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野与中国当代文学——第四届“今日批评家”论坛纪要

会场

　　时 　间：2013年11月4日上午

　　地 　点：广西北海海滩大酒店·银滩厅

　　主办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南方文坛》、广西师范学院

　　主持人：张燕玲  李仰智

　　张燕玲(《南方文坛》主编)：欢迎大家来北海参加第四届“今日批评家”论坛！本届论题“国际视野与中国当代文学”是我和吴馆长、李仰智副院长商量拟定。在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当下，尤其随着莫言获诺奖，莫言及其当代优秀作家诸多的中国经验的书写，为当下的文学创作和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有待研究的课题。我们参加“2013两岸青年文学会议”的20余名作家，在吴义勤团长带领下前天才回来，在台湾文坛和学界尤其台湾大学，我们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华文文学面临国际化的压力”。我想，这是否是目前两岸文学的一个共同课题？比如，如何提升国际视野下的本土化写作？如何实现全球化与民族化的交融？如何建构国际化视野与中国文学理想？中国当代作家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这个创作问题，大家在讨论时可以多多向李洱老师提问或请教哈。或者说中国文学如何更多地走进国际视野，并被世界各国更广泛的受众所接受和喜爱？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路径？或者我们如何更好地做好我们自己？等等，都是目前文学界有待深入的前沿话题，唯此，我们三家主办方草拟了这个论题，供大家讨论，也期待大家质疑。首先欢迎吴义勤馆长为我们开坛。

　　吴义勤(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国际化问题是个很突出的问题。我们以前讨论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关系时，主要做的是影响研究，这种研究追溯的是每个作家背后西方作家的影子，许多博士论文、硕士论文也都是做的这方面的内容。90年代以后，我们发现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关系其实已经是同步关系，不再有影响、追逐、滞后的过程。我们对西方文学的引进等等，也都是同步的引进。因此，我们今天的研究便有了一个新的视野和方法。这次我们几个获奖的评论家，包括其他的一些学者都已对这方面有些研究。比如，这次门罗获诺贝尔奖，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哪些作品。这就值得反思。所以，同时代人对西方当代文学的阅读，应该作为一个话题去讨论，不能仅仅把对西方文学的阅读停留在“奇观化”、“景观化”的层次。今天丁帆老师为代表的四代批评家都在这里，我会带着耳朵好好听各位的高论。

　　李仰智(广西师范学院副院长)：就像吴老师和燕玲大姐说的，话题的提出我们还是费了一些思量的。可以肯定的说，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学创作和研究面临国际化的课题。世界范围内，各民族从经济到文化正在加速交流与融合。如果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域外文学和思潮在本土是历时性的生成、进入中国有一个共时性的置入的问题，那么，现在是一个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就像吴义勤老师说的中外文学已进入到同步状态。这种国际化，是一个不同文化共生并置、互动交融的的多元关系。尤其是2012年，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度在国际视野下得到一个标识性的承认，其实，中国还有其他和莫言同样优秀的作家，比如李洱的小说在德国就很有影响。这说明中国当代文学已经站在国际视野上一个新的制高点上，更加引人瞩目。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这个话题更有意义。另外，再说两句题外话，我们广西师范学院正在建设博士点授权单位，学校的文学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南方文坛》和各位专家、老师的帮助，希望大家对我校的学科建设多给一点支持和建议。

　　张燕玲：感谢李院长的进一步解题。下面论坛主持就交给李教授了。

　　李仰智：那我就接过来了，我们是否先情丁帆老师开头？

　　丁帆(南京大学教授)：《南方文坛》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批评的四大名刊。《南方文坛》虽然办刊时间不如有的名刊时间长，但后来者居上，一跃而成为C刊，可见质量之一斑。这次《南方文坛》年度奖获奖的是四代人(50后、60后、70后、80后)，那么我就是最老的一代了。自1979年我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第一篇文章起，到现在有35年了，产生出后三代，确实是可能的。我2005年之前每年平均写二三十篇文章，2005年之后当了“生产队长”文章就明显少了，最少的一年只有两篇。后来我辞掉文学院院长后，这两年又开始猛写文章，以至于去年搞了个神经性面瘫。

　　作为文学刊物给我颁奖，《南方文坛》是第一个，大后天《当代作家评论》又给我颁奖，那是第二个，我感到很荣幸，作为一名老文学批评工作者，这足以证明我的存在还是得到学界认可的。

　　我始终认为，技法技巧再成熟的作家，但是没有强大的思想支撑，也只能成为一个非常精致的工匠式的作家，是没法成为大作家的。我之所以近年来关注俄罗斯“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苏联时期”的作家，就是因为他们的文学家大多数都是思想家和哲学家。鲁迅写《阿Q正传》是用“曲笔”来表达他的思想，但是后来他为什么改用“匕首与投枪”？就是他认为直接表达自己鲜明的思想观点更为痛快淋漓。他既是文学家，又是思想家，他的文学技巧并不是到了很高的境界，在艺术技法上，甚至现在就有很多作家超过了他，但是一百年来还没有哪个作家在思想境界上能超过他，这就是鲁迅存在于现在世界的意义。我有一篇文章是从文学思想接受的角度专门谈这个问题的，现在我做的课题是谈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的，没有制度的保障，作家就会失去思想的能力。为什么就连“苏联时期”的作家也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能取得那么高的成就？而中国的当代作家，思想的能量就如此衰败呢？

