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民族文学的国家责任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1月02日16:08 来源：中国作家网　黄伟林

　　内容提要：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正在进行从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大转型。在这个历史转型中，形成了具有独特风貌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思考转型期间民族文学的国家责任，有必要提倡超族别意识的中华民族叙事。超族别意识的中华民族叙事主要有跨族别叙事、族际叙事和全民族叙事几种方式，超越族别意识的中华民族叙事有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地生根，实现中华民族的“天下大同”。

　　作者简介：黄伟林，壮族，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桂学研究会副会长。

　　关键词：转型、族别意识、中华民族叙事

　　本文所谓转型时期使用的是大转型概念。历史学家唐德刚对这个大转型概念解释得很清楚。他认为：中国自夏禹以来有记录的四千年历史，经历了封建、帝制和民治三个阶段，发生了两次转型。第一次是封建向帝制的转型，发生于秦汉之间，用了大约300年时间。第二次是帝制向民治转型，发生于晚清至现代，已经有100多年历史。目前，中国正处于第二次转型的过程中。

　　这个第二次转型不仅是中国社会政治型态的转型，也是中国从一个自我为中心的国家向世界上一个民族国家的转型。用社会学家马戎的话就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面临一个如何从一个传统多部族帝国转型到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艰难历程。”

　　一、民族、中华民族与少数民族文学

　　许多学者对现代民族和民族国家概念进行过梳理。本文更认同北京大学马戎先生的看法。马戎认为：

　　西欧近代的工业革命和“民族”(nation)理念的出现，是人类政治史上划时代的大事。西欧是民族主义运动的发源地，建立起一系列“民族国家”来替代传统王权国家，以共和理念和公民权为基础建立了新的政治实体。……现代“民族”是替代中世纪“君权神授”世袭体制的新型的“法律和政治共同体”。

　　当欧洲出现以新兴“民族国家”为主导的现代政治格局和国际秩序后，受到冲击的其他地区政治实体也开始仿照西欧“民族国家”的形式，即在原有疆域范围内，努力把本国统辖下的各群体整合成一个现代“民族”，推行统一的文字，强调各群体间的共性，构建共同的“历史记忆”，在各群体中建立共同的政治认同和文化历史认同，以便使各群体所有成员都能够认同和忠诚于这个新的“民族”(nation)。无论是以传统部族帝国(如中国的清朝)还是以殖民地(如英国统治的印度)为基础，这一国家政治转型都必然要经历这一个以现代“民族”理念重建社会共同体的“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的政治历史过程。[1]

　　显而易见，在自晚清到如今中国帝制向民治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也遭遇了如许多国家一样的民族问题。

　　中国究竟是有多个民族还是只有一个民族，在晚清至民国的100年间，大致有这样两种观念：

　　第一种观念，鸦片战争以后，“各帝国主义采用的最重要的策略，就是努力分化中国这个多部族共同体。为此他们以中国各群体的语言、宗教、传统文化、生活习俗、族源、传统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差异作为‘民族识别’的素材和依据，提出汉、满、蒙、回、藏等都应称之为‘民族’(nation)，并向中华各族介绍西方‘一族一国’的‘民族主义’理论。”[2]受这一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也基于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主张，形成了“五族共和”的民族国家理念。

　　第二种观念，清政府承受着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压力，表现出“达成‘满汉一体’”的努力，“要求大臣们提出‘化除满汉畛域’的对策”。梁启超“看到国内各族已大致接受汉满蒙回藏俱为‘民族’的话语，针对狭隘汉人民族主义可能对中国带来巨大祸端，他在现有的话语体系中提出了‘大、小民族主义’的观点：‘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他认为，唯有‘合汉合满合蒙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共同对外，中国才能救亡图存。”[3]辛亥革命胜利之际“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他在《三民主义》第一讲中说‘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并强调：‘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明确提出以‘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单元来建立‘民族国家’。”[4]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明确提出中国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可称为‘民族’(nation)，其他各族群是中华民族的‘宗支’”。[5]顾颉刚在1939年撰文《中华民族是一个》，强调“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中国人也没有分为若干种族的必要(因为种族以血统为主，而中国人的血统错综万状，已没有单纯的血统可言)”，并建议“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

　　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确认了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国家性质，并进行了民族识别工作。从1954年至1979年，共确认了55个少数民族，加上汉族，中国政府共识别了56个民族。其中，1954年识别出38个少数民族，1964年识别出14个少数民族。

