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怎样才能“化”出来?

　　■如果说出经典是需要条件的，除了作家的过人的才华，还需要一些客观环境的促成，当大多数作家还需要有一个地方来“养”着的时候，要出经典那是门儿都没有的事。

　　■经典之所以是经典，首先在于它的独创性。没有一部经典是比照着另一部经典的样板创作出来的。也就是说，在它被创作出来之前，没人知道它应该是或可能是什么样子，当然更没人知道“怎样”才能写出一部经典来。由专家学者教授来谈论作品的所谓“经典化”，是件荒唐得离谱的事。这个“化”，化不成的。

　　艹之末的时候，丝毫没有察觉，所以现在要我来说它是怎么发起的，由哪些人发起的，真是一点儿都说不上来。努力回想，大约一年多以前吧，有过某种“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兆头，一些著名作家陆续推出新作、大作乃至扛鼎之作，一时好评如潮，佳话迭出，“王者归来”云云，特别的闹猛。然而很可惜，因为阅读的结果令人失望，也就没有特别留意，只写过一点很业余的文字，提了提“指鹿为马”的老话，还捎带着发明了一种很不严肃的说法，说那是在历史的伤口边儿上挠痒痒。凡此种种，正好暴露了我的迟钝。沉舟侧畔千帆过，转眼之间，“经典化”这个过去从未见过的词语，已经是随处可见，噼里啪啦地乱打眼，而最近读到一篇报道，在一个“高峰论坛”式的学术研讨会上，已经有一批知名的专家学者教授，严肃认真不走过场地在探讨“当代中国文学创作最紧迫的问题”，即“作家和作品的经典化”问题了。坦白交待，当时确实有种找不着北的感觉，搞不清自己是睡着睡着忽然醒了，还是醒着醒着忽然做开梦了——“经典”这东西，是可以“化”出来的吗？

　　二

　　中国人有过中国文学的经典之梦，这个梦至少已经做了一百多年了。在有了实际上的启蒙活动之后，特别是有了“新文化运动”之后，先贤们都对文学的功用寄予了很高的期许，认为在开启民智、唤醒民众方面，文学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正是在这种力量的推动之下，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文学创作已经积累了相当可观的成绩，有了一批足以让中国文学引以为骄傲的作家和作品。从“经典”的角度看，可以说那已经是一个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呼之欲出”的年代。然而，“欲出”的实指是还没有出来，并不是已经出来，更不是“化”一下就能出来。当时并没有人认为中国文学已经有了经典，即使人们对鲁迅、胡适等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却没有任何严肃的论者认为他们就是经典。“经典”的分量有多重，大家心里那杆秤是清楚的，胡说八道只能让自己丢人现眼。常识是大家都知道的共识，经典这东西，即使到了“呼之欲出”的时候，从欲出到真出来，也要有个过程，十年八年是它，一二百年也是它。这种特别没有敢想敢说精神的状态，是不是因为那时候的人都特别谦虚，或特别谨慎？恐怕不是。在我看来，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多种多样，这里先说说其中的一样：那时候不存在作家协会要不要养作家的问题。

　　要不要养作家的问题非自今日始，为此我还写过一篇题为《谁养谁呐？》的小文，内中引用了上海刚解放时流行过的一首歌里的歌词：“地主得支(和)农民，到底啥人养活支(了)啥人呀嘿”，那已经是十三年前的事了。此事的最新动态，是著名作家贾平凹在当选连任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之后，接受采访时明确宣布：“作家协会不是养作家的地方！”看到这则消息时，我差点儿哭出来。连作家协会都不肯养作家了，可怜作家们该找谁来养呢？去做资本家的乏走狗？还是吃富婆的软饭？看来农民一旦成了地主，是既不肯养农民也不肯让农民养了。当然，与此同时也有愤怒：作家协会不是养作家的地方，那又是养什么的地方？养司机？一个省级作家协会，能养四五个、六七个司机，就不能养十来个作家吗？当然，这儿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现在的大多数作家，是需要“养活”的，不养就很难活。作家们为什么不能自己养活自己？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懒惰，还是因为别的原因？这个嘛，您知道的，就不用我多说了。反正这是一个事实。