　　由于《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响，从王瑶先生的文学史开始就把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定在1919年，这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中国历代的文学都是以朝代更替来划界的，为什么到了现代文学就丢掉了7年？1912年的辛亥革命，开了一个新的时代，为什么没有把文学的开端放在这里？民国时期初这七年的资源、思想，到哪里去了？没有辛亥革命开创的民国时代，哪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哪有新文学？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却把这七年活生生地阉割了。所以我认为，批评家永远是应该站在历史批判的立场上来看问题，否则就永远不可能产生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思想。现代文学在20世纪的20年代被称为“黄金时代”是可以的，但30年代左翼产生后，就成为了“党派”文学。然而，文学恰恰应该是“国族”的。       

　　我往往反思我们所谓的学术创新是虚伪的，而是把文学的常识，历史的常识当做学术的创新、理论的创新，本身就是一场悲剧。如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常识当作真理的发现，就是一场历史的悲剧。所以回到常识也是一个艰难的选择！文学一定是民族与国家的，不懂得这个常识，我们的文学就会永远在低水平徘徊。我们的差距就在这里，不是技巧的差距，不是语言的差距，根本的差距是思想的差距，一个作家可以把技巧玩得很成熟，但没有价值观，没有人、人性、人道主义做为核心的价值观，是没法走得很远的。审美的与人性的标准是一致的。我们恰恰缺的就是这一点。价值观失衡，即便玩技巧玩得再纯熟，也只是个好的工匠而已。

　　我认为批评家写批评应该是独立的，而不应受制于体制、作家，他不应该仰视作家，也不是平视作家，而是要用哲思的批判眼光去俯视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这样你才可能看清全局。所以我们才要有西方的、俄罗斯等“国族”的文学作为参照系，才能出思想做好文学批评。批评永远是独立的。当然我自己也无法免俗，有时也免不了为朋友作嫁衣。我与大家共勉。尽量地在恶劣的文学批评的生态环境下，尽量不丧失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我认为，在今天，我们要学会深刻地反思，才能使自己获得思想的能力，否则，那些没有思想的文学批评又有什么用处呢？！

　　再次感谢《南方文坛》给我的发言机会和褒奖！

　　张燕玲：听了丁老师的发言，大家可能明白为什么丁帆老师在《南方文坛》今年评奖几乎是满票通过。现在还有如此批评锋芒、批评精神、独立专业立场的批评家太少了，大家风范。尤其对当下、对青年批评家都有警醒和启示意义。

　　李仰智：丁老师还是风采依旧，他长期倡导的这种以人为核心的批评价值观，在当前更显得尤为可贵。

　　张新颖(复旦大学教授)：很感谢《南方文坛》给《“老去”的文学，“不算是学问”的学问》一个论文奖，几年以前我在《南方文坛》发过一篇《“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谈的也是沈从文的五十年代。两篇文章其实是一脉贯穿的。

　　我研究沈从文这么多年，有人问会不会很烦啊？不烦。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好的研究对象，不会是一个孤立的世界，如果以为这个世界是个边界清晰的、孤立自限的、个人自足的世界，那就可能错了：深入其中，才会发现这个世界敞开着各个朝向的窗子，隐现着通达四方、也通向自己的道路。

　　我们今天的论坛题目，要讨论“国际视野”。怎么能够获得“国际视野”呢？一种是东张西望，往“国际”上打量；还有一种，就是忠实于自己，从自己通向世界。我举一个沈从文的小例子。沈从文晚年主持社科院服饰研究室，其中的一项工作是对出土服饰进行工艺技术研究，进行复原复制。从一九八三年起，王亚蓉以马山楚墓出土丝织物为标本开始实验复原复制工作，到一九九〇完成第一批，沈从文已经不在世了。后来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北京大学赛柯勒博物馆开幕，从哈佛来的张光直看了王亚蓉的几件东西，说：“不错，你知道你开展的工作叫什么吗？”“不知道！”“这叫在服饰文化领域开展的实验考古学研究。实验考古学源于美国。……”王亚蓉叙述了张光直的话之后，接着写道：“是沈先生指引我走向传统学习的工作方法，用实验考古学的方法深入开展服饰文化的研究。”实验考古学的理论，沈从文可能也未必多么清楚，可是他就是做了这样的工作。这事说起来好像和当代文学无关，其实“国际”、“视野”、“世界”、“自己”、真正有价值的工作，这些东西之间的关系，对文学来说，也是一样的。

