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的文化自觉与时代自觉

　　漓江出版社社长郑纳新

　　做出版最大的感觉就是忙，从年头忙到年尾，一年时间瞬息即过，一切恍如昨天。古今中外人们多把这种忙碌视为利益的驱动，其实不完全对。出版的商业价值并不是主要的，作为文明传承的桥梁——出版其实更多地承担着传承文化、流通信息、建设社会的作用。一个真正的出版人，不会总是把头伸在孔方兄的腰眼里，他往往有更深远广阔的关怀。一个人很渺小，一个机构也很渺小，但是文化的事情不小，一本书也不渺小，多少舞榭歌台都被雨打风吹去，但著作却可以代代阅读，千古流传，启发感动不同地域的人们。当然这样的著作也不常见，常见的是各领风骚三五天或者三五年的作品甚至是束之高阁无人问津的作品，这也是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常态。在现实中，我们怀着最高的目标以最大的努力向前看，尽可能出版那些时间久一些、传播得广一些的著作，那些对现实对人们真正有意义有帮助的作品。我社这两年出版的近百种世界文学名著名译，就是给读者在翻译已经遍地草莽的时候一个好的选择。2013年我们为老一代杰出的翻译家出版了一套自选集，设计和印制都不错，不仅有丰富的中外文化文学知识，还有鲜活的翻译经验汇聚在那里。我们还编辑了一套诺贝尔文学奖评奖以来的作家传记、作家自述、中国学者对这些作家作品的经典评论的书，可谓百年世界文学精华尽在其中。读书界都觉得是些好事情。我社的漓江西学板块，继续引进当代西方学者在人文思想领域的重要著作，像福柯、乔姆斯基、维特根斯坦的一些重要论述，都是首次译介出版，也很得学术界的好评，现在不少学者都来帮我们出主意，选品种，以期能更广泛地译介当代世界性的思想文化成果。按照这个速度出下去，很快我们可以做到与西方出版同步，这样对文化学术界的研究使用可以更便捷一些。

　　在文学、西学之外，我们正全力打造漓江国学的新品牌。过去很多人以为四书五经就是国学，这很不全面，很表层。国学这个概念虽然是百年前的舶来品，但百年来中国学者却用它建构了非常完整的中国学问。我觉得在今天有必要把一切有关中国的问题、知识、思想和学问都视为国学的必然内涵，由此建构我们中华民族本位的知识思想体系。我们正在从普及与专业、问题与方法、文献与学理等不同界面推出系列新的国学读物和国学著作，来回应时代的需要，来增强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觉、民族自信。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是一个小时代。说小时代，那种感觉是很片面很愤青的。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全面复兴的时代，民族的个性风格和与外部世界的全面融合两个方面都是在不断深入、不断强化。世界不再是外面的世界，而是有中国参与和中国声音的世界。中国也不是过去的中国，不是西方体系参照下的中国，而是凝古铸今自成一格的中国。这个大时代，将会创造千年未有之大格局。文化的工作，在社会建设中的意义更为重大。文化不仅要为经济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知识动力，而且要成为社会认同、社会凝聚的基础。所以在知识的建设之外，我们需要讲习传统，研究问题，会通中外，做出大判断，提出大思考。朝花需新雨，文化待今兹。出版人的时代自觉，我以为主要就在这里。

　　(本报记者韩晓东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