　　而在那个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呼之欲出的年代，作家们是不用作家协会来养的。当然那时候也没有作家协会。现在偶尔还能看到一些研究者帮那时候的作家们算算经济账，好像那时候的有了一定名气的作家都有点钱，起码也不是很穷。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当作家之前家里就不穷，弄文学并不是为“稻粱谋”；即使是一般出身以写作为业的，写到一定的份儿上，比如相当于现在够格当专业作家从而被“养起来”的水平，自然而然就能靠写作过上相当体面的日子，用不着再靠贾主席这样的大作家发善心来养着。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一些有个性带刺的作家也能这么牛气？您知道的。反正这也是事实。因为有了这点儿牛气，或者准确地说有了这个底气，他们才能把文学写作视为开启民智、唤醒民众的活儿去干，用不着靠笔下的媚官、媚俗来博一个“出位”。

　　要论证现在还不是出经典的时候，可以举出若干条理由，下面我也会讨论到其中的几条，但是，如果说出经典是需要条件的，除了作家的过人的才华，还需要一些客观环境的促成，那么我想上面说的就是一个最低限度的门槛。当大多数作家还需要有一个地方来“养”着的时候，要出经典那是门儿都没有的事。这里还有一条猛一听有点怪的定律：当多数作家不“养”就很难“活”的时候，那些不需要养也活得很滋润的作家，跟经典沾不上一丁点边儿。这个道理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您一想甚至不想就能明白，如果不明白，我再怎么说您还是不明白。您可以看看古今中外的文学史，有哪一部经典是由被“养”着的作家写出来的？当然，倘要严谨，也有过一两个特殊的例外，那是由宫廷“养”着的，不过人家那是心甘情愿地“养”着，而且“养”得相当慷慨。可是我们现在呢？连作家协会都不肯“养”作家了！莫说出经典，便是“化”，也化不出来的。

　　“化”是一个动词。一般地说，有行动就比没有行动好。那么，如果把“作家经典化”当作一个行动过程来看，我觉得这个“化”应该分三步走。第一步，作家们不需要作家协会来“养”着了。第二步，作家们可以直接养着作家协会了。虽然现在实际上就是作家在养着作家协会，但这个“实际上”是间接的。然后，第三步，作家们通过写作实践形成自己的职业意识，包括经典意识。当然，如果要较真儿，这个“化”谈不上经典化，只能算标准化。话说回来，一个标准化的作家，总比不“养”就很难活的作家离经典稍微近一些。

　　经过这样一番努力之后，我想我总算让作家的经典化具有了一点儿可操作性，但是若要再进一步，让作品的经典化也具有一点点可操作性，对不起，我是真没辙。要不然您来试试看？

　　三

　　在我看来，经典之所以是经典，首先在于它的独创性。没有一部经典是比照着另一部经典的样板创作出来的。也就是说，在它被创作出来之前，没人知道它应该是或可能是什么样子，当然更没人知道“怎样”才能写出一部经典来。反正我不知道。老实说，即使我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我得留着自己去写经典。批评家的职责是阐释经典，不是预测经典。作品也不能标准化，标准化的作品比不标准的作品离经典更远。由专家学者教授来谈论作品的所谓“经典化”，是件荒唐得离谱的事。这个“化”，化不成的。

　　可是为什么偏偏有人愿意去干这种根本不靠谱的荒唐事呢？因为有病。这种病简称"XSZHZ"，中文全称是“形势综合征”。越是某个领域乏善可陈的时候，越是需要弄出某种形势大好的模样来。有需求就有供给，自会有人乐此不疲。当然这里面也有迫不得已，因为批评家也得有地方“养”着。像“作家和作品的经典化”这种题目，一看就知道本应属于批评家的业务范围，可是承揽这种业务的很少会以批评家的名义投标，反而多数都是以专家教授学者的身份出面，以区分各人是在由哪种地方“养”着。看起来，批评家也有一个标准化的问题需要解决。

