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阿拉伯诗人：面对现实的伤口

　　众所周知，阿拉伯是一个盛产诗人和诗歌的民族。阿拉伯诗歌从贾希利亚时期发展到今天，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穆圣曾评价诗歌是阿拉伯人的“历史记录”；中世纪伊斯兰教著名学者、文学家贾希兹曾把诗歌喻为“阿拉伯人的档案”。在当代，叙利亚籍黎巴嫩诗人阿多尼斯说：“诗是人类的命运，诗人是先知。”

　　在阿拉伯诗歌发展的各个重要阶段里，诗人的创作都无一例外地与时代紧密联系，充分发挥文以载道的社会功能，体现了阿拉伯人不同时期的精神风貌。可以说，了解阿拉伯诗人和他们的诗歌就是在了解阿拉伯世界。时代发展，社会进步，新旧交替无时无刻不在发生，诗人也在不断地更新换代，如今，又一批诗人出现在今天的阿拉伯诗坛，同时也走进了所有热爱诗歌的读者和研究者们的视野，他们被称为“新生代”。

　　阿拉伯诗坛新生代指出生于1970年以后的阿拉伯诗人，他们大多数是生活在阿拉伯世界的本土诗人，也包括移民或长期旅居异国他乡(主要指欧美等非阿拉伯国家)的阿拉伯裔诗人和流亡诗人。在全球化语境下，他们不仅具有时代共性，更保留着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为底蕴的地域特质。他们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渐步入阿拉伯诗坛的年轻群体，被当代阿拉伯评论界统称为“青年诗人” 或“新一代诗人”。

　　阿拉伯诗坛新生代身处阿拉伯社会和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他们在接纳和消化现代性的同时陷入了文化传统、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纠缠。诗人以其敏锐的直觉、活跃的思想始终站在社会核心价值观和反思重建文学创作理念的前沿。他们的诗歌创作既有时代共性又有地域特质，不仅是阿拉伯现当代文学的缩影，也是阿拉伯年轻一代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的体现。

　　回溯历史，17世纪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同时，代表伊斯兰文明的阿拉伯国家面对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挑战，开始了现代化的历程。然而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本身并不完美，在它的进程中还不时出现失误，从而加剧了人们的失落感，对现代化产生失望情绪。

　　2010年底以来，西亚北非地区多个阿拉伯国家局势动荡，其影响之深、范围之广、爆发之突然、来势之迅猛吸引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在此次中东剧变中，阿拉伯青年与变革、网络成为三个关键因素。大量青年围绕着“变革”主题，在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网络新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成为众多阿拉伯国家频频出现的街头抗议与示威游行的主要参与力量。

　　通过仔细阅读阿拉伯新生代诗人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对阿拉伯社会内部早在“阿拉伯之春”发生前就已产生了认同危机，在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国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和问题则强化了阿拉伯民族内部许多人的社会政治危机感，使得曾经或正在经历上述种种沉重打击的人们进一步加深了对于现实的怀疑。阿拉伯新生代也不免受到低落情绪的影响。当他们步入社会之后，又发现自己处于边缘地位，“理想主义、努力学习和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是失业和就业不足、住房短缺和缺乏政治参与”，失望和挫折感的进一步滋生便在所难免。所有这些在新生代诗人的创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作为埃及本土诗人，诸如“忘记”、“逃离”、“流放地”等词汇在米尔瓦·迪亚布(1987-)的作品中频繁出现。她是一位充满叛逆精神的年轻女诗人，热爱悠久灿烂的阿拉伯文化，却又不满于阿拉伯社会现状，强烈的归属感使她的诗歌里充满忧伤和挣扎。

　　米尔瓦·迪亚布于2005年创作了长诗《诗人之笔控诉的事实》。面对残酷无情的现实世界，诗人内心备受煎熬，为了能够栖身在“无拘无束的躯体”里，诗人的灵魂毫不畏惧邪恶，坚守着自己的信仰。诗人在这首诗里和臆想中的暴虐君王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她凭借诗歌寻找到自我存在的意义，最终战胜了暴君，长诗通过戏剧化的情景和对白完成了对自我的认识和阐释。

　　在与暴虐君王的对话中，米尔瓦·迪亚布明确地表达了对于自由的理解：“自由并不意味着/以信仰的名义/掠夺我的呼吸/控制我的头脑和想象”“自由不是受控于法院的刽子手/不是划破我肢体的利剑/更不是无处不在的监狱！”“自由是我效忠的资本/君王也不能将它剥夺/权力也休想引诱我交出自由”。诗人用信仰和权利来突出自由的可贵，这与其所处的社会现实脱不开干系。诗的最后反复出现了三次 “暴虐啊，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的呐喊，突出表达了诗人对现实的强烈不满。

