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字记录民族文化的变迁——新疆当代锡伯族作家访谈

佘吐肯 　　　　　　　　 阿苏 　　　　　　　　 贺元秀 　　　　　　　 郭晓亮

　　佘吐肯、阿苏、贺元秀、郭晓亮都是新疆锡伯族作家，但他们对锡伯族的历史、现实及前景却有着不同的理解。这么多年来，他们执著地进行文学创作，通过作品表达自己对民族文化的思考。近期，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春等人对他们进行了采访。

　　提    问：请简单介绍您们的创作情况。

　　佘吐肯：我大学毕业以后到伊犁工作，当时州里准备搞一个文艺汇演，我就写了一些东西。我主要创作的是诗歌。我觉得，在创作中，要表达出自己独特的感情，而且表达的方式尽量和别人不一样。我试图让我的作品真正表达出锡伯族人民的心声，真正具有本民族的风格特色。后来开始做翻译，翻译了史诗《西迁之歌》。我正在写的作品是长诗《察布查尔畅想曲》，表现的是锡伯族西迁过程中涌现的许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我准备写五章，第一章是“图伯特颂”，第二章是“额尔古伦传”，第三章是“哭德可图”，第四章是“悼卡尔马纳”，第五章是“咏素花”。现在，第一章已经发表了，第二章也快完成了。

　　阿    苏：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诗作《唱晚》，当时发表在《伊犁日报》上，诗中描写了村庄夜晚的一些景象。我后来主要写诗，写了有300多首吧。我觉得，写诗也是在娱乐自己，不是为了写诗而写诗，为了创作而创作，是自己想写了才写。写诗的时候，我总是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因为当时的那种场景没有了。我很想在那些场景里感受自己的童年和自己所经历过的。在旷野里、在草滩上，独自一人聆听虫鸣，太阳火辣辣地在头上照着，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我经常在诗歌中寻觅这种安静、缓慢的场景。我也写了一些别的作品，1984年，我的电影文学剧本《鹦鹉和美尔根枝》发表，这是根据锡伯族民间故事改编而来的。

　　贺元秀：我1978年进入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并在那里开始尝试文学写作。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诗歌《冬麦地》。当时我工作的单位宿舍门前有一块冬麦地，秋天播种后，晚秋时节绿油油一片，即便是下雪天还是绿绿的，充满了勃勃生机。于是就有了这首诗。之后一发而不可收拾，一首接着一首。我早期的作品主要与爱情有关，后来以伊犁本土和锡伯族题材为主。比如，诗作《醉了，锡伯的太阳》就是以我们族人从东北西迁至新疆伊犁屯垦戍边的壮举为背景，抒发了锡伯族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写了这么多年的诗歌，我有一个感想：要想成为一个诗人，就要具有强烈真挚的情感和敏感知美的心灵。

　　郭晓亮：受父亲的影响，我从小就对文学感兴趣了。后来觉得诗歌的文字排列方式很特别，就逐渐喜欢上诗歌。我从1985年开始写诗歌，发表了一些东西，一直到1994年还在写。后来，我的写作停止了，一是因为自己的身体不太好，二是觉得再这么写下去也难出新意。到了2008年，又开始慢慢写。现在看来，以前写的东西还是比较单纯，很可能是积累不够的原因。都说诗歌要有使命，诗人要有担当。但是，我们通常只是把诗歌写得很漂亮、流畅、优美，却不太关注人性的东西。因此，我尝试着去转变自己的视角，加大对于现实与人生的关注。

　　提    问：哪些作家、作品影响了您的创作？

　　佘吐肯：年轻的时候，读唐诗、宋词比较多。当代的，我喜欢郭小川和贺敬之的作品，比如《将军三部曲》《西去列车的窗口》等，我印象都很深刻。外国的诗歌，我读得比较多的则是歌德、普希金、莱蒙托夫、拜伦、雪莱的作品。我比较喜欢浪漫型的、抒情性的。这些作品对我的创作影响都很大。

　　阿    苏：我记得小时候就听过锡伯族民间文学“念说”，锡伯语叫“朱伦呼兰比”。也许是受“念说”的影响，我特别喜欢看古典名著，也喜欢宋词、元曲，所以我的诗歌创作感觉很好。于是，我就开始重点写诗歌。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好多内地的大学生到新疆来，其中有不少是文学专业的毕业生，他们带来了一些比较新的文学理论和思潮，像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他们也给我推荐了马克思、艾略特、佛洛伊德等人的书。于是，我的眼界开阔了，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不一样了。但就创作而言，我觉得民间文学滋养了我的创作，锡伯族的民间故事丰富了我对民族生活的理解，我喜欢用诗歌来表达这种理解。