　　梁鸿(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国际视野是个实的概念还是虚无的概念？我们怎样以此与世界交流，这是值得讨论的。美国的汉学家宇文所安有篇文章是《什么是世界文学？》专门探讨北岛的诗歌，文章认为北岛为了获得世界认同而追求可翻译的写作，在这一过程中丧失掉本民族的文化语言，因而实质上已经被异化了。宇文所安是研究唐代文学的，在他心中有一个基本的高度，就是唐代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峰，这当然也是勿庸置疑的。但是，如果我们简单地以古典文学的成就来评价白话以来的现当代文学，是否有偏颇？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论。有论者认为，正是因为这篇文章导致了北岛没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几年，北岛获奖的呼声很高。这并不是关键，关键问题在于由这篇文章所牵出的几个重要问题：国际视野是什么？究竟该如何放置白话文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中国文学究竟中的位置？很多论者，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问题大而化之地认为中国当代作家太看重西方文学的传统，并且过于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但我们对其合理性、历史性和由此产生的新的中国文学面貌并没有深入分析。自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写作以来，文学，它的语言、风格、形式和功能就处于一种交融状态，这是这一百年以来的基本文学现实，如果我们不看重这种现实的话，而只是拿一个唐宋文学，或中国文学最高峰与之作比较的话，就没法对现代文学做出准确判断。相应地，我们应重新看待作家在国际交融下做的努力，寻找国际视野并非一定是丧失自我，而是重新找到自我，重新找到自己的艺术价值，而不一定是希望获得西方的关注。有国际焦虑，向往诺贝尔奖并不一定都是不好的，最起码，它促使作家在一个更复杂的语境中寻找自我。另一方面，“西方”“国际”本身可能就是一个虚妄的概念，我们就是其中的国际中的一分子，而非“国际”外。每个地方的生活都是地方生活，不具有什么世界性。我们如果能够把地方生活与世界性结合，挺好的。我们对世界性可能有一种虚妄的拔高。

　　李仰智：梁鸿的发言把地方性与世界性的关系谈得很好，其实她强调了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结合，着意修正了地方性面对世界性时的“姿态”问题。

　　周立民(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巴金文学馆常务副馆长)：这个题目把我吓了一跳。其实我们写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我觉得我们对理论的探讨似乎太多了。余华的《第七天》是太典型的文本，如果哪位通过解读文本来解释作家如何实现国际化的，可能是我所期待的。我们在国际化也好，在批评也好，是不是有一个标准？但是这个标准是不是存在？如果不存在，我们为此花了这么多心血是否值得？别人根本用不着我们来负责，这不是我们要做的事，而是中宣部、文艺报负责的，我们能为自己负责吗？我们如果不能为自己负责的话，那我们能为谁负责？我们对一个渺小的自己都不能负责，我们能对谁负责？我觉得在这么一个话题下，我们能做好自己，做好自我，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觉得鲁迅非常了不起，他的东西都在坚持自己的独立性，非常不简单。只有抽空了人情、体制等等这样的背景，你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可能才能发出真正的批评的声音。在国际视野下，我们只有完善自我，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哪怕一点点小趣味，我愿意维护它。

　　我还想简单说的是，如何面对未来，不知道。如果面对当下，也说不清楚。如何面对历史，可能我们还能把握。所以这些年我一直在做一些跟历史有关的研究。我觉得生命本身大于文学，我们很容易把自己接受的教育，放大为生命。

　　我觉得，历史所呈现的东西可能很大程度上是表面性的，比如90年代苏联解体，巴金早就谈过了，在他的《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里面，但是研究历史的人却把这些都漠视了。我们都处在历史的迷雾里。

　　霍俊明(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中国作协创研部副研究员)：“国际视野与中国当代文学”既是一个当下性的现实问题，又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与此同时还必须注意的是不同时期的当代文学史叙事参与或构建了差异性的“国际视野”。首先需要追问的是谁代表了“国际视野”？难道就是由几个所谓的汉学家和翻译者构成的吗？极其有意思的是汉学家(尤其是欧美的汉学家)的“国际视野”以及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和体系差异很大。很多汉学家认为中国当代小说成就很高，尤其是莫言获得诺奖之后这种“刻板印象”得以进一步强化。而顾彬却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小说大体都是垃圾(他后来又强调这一备受诟病的说法是被媒体歪曲了)，而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最好的是诗歌。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以北岛为例。宇文所安在《什么是世界诗歌？》中，不仅批评北岛过于依赖翻译而缺失了自身经验，而且认为诺奖对塑造“世界诗歌”尤其是第三世界的诗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顾彬则对北岛评价极高，认为北岛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汉语诗歌。臧棣则在罕见的长文《北岛，不是我批评你》中列举了北岛的诸多不是之处。由此，对一个诗人的评价就差异如此之大，而进一步放宽到整个当代文学而言，“国际视野”是可信的吗？还有很多研究者用“世界主义”的概念来取代“国际主义”。这多少有点像法西斯主义的味道，我有些排斥。以此同时，当代汉语诗人来自于“国际视野”的焦虑却又是客观存在的。欧阳江河说自己是读了庞德的诗歌之后才懂得如何用汉语写作。这是悖论的，不可思议的。为什么一个汉语诗人不能本能而自觉的处理汉语呢？这让我想到北京的一个叫“二手玫瑰”的乐队。是的，对于汉语诗人而言，汉语也成了“二手”的。还有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在谈到中国作家与西方作家的关系是往往是强调单向的影响，也就是注重西方文学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却很少谈论中国作家对西方的影响，比如中国诗歌对庞德、加里·施耐德的影响。顾彬曾经有一个很可笑的说法，认为母语写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应该按照翻译的语言思维去写，也就是“用其他国家的语言来改变母语”。这太过荒诞了！这完全违反了创作规律和语言自身的生成性和创造性。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带有重要性和异端性的诗歌不仅难以进入“国际视野”，甚至还容易被“当代中国”自觉过滤掉，比如近期杨键用十几年时间写作的长诗《哭庙》。需要大家关注的是今年中国作家协会的“当代文学作品翻译工程”，这对于推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走出去”是有作用的。