　　米尔瓦·迪亚布在2006年创作了另一首长诗《逃跑》。诗中 “我”的身份是一位试图忘却历史、摆脱现实、远离祖国的“逃犯”。虽然诗人没有明确加以解释，但读者不难从诗歌的字里行间发现“我”逃跑的原因：“沉默的油墨”、“被遗弃的呼喊声”、“世代生活并忍受已久的祖国”、“被他人描画”的“脚步”等等，这一切表明了诗人内心的压抑和苦闷。米尔瓦·迪亚布笔下的“沉默”是一种愤怒的控诉，而埃及当下的局势，正是这种愤怒控诉的“爆发”。

　　埃及诗人阿什拉夫·优素福(1970-)创作题材大都针砭时弊，辛辣讽刺力度极强。他曾写过一首名为《例外》的短诗，旨在抨击一些阿拉伯国家虽然效仿欧美式民主体制，但浮于表面，自由选举有名无实：

　　布什、阿萨德/还有约旦和摩洛哥国王/他们各个既是老子也是儿子//每个规则都有例外/因为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的暗杀/阿布杜·纳赛尔的儿子消失了

　　该诗以美国总统布什父子开头，进而以人名和国名概括了一些阿拉伯国家政权更迭子承父业的规律。短诗《例外》结构简单，寥寥数语却揭露了阿拉伯政治民主化道路上的不民主现象，具有极强的反讽效果。

　　埃及诗人马哈茂德·哈伊勒西(1971- )创作的《阿拉伯连续剧》一诗：

　　他扭动脖颈观瞧/我们仰天长啸/命运的不济/女人在长袍里哭泣/男人垂头丧气//我们像电影画面般/缓慢地移动//那个世界正坐在屏幕前/期待黑色幽默上演/它将帮助我们/直到我们死去

　　在诗人看来，电视机屏幕内外的世界有不一样的生存状态和体悟感受，这样的对比颇具讽刺意味。诗中没有具体事件，但却形象地再现出阿拉伯人的困苦无奈。

　　巴勒斯坦问题被认为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也是阿拉伯诗坛新生代关注的另一个焦点。诗人塔米姆·阿勒巴尔古斯(1977-)在阿联酋阿布扎比电视台2007年度“诗王大赛”中名列前茅，他当时的参赛作品《在耶路撒冷》得到评委和广大阿拉伯民众的一致好评。这首诗以传统格律诗开头，描写了第一人称“我们”重返耶路撒冷，经过昔日恋人庭院时的心情。接下来，诗人改用自由诗体抒怀，不断截取生活片段和意识片段，在镜头场景的转换间逐步推进对耶路撒冷素描式的叙述，营造出一种混乱无助的意境：“白鸽在枪林弹雨中扑打翅膀宣告建国”、“在耶路撒冷，坟墓井然有序，好像一行行城市历史记录在泥土上”。经过笔墨的平缓铺垫，诗人在最后将情思与意境升华到新的高度：

　　突然一个微笑吓了我一跳，/我不知道它是怎样溜进眼泪里。//它认真地问我：/在墙后哭泣的人啊，你是不是很傻？//我暴怒了：/被书本正文遗忘的人啊，你不许哭。//阿拉伯人啊，你不准流泪，//要知道谁在耶路撒冷，//但我在耶路撒冷看到的只有你。

　　塔米姆·阿勒巴尔古斯始终关注着阿拉伯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他呼吁阿拉伯的统治者们“不要将自己置于阿拉伯民族及其敌人的中间，这样两边都不会满意”。

　　穆娜·凯利姆(1987- )是一位伊拉克女诗人，她曾在诗集《用断指缺席》中写道：“谨献给贫困的人们，我明白诗歌在面包屑面前会感到羞愧”。她在诗集中还描写了祖国伊拉克，《霍乱时的巴士拉》《暗杀战争》等诗表达了她对战争的看法，诸如失明、暗淡、死亡、伤口、葬礼等象征黑暗的词汇散落在诗集的字里行间。穆娜·凯利姆时刻关注着伊拉克，对祖国人民的遭遇感同身受。她在《呓语》一诗中写道：

