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易庭源，是中共党员，克己奉公、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些共产党员应该有的优秀品质，他老人家都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会组织看电影，发给我们家的票每回都是最差的，不是在最后面，就是在最边上，天长日久老是这样，母亲就有意见。父亲却呵呵一笑，说：“坐在哪儿不是看？又不会看坏眼睛。”还有一件事我也记忆犹新。“文革”期间，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下放到农村。不过，下放干部是带工资的，也许是组织上信任吧，发工资的任务就交给了我父亲。我们家，从来是母亲管财政，父亲哪里会算账？上级又规定，这事要保密。这下子麻烦了。父亲只好半夜三更躲在床上，放下蚊帐，点起油灯，通宵达旦地分钱，像个“地下党”。

　　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入党前。看来，那时他虽然组织上没入党，思想上早就入党了。

　　入党以后怎么样呢？我这个“无党派人士”可不得与闻。直到清理父亲遗物，才发现了2002年8月2日，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的一封亲笔信。根据这封信的内容，可以推测出父亲曾给俞书记写信，谈下岗工人的安置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俞书记则回信介绍了实际情况，并感谢他“关心全省的工作”。这大约可以算是中共党员易庭源忧国忧民之一例。

　　会计是一门科学

　　1940年，父亲考上了厦门大学中文系。但因正值抗战时期，烽火连天，路上既不安全，家里也掏不起路费，只好改上当时设在湖南所里(今湖南吉首)的国立商学院。从此，他的一生，便都献给了会计学。

　　不过，父亲在会计学界，似乎是个异类。

　　反叛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了。起因则是不满老师要求的死记硬背，进而怀疑会计学原理根本就不对。如果原理是对的，为什么老师不能通晓明白地讲得学生心服口服呢？这肯定有问题。

　　有问题，就要找出路。于是，从大二到大三，父亲把图书馆里所有的文献资料都读完了。最后，在德国会计学家巴比、日本会计学家太田哲三那里，得到了启示：要以“动态论”来反对、批判和替代“平衡论”。这是1944年，他大学四年级的事。1949年，著名学者李达任湖南大学校长，在全校宣讲辩证唯物主义，父亲又大受启发，遂刻苦攻读马、恩。经过3年努力，终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学说──资金运动会计理论。这是1951年的事。当时，父亲32岁，大学毕业7年，任湖南大学助教。

　　他老人家，是把会计称为“科学”的。会计，明明是技术，怎么是科学呢？

　　父亲生前，我曾拿这事问他，他默然不语。直到守灵那天晚上，我挑灯夜读《资金运动会计理论》一书，才恍然大悟。原来，一旦把会计定位为技术，则无论会计师还是会计员，便都成了“账房先生”。在他看来，会计应该是“诸葛亮”，至少会计师得是。一个真正的会计师，应该对企业的生产流程，从事前、事中到事后，都进行全方位的监控，以保证企业真正做到“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尽量多的使用价值”。唯其如此，才能真正造福于人类，也才能避免投机取巧、强取豪夺、发横财。

　　书生本色

　　从国立商学院毕业后，父亲便走上了讲台，起先在湖南大学。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又调到中南财经学院。数十年教学生涯，弟子不知凡几。但所有学生的点名册或成绩单，他老人家都珍藏起来，如有老学生来看望，父亲便会翻出这些泛黄的纸头，大家共同感慨一番。师生关系之好，可见一斑。

　　而父亲的老师是刘炳炎老先生，两人虽然是师生关系，却“道不同，不相与谋”。老先生主张“平衡论”，父亲主张“运动论”，而且还公开宣布：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老先生也由他去。不过，尽管两人的学术观点针锋相对，但每到逢年过节，父亲必定带了我这长子，去看望老人家，恭执弟子礼。更不可思议的是，“文革”中，我从新疆回来探亲，没钱买返程票，下放到农村的父亲竟然写信向太老师借钱。我拿着信去见太老师，老先生不但如数借出，还设家宴款待。

　　这，其实就是所谓“书生本色”。在他们的心目中，绝对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学问与真理，以及人情与道义。所以，父亲虽然一介书生，身无长物，却一直都在资助贫困学生。这也正是在2008年，我们要把奉献给他的10万元寿金捐给学校，设立“易庭源奖学金”的初衷。

　　是良师，亦是慈父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认为，我父亲是好老师。

　　有一件事情我是记忆犹新的。为了便于学生理解“资金运动会计理论”，父亲曾亲手做了一个教学模型：在一个木架上，安装若干小纸盒，标上账户名称。纸盒之间，用玻璃管连接。当小圆珠从一个纸盒滚到另一个纸盒时，就表示资金的运动。这个教学模型，我是亲眼看着父亲做的。那时我9岁，所以还记得。

　　其实，父亲也是好父亲。

　　40年代末期，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父亲那一点微薄的薪水，已经无法养家糊口，便业余做点小买卖，卖煤油灯。家里空间小，煤油灯摆了一地。我那时才一两岁，调皮捣蛋，结果一头摔在煤油灯上。后来母亲回忆，当时父亲二话不说，抱起我就送医院。为了抄近路，来不及穿鞋的父亲，光着脚在铁路上跑，两只脚全都磨破了。父亲却一声不吭，直到我伤口处理完毕，又把我抱回家。

　　这样的故事，我们三兄弟每人都能讲出很多。在父亲和母亲的关爱呵护下，我们长大成人，羽翼丰满，各奔东西。但无论是实现理想，还是外出谋生，父亲和母亲都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1965年高中毕业，我唱着红歌进新疆。父母亲虽然舍不得，却没有说半句反对的话，只是默默为我收拾行李，然后嘱咐：到了兵团，好好干，多写信。

　　现在回忆起来，父母亲慈爱的目光何曾片刻离开他们的儿子，只不过从不溢于言表而已。90年代初，家里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有一次，因为有急事要通知，父亲竟然坐公交车到武汉大学去找我。碰巧我有事外出，父亲便坐在宿舍门口的台阶上，等了3个小时。

　　这同样是讲不完的故事。实际上，就连父母亲自己，也记不住他们给了子孙多少爱，但儿孙的些许回报，他们都记得清清楚楚。我女儿9岁时，用她所得的第一笔稿费，给爷爷买了一个放大镜。这个放大镜，父亲一直在使用。他常说：我有三个好儿子，三个好儿媳，三个好孙子。我是“九好老人”。再加上重外孙女，真是十全十美，一生无憾！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现在，父亲已经飘然回到先走一步的母亲身边。而此刻，我们则仍将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在人世，以期不辜负他们的深情和厚望。

　　(本文选自《平生风义兼师友》，有删节，该书已由新星出版社于2013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