　　丁帆：你的讲话应该与顾彬有个对话。我对现在中国的诗人应该致敬。顾彬讲话应该与你同时。中国当代文学的很多弊病，中国很多作家、批评家没有意识到。文学史再过二十年，我们的子孙再来看文学史的时候，可能不会是这样。

　　张莉(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刚才听丁帆老师的讲话我很受触动，尤其是他讲到别林斯基怒斥果戈理，这样的作法当然令人敬佩，也说明批评家与作家坦诚相见的重要性。我也热爱别林斯基，我刚才也想到了别林斯基与其它作家，比如与普希金的关系。我们知道，他们是莫逆之交。我的问题是，如果别林斯基与普希金都活在今天，他们的关系会不会被窃窃私语，会受到批评、指责和嘲笑？会不会有人骂别林斯基不独立、势利眼，只与大作家为伍？一定会的。可那个时候并不这样。如何理解批评家的独立性、如何考量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像丁老师刚才说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批评家几乎绝种，——是否也与今天日益市侩的文化语境有关？这是一个问题。

　　回过头来说“国际视野与当代文学”，这题目让我想到一件事。前几天我们跟随吴义勤馆长带队的代表团到台北参加了“两岸青年文学会议”。与台湾九歌出版社的总编陈素芳有小范围的交流。我们大家都很关心大陆小说在台湾的销量问题。因为之前我们得到过一个信息，一本小说大概能发行到500-1000册就很了不起，毕竟这里人口没那么多，文学也的确不景气。她告诉我们，毕飞宇《推拿》卖得很好，目前已经有7000册。虽然台北也有人告诉过我们《推拿》在台湾很红，卖得很好，但她说出这个数字还是让我们大家很吃惊。陈总编解释说，《青衣》、《玉米》写得很好，但卖得一般，主要是书写女性关系的作品太多了，读者审美疲劳。而《推拿》受欢迎在于提供了大陆都市人的生活状态，有对弱势群体的关注，角度很新鲜，所以很受关注。她大意如此。我感兴趣她对《玉米》的分析，这与我们的解读之间有大的错位。《玉米》不只是女性关系，它写的是文革/权力对人际关系的破坏，人的尊严如何被践踏。这是我们批评界深为欣赏的。可是，这却并不是对方感兴趣的，他们接收到的是别的。我为《推拿》受欢迎高兴，也为《玉米》有这样的解读而遗憾。

　　这当然不是国际视野的当代文学，只是海峡对岸的阅读感受。——台湾与我们同宗同族，同一国家、同一语言都出现了这样的错位，更何况外语世界？这使我对文化交流这回事儿产生怀疑。我觉得，所谓国际视野，不过是一种误读而已。真的有国际视野么，恐怕是欧美文学世界吧？另外，异乡的读者真的愿意了解我们对文革的批判和反省么？恐怕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诺奖对于莫言的评语也会看到某种扭结和错位。他们看到的和我们读到的并不一样。我们会发现，异乡读者有他一厢情愿的解读，我们也有我们一厢情愿的表达。不同国族之间，真正的沟通其实很艰难，恐怕真正意义上的平等阅读更困难。所以，我想说的是，渴望中国文学受到国际视野的关注、被更多异质文化所认可当然是对的，但我们也没必要那么热情和热烈，因为那是一种幻觉。文化隔膜本质上是无法被克服的。对于今天中国文学的他者而言，他们可能更侧重于看到作为景观的中国文学和作为生活状态的中国小说，那些真的深刻的反省作品反倒不会被关注，会被遮蔽。这与我们的第三世界地位有关。

　　杨庆祥(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在刚才大家讨论的时候，我突然冒出一个很奇怪的念头，李白的写作有没有所谓的国际视野？他诗歌中出现的那些中亚、西亚的意象、名词是不是也是其写作国际化的一个标志？这方面古典文学的研究者当然更有发言权。我这么想只是想提出一个问题，所谓的“国际视野”或者“国际化”可能也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需要去甄别它的语境和指涉，而不能把它当作一个不言自明的存在。