　　但正如费孝通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所指出：“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6]费孝通这个解释实际上说明了我国是在两个不同层次使用了“民族”这个概念：中华民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共享的民族概念，是“大民族”概念；56个民族则是在中华民族这个大民族下面的民族分支，为“小民族”概念。

　　基于这样的民族国家理念，1949年，茅盾在《人民文学》创刊号的《发刊词》中明确提出了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1958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座谈会提出“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的任务，少数民族文学这个概念，开始在文学界和学术界通用。[7]

　　二、少数民族文学叙事的三种类型

　　学术界曾经为文学作品的民族属性争论不休。其中，何其芳“判断作品所属民族一般只能以作者的民族成分为依据”[8]这一观点基本成为共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的作者李鸿然先生在分析比较了各种观点之后，也明确指出“民族文学的划分，不能以作品是否使用了本民族语言或是否选择了本民族题材为标准，正确的标准只能是作者的民族成分。”[9]

　　根据作者的民族成分(身份)来辨认确定文学作品的民族属性，是一种简单方便的办法。其遗憾之处在于它排除了一批由汉族作家写作的少数民族题材的文学作品。比如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徐怀中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本世纪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以及范稳的系列长篇小说《水乳大地》、《碧色寨》，以及经过许多汉族作家之手发掘和整理的撒尼族长诗《阿诗玛》、壮族戏剧电影《刘三姐》等等。本文出于论述的需要，将把汉族作家少数民族题材的文学作品包括在论述范围内，特此说明。

　　如是，本文讨论的民族文学作品包括两个部分内容，一是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二是汉族作家叙写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

　　根据这个标准，我们可以发现，在茅盾提出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之后，中国当代民族文学作品，有三种叙事类型相当突出，分别是阶级斗争叙事、文化寻根叙事和现代化叙事。

　　阶级斗争叙事曾经是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和感召力的一种叙事类型，它贯穿于1949年至1978年长达30年的中国当代历史。阶级斗争叙事既是一批有过革命经历的红色作家的自发行为，也是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引导的自觉结果。20世纪50至60年代，曾经出版过一批少数民族阶级斗争叙事题材的经典作品，包括蒙古族作家乌兰巴干的长篇小说《草原烽火》、壮族作家陆地的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以及上文提到的《阿诗玛》和《刘三姐》。对于蒙古族作家乌兰巴干来说，阶级意识与他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在《草原烽火》的后记中他写道：

　　我出生在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尽南端一个小小的村落里，全屯子不足十户人家。村落里蒙汉杂居，以半农半牧为主。几百年来那里的蒙汉人民受着当地的封建王爷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大多数人家都是王爷的奴隶，忍饥受苦，过着极悲惨的日子。

　　我写这一作品的动机和过程是这样的：1945年冬季我参加了八路军，那时候我十七岁。1946年春天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疯狂地进攻科尔沁草原，反动的王爷又勾结起国民党反动派在科尔沁举行武装叛乱，屠杀蒙汉人民。在战斗生活中，我在党的教育和汉族老干部的帮助下，提高了觉悟，阶级仇恨燃烧着我的心，我一想起那些可恨的鬼子、王爷、国民党反动派，使我有时一宿一宿不能安睡，后来我就用讲故事的方法给战士们讲起许多科尔沁草原上的蒙汉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的英雄故事，来抒发我对敌人强烈的仇恨。[10]

　　从乌兰巴兰的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阶级斗争意识既来自他的人生体验，同时也是共产党教育的结果。换言之，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共产党的政党理念共同促成了阶级斗争意识的勃兴。

　　文化寻根叙事勃兴于1985年前后，被命名为寻根文学思潮，主要以韩少功、阿城、郑义等作家为代表。文学寻根的代表人物韩少功认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说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11]阿城对文化的认识似更深刻，他认为：“中国文学尚没有建立在一个广泛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没有一个强大的、独特的文化限制，大约是不好达到文学先进水平这种自由的，同样也是与世界文化对不起话的。”“文化是一个绝大的命题。文学不认真对待这个高于自己的命题，不会有出息。”“文化的事，是民族的事，是国家的事，是几代人的事，想要达到先进水平，早烧火早吃饭，不烧火不吃饭。古今中外，不少人已在认真做中国文化的研究，文学家若只攀在社会学这根藤上，其后果可想而知，即使写改革，没有深广的文化背景，也只是头痛写头，痛点转移到脚，写头痛的就不如写脚痛的，文学安在？”[12]

