释，在这个过程中要表现出独特的思想与观点，你的不人云亦云，你的标新立异。而读徐则臣小说的最佳状态应该是前者。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批评家的阅读是一种非人性化阅读，而普通大众的阅读才是真正人性化的阅读。批评家们的理论也未必就能够真正地接近小说的本质，倒是普通大众在某种意义上更有可能接近小说的肌理与真理。

2013 年 10 月 8 日于鞍山老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