　　以我猜想，在一位标准化的职业批评家的眼里，当前我们的文学创作整体处在怎样一种水平上，原是一目了然的事，根本用不着眼光、经验、学养之类，有点儿基本常识就足够了。然而一旦需要于乏善可陈之中弄出一个形势大好来，就必然会出现一种叫做“不可预测性”的现象。打个比方，就像用人工方法去诱发生物基因突变，变出什么样的奇形怪状的东西来都不能叫意外。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几个浸泡在福尔马林液里的标本了，比如陈晓明教授创造的“汉语小说有能力……进入汉语自身的写作，按汉语来写作”，再比如无名氏或集体创作的“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以及更进一步的要求把“之一”去掉等等。相比而言，“经典化”这个说法还保留着一点点谦虚，至少是还有点儿心虚，没有直接说要出经典，只是含蓄地说要“化”经典。当然，按他的指导再充分想象一下，一幅形势空前大好的画面就出来了：我们已经有了大量好得不得了的作品，它们本来完全应该可以成为经典，只是因为作家们写的时候太随意了，没有按照经典的那种模样去写，以至于与经典失之交臂，太可惜了，所以以后只要按经典化的要求去写，经典大批涌现的局面就指日可待了。

　　对于这样的“理论”，如果你真想要从理论上剖析它的荒唐之处，还真是很难，因为伪科学的特点之一就是不能证伪。而如果你真去那样做了，做不到一半就会发现它根本不值得你那样去做，因为弄到最后，顶多也就是证明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不存在，而这时你会发现人家其实也没有说它存在，只是在提倡某种存在化。

　　这样你又得去证明不存在的东西是不能让它存在化的———可是什么才是“存在化”呢？神仙他爹都说不明白，您能说明白？

　　只好用一下语录体了。原则上我是反感语录体的，但受时代局限，不知不觉也难免受些传染，比如某一篇文章的内容虽然忘了，但其中的一句话却记得很清楚。下面我就介绍两条语录。

　　先介绍一条邵燕君语录：“与大地上的苦难擦肩而过。”这是邵燕君一篇文章的题目，内容不是忘了而是根本没记住，因为这篇文章是批评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受活》的，而这部小说我没读过。看邵文之前没有读，看过邵文更不想读了，因为看“擦肩而过”肯定很难成为一次有趣的阅读，我们都在大街上看过太多人与人的擦肩而过。何况我记住这条语录也不是因为它对某一个作品批评得中肯，而是因为它切中了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流弊。整体说来，能擦肩而过还算好的，至少“而过”之前总得先迎面走过去，庶几相遇时才能擦到那一下肩，而更多的干脆就是避之唯恐不及，离得越远越好。你只要看一看那些漫天飞舞的表扬稿，立刻就能采集到一大批同类语录：“对人性深处的不断开掘”，“对人性幽微的深度思考”，“对人性良善的探寻与守望”……不错，人性是文学最重要的母题之一，但人先得活着然后才有人性可言，而人又偏偏只能活在这个现实的大地之上，虽然有人觉得这个大地上到处莺歌燕舞，形势一派大好，可以尽情地哗啦哗啦地挥洒正能量，高唱盛世之欢歌，但是对于另一个远为庞大的人群来说，在大地上的苦难前面转过脸去或闭上眼睛或视而不见，还有什么资格侈谈人性？这跟经典又有什么风牛马可以相及之处？即使是上焉者的擦肩而过，尽管开头还有迎面走去的勇气，到最后究竟是擦肩而过还是劈头相撞，那也是本质上的差别，不是“化”一“化”就能“化”过来的。