　　因此，讨论当下中国文学的国际视野或者国际化，我觉得需要特别警惕其背后两个隐含的问题，第一是，国际资本的运作问题。中国的文化产业已经加入到了世界资本的运作体系中，文学的写作、出版、发行和阅读都形成了其固有的产业链，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化也许意味着一种“标准化”，标准化的故事、创意、结构和标准化的意识形态指涉，如此一来，这和真正的文学创作是否背道而驰？或者说在这样一个“标准化”的时代，如何坚持文学创作的地方性和民族性？第二是历史的一元论问题。现在的所谓“国际视野”，说到底不过是欧美视野，而且是20世纪的欧美视野，甚至都不包括十九世纪的欧美(苏俄也被排斥在外了)，更遑论由古希腊代表的西方古典文明。这背后的历史观即是欧美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唯一可能，是世界史的方向。但历史的发展往往并非如此单线条，如果欧美并非世界史发展的唯一选择和可能(中国文化、伊斯兰文化都是另外的选择)，那么，这个“国际视野”是否就需要重新进行界定和改写？

　　傅逸尘(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解放军报》编辑)：最近几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创作，尽管风格与题材迥异，但其倾力之处都在于探索小说本身的文体可能性，探索人类生存和命运的或日常或极端的遭际和处境，作家们已经摆脱了主题表达与故事讲述的樊篱，进入更加隐秘的思想与心理场域，呈现出极其复杂的人性世界甚至是某种怪异的心理空间，甚至让我感到一种隔膜与无法想象，让我不能不想到弗洛伊德对人的潜意识与梦境的揭示。而这种复杂的人性与怪异的心理往往蕴涵着一种形而上的东西让你感受到一种意犹未尽的审美意味。作家在开掘人性隐蔽的思想与心理的时候是一种小说文本层面的建构，这种建构起来的东西尽管与现实生活有一定的隔绝，但在小说文本逻辑上却是自足的，这有点近乎于卡夫卡。读这样的小说的时候，我似乎很清晰地认识到我是在读小说，知道作家是在虚构，这与现实主义的观念有很大的差异。然而，文学的意义就在于创造一个迥异于庸常经验的崭新世界，并努力探索形而上层面的解决之道。在这重意义上，我认为当下中国的小说创作在文学性自足意义的经营与建构上仍不充分和到位。在近一、二十年来，中国作家对故事的迷恋已经由文本的层面上升至价值、意义、标准甚至伦理的高度，写一个“好看”的故事成为很多作家的创作旨归；巧合的是莫言在获诺贝尔文学奖后的一系列演讲中也多次强调自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说故事已经成为中国作家写作的焦虑也许并非虚妄。而我觉得中国当下作家最薄弱之处恰恰在于思想，没有思想的文学是苍白无力的。当前中国文学真正缺少的是巴尔扎克式的“思想型”、“全能型”作家。巴尔扎克的小说对于他所处的时代、社会和生活作出了细腻的描摹、精准的概括和极富思想高度的超越。而当下的部分中国作家已经丧失了对现实生活的认知和把握，更遑论对更广阔的时代精神和社会整体进行提炼、穿透和概括的能力。将所谓的“好看故事”作为小说创作之圭臬，专攻一点，不计其余，这样的写作伦理之下能诞生“伟大的小说”吗？我觉得颇为可疑。囿于个人生活经验与狭隘的文学视野，如何能创作出为人类文学提供新思想、新观念及新方法的作品？而没有了思潮迭涌、主义频仍、观念碰撞的文学，其创作能达到怎样的高度是不言而喻的。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不能掩盖当下中国文学的整体虚弱与浅薄。

　　刘颋(《中国作家网》主编)：我也想知道“什么是国际视野”？我从金门到宁都，穿越非常大，到金门，我们谈的都是林毅夫，到宁都，我们谈的是赵博生，我当时有个非常大的错乱感，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人也在创造历史，人的记忆、历史逐渐消失的时候，最后只剩下了人。我觉得当下的作品，人是缺席的，就像丁老师说的。就是作家的思想的缺席。(谈中国白酒的国际化，与中国文学的国际化视野是类似的)。如果中国文学都不接地气，如何国际化？我觉得更需要对自己的认识，对自己文艺状态的认识，对自己价值缺失的认识。国际化视野就我个人的看法，应该是一种新的价值观的建构。

　　金理(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复旦大学讲师)：2012年，在一次“‘80后’作家群研讨会”上，我听到上海译文出版社赵武平先生的发言，赵先生运作出版了一系列国外年轻人的文学，让他很觉奇怪的是，在国外“80后”作家的写作中，对于人的命运、对于终极关怀的思考十分常见……听着赵先生的发言我心头一震。人必须借助镜子才能认清楚自己。不妨将当下中国的“80后”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背景中，从出版、阅读、创作、文学生态等角度，来进行比较。这样的“比较”是具有充分现实依据的：近年来，国外“80后”作家纷纷涌入大陆出版市场：意大利“80后”乔尔达诺(《质数的孤独》、《人体》)、英国“80后”邓索恩(《潜水艇》)、法国“80后”布拉米(《无他》)、日本“80后”青山七惠(《一个人的好天气》)、绵矢莉莎(《梦女孩》)、金原瞳(《裂舌》)、韩国“80后”金爱烂(《老爸，快跑》)……

