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伦春族的心灵秘史 ——评萨娜长篇小说《多布库尔河》

　　天地之大德曰生。对于任一生命体而言，生与死都是最重要的事情。鄂伦春人的生死观，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截然不同于他者。

　　“妈妈在白雪皑皑的大地上生下了我。”萨娜的长篇小说《多布库尔河》一开篇就道出了整部作品的叙述主题。古迪娅的生命肉体在妈妈的子宫里，不敢动弹，尽管生命通道正在缓缓开启，“但是我不能出去，我的灵魂正在高空飞翔，若是它来不及进入我的肉身，我降生后只能成为可怜的白痴或怪胎。”“我紧紧地贴住妈妈，焦急地等待与灵魂重逢。”小说极为生动地讲述了古迪娅的生命在玛鲁神灵的指引下，感受大地、森林、白雪、灵魂是如何与肉身合为一体的生命诞生过程。一个生命的出生，是上世死者的灵魂长久流浪的结束，是重新经历了一次毁灭与新生的、属于大地的生命传奇。

　　生与死始终伴随着每一个生命，在一个生命获得新生的时候，也意味着另一个生命的结束。没有哪一个生命是永恒的强者。古迪娅的出生与母鹿的死亡不是偶然的。“玛鲁神灵说过，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好惹的。”小说在第二节，就向读者讲述死亡的故事：“我生下来就没有爸爸。”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重要的精神隐喻。“爸爸”的缺失，意味着鄂伦春人几千年来的权威的宗教信仰和生存法则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就是这个民族传统的消逝和现代的开始。

　　死亡的幽灵以不同的方式一次次光顾柯尔特依尔和玛哈依尔两个鄂伦春家族，卡思拉的丈夫、大儿子、小儿子各罗布、大女儿苏妮娅及其丈夫库列等亲人一个个非正常地死去。对于一个鄂伦春族女人来说，死亡是无可抗拒的，“就像晚霞留不住太阳，大地留不住闪电”，但是卡思拉依然迎着死亡之神，并向它发起挑战，要让死去的人重新活过来。在儿子各罗布的身上，看到丈夫的影子；在各罗布和苏妮娅这一双儿女死去后，卡思拉把苏妮娅与库列所生的儿子和女儿，分别命名“各罗布”和“苏妮娅”。让死去的人重新获得新生，这既是鄂伦春人信仰中的生死观念，也是卡思拉这一个普通生命个体所做出的、也是惟一能够做出的反抗死亡的方式。

　　作为鄂伦春人的萨满，乌恰奶奶是具有能够看透未来、预知命运，能抵御死亡、起死回生的生命能量和精神魔力的。乌恰奶奶对于本民族的保护神玛鲁神灵是不跪的，呈现出平起平坐的样子。穿上了萨满服饰的乌恰奶奶，在那一瞬间，又一次让“我”震撼不已。如果说乌恰奶奶的身体之谜是超越凡俗的“生命之美”，而穿上了萨满服饰的乌恰奶奶已经汇聚了天地日月、飞禽走兽等大千世界所有生命存在的精华，成为鄂伦春人与天地神灵进行精神沟通的“生命之神”。这位鄂伦春人通灵的“生命之神”敲起了用自己“生命起点”做成的神鼓，跳起了驱赶病魔的神舞，赤脚轻盈行走在烧红的火炭上，向神灵发出祷告和呼唤。最终，查鲁醒来说话了，乌恰奶奶倒下去了，“他从那里回来，她就回到那里”。小说借助于“我”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以一个同样具有神性精神气质的鄂伦春族少女的眼光仔细端详这位传奇的萨满及其抵抗死亡、拯救生命的过程。这样一来，既具有“亲历性”的叙述亲切感和接受的真实感，又具有精雕细刻的细节之美和彼此心灵对话的情感共鸣效果。即在一瞬间，生与死、爱与恨、肉与灵交会一处，作者、“我”这个叙述者、乌恰奶奶、部落族人和读者一起进行心灵的舞蹈，一起走向死亡，又一起新生。