　　再介绍一条蒋峰语录：“永远不要从开头写起。”这也是一篇文章的题目。文章的内容说不上多好或多不好，但这个标题是真好。它确凿无疑地标示出了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正处在怎样的水平。这个问题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狭义的“开头”，指的是故事的开头。并不很久以前，50多年前吧，我们的主流文艺思想导向，是要求创作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所以要用老百姓熟悉的，即中国传统的手法，而中国小说的传统手法的特点之一，就是要讲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按说这个问题在那之前的大约50年———即距今约100年前就已经解决过了，50年后回到了原点，得重新再解决一遍。等到这个问题差不多再次得到了解决，但是又没有完全解决、真正解决时，事情一忽悠就走向了反面，一篇小说只要在某一点上写得像某一个南美作家，不管是像马尔克斯还是像博尔赫斯或者像鲁尔福，就会被鉴定为一篇好小说。在中国，太走极端总是会招来非议的，于是又有人提出应该回归传统，算是否定之否定吧。传统总是稳妥的。那么，青年作家蒋峰义无反顾地宣称“永远不要从开头写起”，就是对这个否定之否定的再否定了。可也是，年轻总是新潮的。然而这就能让人心里踏实了吗？有一回看电视，忽然想到了这个问题。那条电视新闻报道了一次自杀式的恐怖事件，爆炸现场一片狼藉，血迹斑斑，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最后却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对这一事件负责。大略说，这也可以视为一篇没有“开头”的报道，问题是中国的国情跟人家不一样。在人家那边，通常是好汉做事好汉当，人体炸弹引爆之后，立刻会有———有时还会有两三个组织同时宣布对这一事件负责，所以一旦出现没有任何组织出面宣称对此负责的情况，就是某种例外，会引发人们更大的关注。中国就不同了，比如有人举报了某官员，立刻会有人出面郑重辟谣，并声称要通过法律途径追究造谣者的刑事责任，过了几天，纪检监察部门宣布该举报基本属实，这时你再想找那个郑重辟谣的，肯定找不着了，也绝对不会有任何组织宣称对这一事件负责。因为这种事在我们这边不是例外而是常态，所以人们的反应也不是关注而是不满。若说这种思维习惯丝毫不会影响小说的阅读，我还真是不敢断定。中国人恐怕还是更愿意知道一个“究竟”的。一篇小说，写一男一女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惊天动地泣鬼神的恋爱之后终于以女的把男的杀了告终，然后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了解这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我估计必定会有人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呀？那么，这个问题很可能还会来来回回地被讨论很多次。问题是，当小说要不要从开头写起还是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时，您觉得“化”一下就能“化”出一批经典来吗？

　　第二个层面，就是广义的“开头”，指的是小说内涵的“出发点”。若要更直观，可以大略地称之为小说的内在逻辑的出发点，或者叫“前提”。正是这个“开头”，决定着这个小说具有怎样的精神高度和思想深度。小说可以不从这个“开头”写起，但是必须从这个“开头”出发。而按我的想法，对于一个标准化的职业批评家来说，当下的小说的整体状况，一目了然地显示着的问题，并不是有没有从这个“开头”出发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这个“开头”本身的问题。不仅中短篇，包括一些篇幅可观的长篇在内，洋洋洒洒写过去，只有文字和事件的先后顺序，到文字结束了，精神和思想不仅没有迈出一小步，实际上连从哪儿开始迈步的出发点都没有建立起来。正是在讨论“作家和作品经典化”蔚然成风的闹猛里，我们得到了两个没有这种“开头”的长篇样本：《第七天》和《炸裂志》。这两部长篇所用的配菜各不相同，一个主要是用神怪，一个主要是用性，但这两盘菜所用的主菜是一样的，即从一般新闻报道中收罗来的种种“怪现状”。这些“怪现状”，通过一个随意性很强的情节链被依次展览出来，但其本身并不在那个情节链之内，彼此之间既没有因果关系，也没有层次差别，实际上只是一个又一个的独立事件，所以也不在一个逻辑链上，不具有逻辑关系，不存在谁推动了谁的问题。简单说，就是一种展览式的罗列。我们确实看见了它的腿和脚都在动，但是从精神和思想上来讲，它没有往前挪动一点点，只是在原地踏步。余华和阎连科不一定是离经典很近的作家，但和当下的大多数其他作家相比，肯定是相对离得较近的两位。现在，正是这两位，以这样的作品，和这样的写法，确凿无疑地向世人昭示：在文学的世界里，只有经典，没有经典化。无论你怎样“化”，也“化”不出经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