　　贺元秀：我在上大学前，接触得比较多的是马克思、恩格斯、鲁迅的书籍。后来因为读中文系，又读了很多的文学作品。我比较喜欢的古代诗人是李白，佩服其诗作中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和自由。当代诗人中，雷抒雁的作品我也很喜欢。我在电视上听了《小草在歌唱》这首诗的朗诵，内心就特别感动。当然，和其他很多锡伯族作家一样，我也是听民间故事、民歌长大的，我的创作也是从民间文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郭晓亮：上世纪80年代，我当兵复员后，到新华书店工作，接触了很多的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普希金、涅克拉索夫、叶赛宁等俄国作家的作品，一下子把我的视野打开了。我认为作者首先应该是一个读者，写作应该从阅读开始，读书应该读最好的，把它当成一个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创作，由此发现自己写作上的不足。多多、翟永明、海子、顾城的作品对我都产生过影响。特别是顾城和海子，他们都是很纯粹的诗人，写作就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作品能把读者带到不同的世界。我也经常读理论方面的东西，比如阿多尼斯、苏珊·桑塔格、博尔赫斯、米沃什等人写的理论文章。

　　提    问：“民族身份”对创作有没有影响？

　　佘吐肯：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创作，从大的方面来讲，这是一种必然趋势。但是，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如果我们不注重保护和利用，那将是一种“民族的悲哀”。所以，我提倡少数民族作家尽量用双语进行创作。有人说过，诗歌是不能翻译的，你翻译得再好，也会失去原作的民族味道。因此，如果能够用双语写作，作者自己来“翻译”，这种缺憾就会少一些。我觉得要实现这一点，作家要不断积极地学习，增强自己的文学修养，提升自己的表达能力。

　　阿    苏：我的诗，别人看了以后，就知道它是不同于其他人的，因为我的诗歌意象中有锡伯族历史中存在但现在已经没有的东西，比如说“牛录”，它是清朝八旗最基层的单位。我还注意书写一些富有民族特色的意象，比如萨满、黄昏的落日、喇嘛庙等。这些意象经常在我的诗中出现，它们承载着我情感的表达，构成了我诗歌的内容。 我前期是用汉语创作，后来开始尝试用母语写诗。我认为，母语创作就是完全按照母语的规律、思维来写作。我们的母语一个字可以表达很多东西，可以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想象。可是，我用母语创作的能力，不如用汉语创作的能力。我们不像有些老一辈作家，他们的锡伯语完全没有问题，可以娴熟地进行表达。在我看来，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语言消失，民族文化也就不存在了。就像是一条船进水了，你能做什么呢？我只能是本能地把水往外舀，但是于事无补。作为锡伯族的诗人，看着自己民族的文化在逐渐消失，内心肯定有一种焦虑，有一种痛苦。所以，有时候我们写出来的东西有一种苍凉的意味在里面。

　　贺元秀：似乎每一个作家都应该有一个民族文化身份，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比如萨曼·拉什迪，他在印度出生，后在英国长大，2000年定居纽约。很多人说他是世界文化主义者，他似乎没有文化身份，但又有大文化身份。就我自己来说，我当然是锡伯族作家，但是随着民族之间的交流不断深入，民族之间的差别会越来越小。这是一种趋势，你不能说它是好还是坏。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保住我们应该继承的优秀传统。

　　郭晓亮：虽然我是一个少数民族诗人，但是我在写作的时候从来没有考虑过我是一个民族诗人，我觉得这种不带特殊身份的写作更适合我，可以在一种更大的文化背景、语境下写作。这可能跟自己之前受到国内外的一些文学经典的影响有关系。我跟很多锡伯族的前辈作家不一样，他们创作的地域性特别明显。强调地域性是有必要的，但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去写具有地域性的作品。一个锡伯族诗人就一定要写锡伯族的东西吗？写什么不应是问题，如何在一种自然状态下写作才是个问题。我认为应该写一些自己熟悉的东西、感觉到的东西。

　　我们作为边疆诗人，一味只称自己是边疆的，不跟其他文化融合到一块儿也不好。在写作上，我认为作家还是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是不要因此而封闭自我。可能各个民族的存在，是一个不断融合的过程，汉族人民也有很多少数民族的血统。民族之间是一个融合的关系，而不是排斥的关系。虽属于不同的地域和民族，但大家有一种共通的东西，这就是人性的东西，这必须高于一切。因此，写作要努力表现出一种人性的东西，通过内心表达一些真实的东西，这是有难度的。

　　提    问：如何评价自己的创作？有什么写作计划？

　　佘吐肯：我对自己的创作情况很不满意。我平时的教学任务比较重，只能业余进行写作。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自己有些想写的没写出来。我经常正准备写时，突然有些不能忍受的状况出现，灵感就消失了。而且，在大学里，评职称是看你写的论文和研究著作，不是看你的文学作品，所以主要精力放在了理论研究上。总之，我的创作成绩太渺小了，我得更加努力地去写作。

　　阿    苏：就一直写下去吧。生命不息，写作不止。写作已经成为我的信仰，它不是我生活的惟一，但已经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诗歌是一种很高贵的东西，我对它充满敬畏。

　　郭晓亮：多争取一些写作的时间，因为我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希望早一点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写作是一个不断向内行进，同时也是一个向外拓展的过程，能多写就多写，另外就是多看书，然后努力写出一些满意的作品。但是，我写作的速度很慢，一直处于慢的状态。慢，说明我的天分不够，同时需要不断调整自己。

　　(采访人：杨春、钟进文、姜可欣、马金龙、张楠、王亚楠、杨金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