　　通过这些他山之石，我们可以借鉴到什么？去年上海书展期间，同为“80后”的周嘉宁与邓索恩有过一场有趣的对话：周嘉宁20岁出版短篇小说集，两年后出版第一部长篇，其后五年内连续出版7本书。这样一份漂亮的成绩单让邓索恩惊羡不已：“在20岁时出版第一本书，这种情况在英国几乎是不可能的。”这里其实可以引申出许多话题：写作是马拉松事业，中国的“80后”不乏一夜成名却小成即堕的例子，很多年轻人一度成为热点人物现在已不知去向；国外的同龄作家不像我们这样在起步阶段发猛力，却依靠着成熟的制度保障，更有可能收获长线成功。这就提示我们：市场化之外，我们还能为年轻作家提供哪些积极的扶助，不管是“有形的手”还是“无形的手”，总得让年轻人看到有一只手在为他们的写作创造稳定的空间。

　　我们习惯于将“西方”、“世界”想象成一个明确、整一的已知量，对其间的内在差异与变动不居欠缺感知。其实，参照的“镜子”越多、观察的视角越细致，我们得到的信息就越是丰富。我就特别希望，不久能够读到来自俄罗斯、东欧、非洲“80后”们的创作。最后我想说，张燕玲老师设计的议题都很具启发，今天我们讨论国际视野，上次《南方文坛》《人民文学》在绍兴开会时议题是如何接续千年文脉，以上两方面辩证结合，我们今天的讨论就不是为了助长某种“全球焦虑”或“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渴望。

　　刘涛(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讨论作家与国际视野的问题，关键在于理解什么是国际？哪些国际？每个人所取的路径不一样，立场和程度就不一样，譬如有以法国为师者，有以日本为师者，有以英国为师者，有以美国为师者，有言必称希腊者，亦有口口声声称耶稣者。晚清之际，中国从天下观念转变为国家，承认了新的世界格局，承认了国际，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最为重要的变化。中国接受国际这一概念的过程非常艰难，较早“睁眼看世界”者往往不被接受，譬如林则徐、魏源被骂为汉奸，郭嵩焘出使亦被骂。之后，经过五四运动等，向西方学习这条路确立了下来，一直到今天都是时代的主题。但是，有两种思潮值得注意。一是1990年代以来兴起的民族主义，代表作如《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到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达到了高潮，譬如《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了》等出版。这种思潮以为中国已经发达了，不必再学习西方，甚至可以称霸全球。二是对国际化理解非常肤浅。有一次，我跟一些作家谈读书，他们谈的多是西方乱七八糟的书，他们也喜欢讲讲英文，好像具有国际化视野，但如果只读这些书，肯定走不远。今天，如何理解西方依然是重要的主题。但应该看西方的根，看看他们压箱底的是什么，不能只看表面，像钱穆、季羡林一样随便比较一下中西异同。近些年，人民大学的刘小枫一直在编《经典与阐释》丛书，这套丛书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等不同，选取的皆是康德、黑格尔以前的西方重要思想家，而且尤重视古希腊哲学。我觉得，这条路颇为重要。譬之佛教，只有中国化，经过与中华文化的碰撞、融合，产生了中国自己的教派，融入到中国文化血液之中，对佛教的理解才真正完成。对西方的理解，亦应参照佛教入中华的情况。

　　黄平(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我们无法去讨论陶渊明的国际视野、李白的国际视野，这一套话语体系以及背后的国际结构，在古代中国并不存在。只有在晚清出现“黄龙旗”的时刻，才可以讨论“中国”与“国际”，华夷之辨的“天下观”，让位于民族国家想象。

　　就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而言，驱动力之一正在于国际想象，比如1909年周氏兄弟在东京出版《域外小说集》。一直以来，我们一直是参照“国际”来理解本土的文学，在国际视野的尺度上，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其实是相当激进的。哪怕在封闭的50-70年代，也有以苏联文学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文学的参照。直到莫言获得诺奖，流行的理解方式依然是以魔幻现实主义来读莫言的作品。莫言强调自己还有蒲松龄的传统，《聊斋志异》的传统，但这方面的研究与关注寥寥。和蒲松龄相比，我们更熟悉马尔克斯了。

　　在今天讨论当代文学的国际化，就是要让彼此的期待视野变得显豁，而不再是“自然而然”的，仿佛本应如此。诺奖授奖词可以视为西方理解莫言、接受莫言的框架，比如在对于“计划生育”的抨击中来理解《酒国》与《蛙》，认为莫言撕下了“那些典型人物的宣传广告”。这种读法无疑有其道理，但似乎总觉得有点不对，似乎什么地方有无法跨越的隔膜。再如德国对于《石榴树上结樱桃》的读法，作为一位总理送给另一位总理的礼物，这部小说被读成了乡土中国的基层民主实践的文学报道，被视为理解处在全球化中的中国的一个窗口。《石榴树上结樱桃》无疑是杰作，但我认为更优秀的、更触及90年代文学最本质的存在的《花腔》，由于无法被“现实化”，反而不像其他作品容易接受。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德文译者夏黛丽原本准备翻译《花腔》，但翻译过程中觉得难度太大(试想想《花腔》中无数虚拟的文本与文体)，转而翻译了《石榴树上结樱桃》。