　　我的城市疲惫不堪/不再喜欢吃鱼//我的城市衣衫褴褛/像稻草人一样站在士兵面前/救济贫民的是一杯杯饥饿//我的城市茫然若失/好似一根针/落入战争的稻草

　　由于连年战乱、国际制裁和宗派暴力，很多伊拉克人纷纷选择远离故土，移居他国，这其中也包括新生代诗人。现旅居荷兰的伊拉克诗人穆法格·萨瓦德(1971-)在异乡平静安乐地生活的同时，并没有忘记伊拉克。他在《醒着的伤口》一诗中写道：

　　我曾大声呼喊/战争不会消亡/我的鲜血将它品尝

　　战争，对很多阿拉伯人来说，无论从肉体还是精神上都是无法弥合的创伤。阿拉伯新生代诗人关于战争、流亡等严肃题材的创作源于个人经历和民族忧患意识。诗人左右不了战争，但可以用诗性的文字舔舐自己的伤口，表达爱憎分明的立场。面对阿拉伯世界持续不断的流血冲突、日益加剧的人道主义危机，新生代诗人当然不会袖手旁观，诗歌就是他们的利剑。

　　当下很多人认为阿拉伯诗歌在文化转型中出现了危机。但在新生代诗人们看来，真正陷入危机的并不是诗歌，而是阿拉伯的社会、政治以及文化。巴勒斯坦新生代诗人萨米尔·阿妥耶(1972-)曾接受阿拉伯半岛网站采访，当被问及如何看待阿拉伯文化现状时，他表示：“我们的民族变得难以被读懂，这使我在悲观沮丧的同时，也为之痛苦。我们的民族需要在这段困难时期尽一切可能振兴文化，我们怀有希望，因为我们的民族曾一次次从低谷中崛起，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阿拉伯诗坛新生代的创作实际上属于一种文化自觉行为，他们用作品反映了阿拉伯社会边际人群体在社会变革中因新旧体制交替以及文化冲突而导致的特有状态：背离传统、质疑信仰、缺乏足够的认同感和自信心。

　　一直关注阿拉伯诗歌现代性问题的叙利亚诗人阿布杜·瓦哈比·阿扎维(1981- )认为这代年轻诗人的诗歌包括自我控制、内心斗争、焦虑、疏离感等特点。而这些特点在他看来，一方面体现了新一代诗人在对概念依旧含混不清的现代性追求中与根基剥离引发失望压抑的心理危机；另一方面则印证了叙利亚戏剧家赛阿德拉·沃努斯对阿拉伯人现状的理解：边缘化生存、处于压迫之下、颜面尽失。换言之，由于阿拉伯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缓慢而曲折的，相对于时代发展的主流，包括新生代诗人在内的阿拉伯人总是感到自己格格不入，仿佛是“局外人”。

　　在这一点上，前文提到的诗人诗作都是阿拉伯新生代诗歌“文以载道”社会功能的具体体现。经调查研究发现，阿拉伯国家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和缺乏民主的权力格局的确令很多青年人在自我实现方面感到无能为力，他们大都处于逃离社会和反叛社会的中间状态，其中有人选择屈服，有人选择逃避，也有人选择坚决反对且不惜使用武力来试图改变。而阿拉伯新生代诗人的作品则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以青年人为主体的令众多阿拉伯专家学者深感不安的异化危机。

　　《阿拉伯人》杂志主编苏莱曼·阿斯卡利指出，阿拉伯世界在新世纪里发生很多变化，其中以青年人的改变最为突出；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年轻群体，他们或将成为阿拉伯振兴事业的生力军，但也有可能成为前几代人建设成果的破坏者。诗人、作家是社会的“先知先觉者”，他们通过作品反映出的所想所思很可能就是以后出现的社会思潮的前奏。阿拉伯诗坛新生代群体是现当代阿拉伯文化、思想以及社会精神的载体和媒介，既是阿拉伯的进行时也是阿拉伯的将来时。不得不承认，阿拉伯的未来掌握在年轻人手上，新生代们在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渐变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无疑会给整个阿拉伯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所发生的种种事件有力地印证了这一点。众多新生代诗人的文本作品则成为折射阿拉伯青年群体动态生活的三棱镜，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预示着阿拉伯年轻人的整体走向。

　　虽然新生代诗人自身存在一定的问题，但他们的群体特征和时代共性却是不应被忽略的，他们在社会政治等方面的诉求需要得到及时的回应与合理的疏导，他们需要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并且有必要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具有研究价值的文化因子，以便更多地了解把握他们的所思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