　　鄂伦春人的“生命之神”乌恰奶奶，救活了青年查鲁，但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正像卡思拉一样，她也无法守护住自己的孩子。事实上，无论是受伤的查鲁，还是卡思拉的丈夫和小儿子各罗布的非正常死亡，都不仅仅是某一个偶然因素所导致的事故，更是因为鄂伦春人所面临的普遍性的、日益严重的现代性危机。各罗布等人死亡显然不仅是运气不好的问题，更有着一个更深广的危机：外边世界的人进入了多布库尔河，鄂伦春人视为有灵魂的树木被大肆砍伐，传统的生存方式遇到了现代性的危机。

　　妈妈老了，神灵走了，萨满乌恰奶奶也离族人而去了。安校长来了，带来了奶粉和面包，带来了让“我”上学的消息，“让古迪娅上学吧，安校长求妈妈说，她是太好的学生了，应该读书、绘画，走出大山”。是啊，妈妈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作为下一代的“古迪娅”应该走出大山，正如安校长所说，“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你们应该过上幸福的生活”。新时代无可阻止地到来了，可是“幸福的生活”到哪里寻找呢？

　　从阿摩萨满的祈祷开始，古迪娅不仅领悟到鄂伦春人的生死大义内涵，而且领悟到了乌恰奶奶临终时说的“智者无家可归”话语的精神指向，“我终于理解了其间的含义，我们活着，并且终生行走在寻找的道路上”。不仅安校长鼓励“我”，而且妈妈、格帕欠老人，乃至查鲁都改变了主意，支持古迪娅“再也不想让你过像她从前的日子了”。“我”跟查鲁告别的时候，听到查鲁愤怒的指责，但是“我”不责怪他。正是在查鲁的指责话语里，“我”读到了鄂伦春人对过去岁月的无比留恋与忧伤，对现在生活的恐慌与不安，更读出了作为一个鄂伦春年轻人所应当承担的对民族未来生活所应担负的责任和使命。当然，“我”也从中品咂出了查鲁对我况味复杂而又无比深沉的爱。古迪娅知道了“我是谁”，找到了未来生活道路的方向。

　　小说从第五章开始，转向了对古迪娅都市新生活的讲述。教美术的石老师在古迪娅的画上使用抖动的笔调画出抽象的、有生命的发亮的斑点，“画面上的多布库尔河开始变得神秘莫测，它完全超出了自然的形态，好似在漫天大雪中悸动地舞蹈，整个画面成为让人捉摸不透的画谜和奇妙的陷阱”。古迪娅在这一瞬间感悟到了绘画的魅力和价值，以及绘画所能带给自己和鄂伦春民族的另一种现代性存在体验方式：“我的惊喜和感动，还有长期置身于黑暗，突然被一束光明照亮的醒悟。”

　　在都市新生活中，“我”一次次体验到那是来自“在森林里、在河流里、在岩石中生长的孤独”，是多布库尔河流中的鄂伦春民族的“孤独”。正是有过这份与众不同的“孤独”，“我”一次次回归精神的故乡，与逝去的灵魂对话，在都市这个新的文化语境所提供的现代绘画中寻觅到了解答“孤独”的现代性答案。萨娜所塑造的古迪娅形象与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伊莲娜，虽然都是到城市中选择了绘画来呈现自己民族的精神世界，但不同的是，迟子建的伊莲娜形象没有能够从鄂温克民族的精神世界寻找到转化为现代新生活的精神因子，而在都市与森林、传统与现代之间苦苦挣扎，以致投水自尽；而萨娜的古迪娅在都市中找到了从原始绘画的原始思维到现代绘画的艺术思维之间转化的心灵通道，在现代性都市的他者镜像中确立了自我的价值与意义。

　　在现代性裹挟的洪流中，古迪娅深深感受传统不可挽回地逝去，时间飞速地流逝，而惟有艺术才能够重新回到过去的多布库尔河中，才能够把鄂伦春族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在一起，成为一部完整的民族心灵史呈现于世人面前。

　　正如古迪娅在看过查鲁的坟墓后所说：“在那里，我才敢回头看你，看我所有的亲人，看森林和多布库尔河，才有可能重新活一次。”这正是古迪娅，也是萨娜的《多布库尔河》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在萨娜所塑造的古迪娅身上，我们看到了一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跋涉的鄂伦春族“心灵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