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对策评点 自认是“猖狂之说”

　　核心提示：他认为多多与群臣谈话是勤政之道，也是驭臣之术。这种谈话可以了解情况，可以倾听建议，既是对臣下的考察，也是对臣下的督促与指导。

　　苏东坡在后代作为文人的名气太大了，无形中遮掩了他作为大臣的身份；他被贬后随遇而安、达观自得的性格太有魅力了，往往使人忘记了他在位时当仁不仁、舍身谋国的儒家人格。甚至有人认为他认是非不唯党派的行止太迂腐了，不适合搞政治，殊不知忠直似迂正是士大夫政治家的秉性。南宋人郎晔编辑《经进东坡文集事略》，着重收苏东坡的政论、史论、奏表及其他公务文章，凸显其政治家的一面，今天读来耳目一新。就是读这本书时我注意到了苏东坡应试制科时的对策，读后不禁惊叹。

　　这次应试是宋仁宗嘉六年(1061年)，是苏东坡中进士之后的考试，这年他25岁。据郎晔注解他时任河南府福昌县主簿，算是最基层的朝廷命官。仁宗钦定的策问照例很谦虚，说自己水平不够，虽然“夙兴夜寐”，但“志勤道远”，德行治绩都不够好。仁宗的自我检讨很全面，列举了从民生到官风的一系列问题，简直是对自己全盘否定。仁宗还把雨涝之灾归咎于自己：“永思厥咎，深切在予。变不虚生，缘政而起。”之后他设问多端，希望考生们畅所欲言，不要担心因言招祸。这策问的语气应该说是很诚恳的。但苏东坡的答卷似乎上来就发牢骚，说“天下无事则公卿之言轻于鸿毛，天下有事则匹夫之言重于泰山”，只可惜在有事之时就是想采信进言也晚了，已“不及改为”。接下来由论理一变而为论事，矛头直指仁宗本人：“所为亲策贤良之士者，以应故事而已，岂以臣言为真足以有感于陛下耶？”这真是给仁宗兜头一瓢冷水。再往下就更“狂”了：“虽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实应之；陛下为是名也，臣敢不为是实也！”这里居然以己之善证君之恶，是没有顾忌的激烈之语。

　　这还只是个引子，正文部分愈发激烈。他干脆否定仁宗“志勤道远”之辞，说如果陛下真勤的话天下事早办好了，“今犹以道远为叹，则是陛下未知勤也。”他进而将策问中所举的种种弊端都归因于仁宗“未得御臣之术”，没能使群臣尽职为善，才不得已以为己忧。他所举的突出例子是仁宗不与大臣谈话，“大臣奏事，陛下无所试问，直可之而已。”在苏东坡看来这是万万不可的。他认为多多与群臣谈话是勤政之道，也是驭臣之术。这种谈话可以了解情况，可以倾听建议，既是对臣下的考察，也是对臣下的督促与指导；别的事可以省，此事是不能省的。苏东坡引征历史来说明这种谈话的重要：“古之用人者，日夜深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与问答百余万言，今之《六韬》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与问答亦百余万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穷究其臣者若此。”看来他所推崇的谈话还是一对一的单独谈话。

　　苏东坡还指责仁宗乾纲不振，不能抑制强横之辈。因策问中问到五行，苏东坡对“日食”的解释是“阳气不能履险”。这种哲学性的讽喻倒还罢了，他更径指皇帝的私人生活：“臣切以为外有不得已之二虏，内有得已而不已之后宫。后宫之费，不减敌国。”他最后还重申了儒家的政治哲学：“天下者，非君所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这是提醒皇帝他不过是个代理人，应“思百姓之可畏”。

　　这般对策，连苏东坡本人都自认是“猖狂之说”，但他也是感于国事、不得不言：“臣不胜愤懑，谨复列之于末。”可以视为佳话的是这次考试苏东坡高中，并“诏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公事”。东坡的兄弟子由也同场考中。据说仁宗阅卷后对人夸说自己已为后代录取了两个宰相，对苏氏兄弟高度评价。此语是否确实待考，但科举的对策在宋朝以直言敢谏为制度则是确实的，而且还有以此为天下做示范的意思。到了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进士廷试中应试举人“皆以得失为虑，不敢指陈阙政，而阿谀顺旨者又卒据上第”，苏东坡此时方任史官，觉得好制度被破坏，“窃深悲之”。他联想到“科场之文、风俗所系”，“而士之科甲者，多以谄谀得之，天下观望，谁敢不然”，就会“风俗一变，不可复返，正人衰微，则国随之”。他就做了一件很有戏剧性的事：自己扮演考生写了一篇《拟进士廷试策》，因时政对神宗作了严厉批评，并将其上奏神宗，算是对科举对策制度的一种补救。科举制被士大夫如此实践、维护，它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就不难理解了。

　　(作者系学者，任教于中央党校。从事文化史、文化理论及城市研究，有专著与个人文集九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