　　同样，我们对于“国际”的接受，也受到我们自己的期待视野的限定，只是这种限定是在历史潜意识层面发生的，是不自知的。比如米兰·昆德拉、村上春树、卡尔维诺在中国的流行，“生命之轻”的写作构成了90年代中国读者治愈自我历史创伤的途径，构成了一条隐秘的逃离历史的通道。尽管这“生命之轻”最终是不可承受的。

　　陈祖君(广西师范学院教授)：我觉得“国际视野”至少可以带来三重思考：一是谁的视野？二是谁的国际？三是后殖民文化语境下中国文学的出路。

　　首先，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不是一种后殖民文学？很多当代作家企图进入西方视野，尊奉西方的标准，以受到西方某个奖项的青睐为荣，这种对西方文学的效仿，其实就是对文化宗主国的模仿。所以，中国当代文学尤其需要具备一种文化对话的能力，它应该是一种浸润着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文学，如果一直依赖西方的标准和资源，就很容易丧失掉自己的东西。

　　其次，中国当代文学其实包括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台港澳当代文学及海外华人文学(包括汉语文学和非汉语文学)，在这个层面上来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视野，我们或者会得到一种全新的认识。华裔学者史书美提出的“华语语系”概念，我觉得在文化亲和、文化融通及文化抵御上都极富建设性，给我们讨论的国际视野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参照。

　　再次，就今天整个世界的后殖民文化语境来看，不仅中国当代文学，就是对当代中国电影及其他门类的艺术创作而言，地方性、中国经验、民族风格等等，当然是创作中尤其需要重视的文化元素。如果中国当代文学缺少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作家作品仅仅是西方当代文学的模仿品或中文翻译，那么它存在的合理性将会受到世界艺术文化史的置疑。

　　说到这里，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需要一个持续性的建立经典的工作。中国文学几千年的辉煌，与先秦以来历朝历代对于文学经典的打造有着极其重要的关联，“诗三百”、“文选”、“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就是这种漫长的经典营构的见证，因而使“中国文学”有了特定的品性和格调。中国现代文学也有一个经典营建的过程，“鲁郭茅巴老曹”便是，虽然后来有不同的声音，这种“不同的声音”其实也是经典营建的延续。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台湾文学“典律的生成”在痖弦、王德威等先生数十年的精心经营下，对于 “现代中国文学”及“台湾文学”已经有了明确的定位，香港文学界也曾对“什么是香港文学”进行过长期的讨论。中国大陆文学界也应该借鉴这种经验和做法，认真地辨析“中国当代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在全球化、多元化的世界文学格局(我非常赞同吴义勤教授对于“同步格局、同步关系”而不是“追赶、影响关系”的分析)中真正具有与“西方文学”、“外国文学”对话的能力。在这一层面上说，“去西方化”，其实就是丁帆教授所强调的“重塑文学价值、建立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立品格”的过程。我想，“国际视野与中国当代文学”这一命题，还需几代中国作家认真思量。

　　罗小凤(广西师范学院副教授)：

　　当前，国际化、全球成为无可回避的必然趋势，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我认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是作家们形成了“国际视野”，从而促生了“世界文学”。那么，在国际化视野下，当前中国新诗的处境如何？能否走进“世界文学”的序列？能否超越国别、民族和地方性，而具有“普遍价值”，使之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当下诗歌缺乏伟大的诗，缺乏在世界范围内获得重要影响的诗，主要原因在于气象小，境界低，格调不高，缺少“诗魂”，缺少中国品格。我个人认为中国新诗要想走入世界文学序列，进入国际视野，有几点是必须做到而目前缺失的。第一是大情怀、大境界，这是关涉诗歌高度的根本问题。中国当代新诗缺少伟大的诗，大都是小情绪、小自我的宣泄，诗歌高度不够，情怀、境界不够，因此，要走入国际视野，就必须杜绝这种诗歌创作态势。我觉得欧阳江河的《凤凰》做得很好，吴晓东认为“蕴含了一种世纪性以及全球化的使命意识”，确实，《凤凰》在情怀、境界上显然是磅礴宏大的，超越了国别、民族、地域，而抵达全人类的“普遍价值”层面，然而，这种诗在当代诗歌版图上太少了。第二是文化蕴涵，这是关涉诗歌厚度的重要问题。中国新诗要想在世界文学的场域里获得尊重与推崇，就必须拥有“中国品格”，而“中国品格”的形成主要便在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独特的文化蕴涵。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若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之河中撷取文化片段，写进诗歌，或作为诗歌底蕴或主核，必然能增进诗歌的厚度与重量，真正获得“中国品格”。同样以欧阳江河的《凤凰》为例，这首诗深入历史文化，“频繁指涉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中的凤凰主题，从庄子、李贺到李白、韩愈，捕捉了中国古人与凤凰聚合的一个个瞬间”，呈现了中国文化传统中与凤凰主题相关的文化底蕴。第三是诗歌艺术方面，这是关涉诗歌密度的重要问题。诗之成其为诗，诗的隐喻、象征、通感、夸张等艺术手法的运行显然是诗与其他文体的重要区别。诗是各种艺术因子立体聚合爆发的力量，优秀的诗作如戴望舒的《雨巷》、卞之琳的《断章》等诗之所以令人反复咀嚼玩味而不厌，原因在于它们全面调动了系列意象的组合及象征、隐喻、通感、夸张等各种艺术手法，极力拓展开诗的语言空间与语意空间。而当下的诗不讲究任何技巧与艺术，都是口水诗。另外，诗化语言的锤炼亦是增加诗歌内在密度的一条重要路径。瓦雷里区分诗与散文时曾指出，如果散文的语言是走路，诗歌的语言就像跳舞。而跳舞讲究舞姿与步法，体态与风貌，需优美、艺术化，诗的语言亦如此，需要“诗化”。

　　王迅(《广西文学》编辑)：我就简单谈谈我对残雪的研究吧。我觉得残雪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作家，她和其他先锋作家一道成名于80年代，而在新世纪，在其他先锋作家纷纷转型的时候，残雪依然毫不懈怠，保持着惊人的创作量和艺术探索热情，是新世纪文学中最独特的风景。但当前主流批评对这样一个特殊作家抱以视而不见的态度。据我所知，主要是因为她的作品被认为“看不懂”。但为什么看不懂呢？这就涉及到欣赏习惯的问题。我认为，所谓的“看不懂”，并不能成其为评判作品的标准。博尔赫斯不是照样很难读懂吗？况且，我们的教科书对卡夫卡等现代派作家都有误读的情况。当然，小说如果成了谜语，审美价值就难以最终得以实现，作品也就失去了它所存在的价值。但残雪的作品并非不是不可解读的，反而具有很大的可阐释空间，这从多如牛毛的残雪研究论文可以看出。我认为，目前对残雪的解读，很多还是基于那套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的框架，而残雪恰好是一个相当国际化的作家，她是作品被翻译成外文版本做多的中国作家之一。她的作品还在国外很多著名学府被当作文学教材使用。而与苏童、格非这类主流作家相比，残雪的国内读者并不算多。为什么墙内开花墙外香？我认为，这是残雪的创作所遵循的更多是西方现代的审美价值观念，从卡夫卡、到普鲁斯特，再到爱丽丝·门罗，西方文学存在一条“内在化”线索，残雪走是正是这条经典线路，只不过，她对人的潜意识和人的本能的开掘显得更复杂，也更极端，实验性冲动更强烈。但这种尊灵魂的写作方式，这种审问内心的内在化路径，正是残雪创作的国际化因素。

　　李洱(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部主任)：刚才我听到有朋友又谈到了顾彬。最近有一篇文章，是刘再复先生写的，他怒斥了顾彬，对顾彬的观点进行了有力地回应与反驳，我提请朋友看一下。梁鸿说中国作家对进入国际视野有焦虑，我觉得好像还不至于，或许只有想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人才有。在国际交流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国外的记者和汉学家说，中国作家嘛，体制内作家嘛，这也不敢说，那也不敢说，没有良知。这种说法真的很扯淡。不要把这种说法当回事。国外的作家，他有时候扯着喉咙骂政府，骂过之后不仅皮毛无伤，而且还能获得很多利益。那是一种角色意识，基本上是作秀。他是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中国的批评家，要是把这个也当真，并以此来要求中国作家也跳出来指着鼻子乱骂一通，那就有点不近情理了，也太天真了。比如帕慕克，他到台上讲话，说土耳其最近三十年的历史，是土耳其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他讲过之后，又回到台下，与土耳其总理聊天，两个人跷着二郎腿继续聊。这个聊天的场景本身就说明，这肯定不是土耳其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嘛。但中国的记者不管这个，中国记者只是会报道，帕慕克太有良知了，太牛了。作家，最糟糕的一点，就是作秀。作家不要作秀。你是一个写作者，你对语言负责，为什么要作秀？作秀或许可以带来奖项，带来利益，但奖项和利益实际上与写作的质量，一毛关系都没有。

　　作家的责任感当然重要。但你是作家，你的这个责任感，首先表现对语言的责任感。我们想一想俄国的托尔斯泰，想一想普希金，他们伟大，不是因为他胆大。杀人犯的胆也够大的，能说明什么问题？他们伟大，首先是他对俄语有很大贡献，所以我们说，没有普希金就没有现代俄语，没有歌德和托马斯曼，德语就不可能成为如此重要的语言。对鲁迅，也不妨作如是观。鲁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塑造了现代汉语。我可能与丁帆老师有一点不同的看法，我觉得鲁迅的小说对汉语的贡献更大，他的杂文对后来的汉语可能是有一点负面影响的，当然这个问题很复杂，可以讨论。至于国际视野下中国作家应该如何写作，我想，大家谈得都有意思，我回去要再认真消化一下。

　　李仰智：通常主持人在论坛结束时都要总结一下，由于时间关系我简要把大家的讨论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怎样重建一种新的观念与起点。很多发言大都呼应了丁帆老师的观点，倡导以人为中心，以人性、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为支撑的价值立场；二是中国当代文学如何讲述“中国经验”、“中国故事”。很多发言都强调了，在国际视野下作家更要有独立的精神和思想；三是当代文学研究如何与世界对话。总的看，论坛很成功，大家的讨论比较深入，收到了预期的目标。谢谢大家。

　　(王迅、罗小凤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