　　寻根文学本来并不是一个少数民族文学概念，只是强调文学创作要重视作家所属的文化传统。然而，一旦谈到文化传统，则不可避免以涉及地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对于韩少功而言，他比较关注的是地域文化。而对于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作家，则更容易关注少数民族文化。事实上，在韩少功、阿城等人倡导寻根文学之前，达斡尔族作家李陀已经使用了“寻根”这个概念，1984年春天，他在与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通信中就说到：“我很想有机会回老家去看看，去‘寻根’。我渴望有一天能够用我已经忘掉了许多的达斡尔语，结结巴巴地和乡亲们谈天，去体验达斡尔文化给我的激动。”[13]

　　显然，寻根文学思潮对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文化自觉是有催生作用的。比如，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自寻根文学思潮勃兴之后，回族作家张承志就逐渐疏离了他原来热衷的蒙古族题材写作，转向了回族文化叙事，创作了《黄泥小屋》、《残月》、《辉煌的波马》、《心灵史》等小说，被认为是“(中国回族文学史上)最早以小说形式反映回族人民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的作家之一。”[14]

　　同样，瑶族蓝怀昌的长篇小说《波努河》，虽然写的是改革开放时期的瑶族社会生活，但作者不断将瑶族社会现实与瑶族传说历史相衔接，形成社会现实叙事与文化寻根叙事的交响，其意图就像韩少功所说“在原始文化中找到了现代艺术的支点”，[15]蓝怀昌也是希望为瑶族现实寻找一种原始的、原生的民族动力，将瑶族传说历史与瑶族社会现实做有机的融合。

　　1978年以后，随着时代发生的重大变化，阶级斗争叙事逐渐淡出少数民族文学。1985年前后，少数民族的寻根文化叙事才在寻根文学思潮中应运而生。相对而言，现代化叙事则一直伴随着少数民族文学。

　　严格地说，自1840年起发生于中国社会的转型，就是一次现代化转型。因此，现代化的诉求与将近两百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如影随形。现代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总体方案，既包括人的现代化，也包括社会制度的现代化和生产方式的现代化。相比之下，生产方式的现代化是最容易被少数民族文学接纳的。

　　汉族作家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写的就是西藏地区和平解放以后，一个农业技术推广站在西藏推广现代农业技术的故事，从把木犁套在牛犄角上，到套在牛肩膀上，再到用拖拉机耕田，以及播种机、收割机的使用，现代化的技术和农具不仅改变了西藏的生产方式，而且也改变了藏族同胞的精神面貌。小说结尾写到藏民斯朗翁堆主动提出将自己的土地并入农场，并要求把他一家人都算作农场的人。显然，这个情节可以看作为藏民对现代化进程的认同。

　　然而，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必然携带着观念意识的内容进入少数民族文学。比如，李鸿然就敏锐地发现了瑶族作家蓝怀昌的小说《布鲁伯牛掉下的眼泪》的独特价值。他认为，小说不仅是赞美了瑶族人民崭新的生活方式，更是“以寓言的方式，从一个重要侧面，生动而深刻地写出了瑶族的乃至人类的文明历程。吃人肉——吃耕牛——吃猪羊，代表着文明的进步和文化的提升……”[16]。

　　同样，作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商品经济意识有着强大的力量，哪怕是在宗教意识最顽强的藏族地区，我们也可以看到商品经济意识在藏族年轻一代头脑中的长驱直入，对此，藏族作家尼玛潘多的长篇小说《紫青稞》有相对生动精彩的书写。

　　三、提倡超族别意识的中华民族叙事

　　值得注意的是，自从少数民族文学概念提出之后，以作家族别身份作为文学作品民族属性鉴别标准的文学，越来越强化的是族别叙事。文学界逐渐形成了以中华民族下属分支的“小民族”概念为依托的民族写作。由于这里的族别是以中华民族下属的小民族概念为单位的。因此，今天我们所说的民族文学，基本上指的是经过民族识别之后的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写作。这样的文学写作，可以称为族别写作，价值主要在于充分显示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而作为有“小民族”身份的作家，其族别写作很容易遵循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的原则。

　　然而，当我们讨论转型期间民族文学的国家责任，就会意识到，族别写作有其局限性。它更突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性，相对忽视了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单一的族别写作，容易使人们产生一种误解，中华民族下属的各个民族分支是各自分离、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的。显然，这与费孝通所说的中华民族这样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17]的情形是不相符的。

　　对此，社会学家马戎对我国以族别进行文学分类造成的负面后果进行了分析，他认为：

　　我国以“民族”为界限对影视作品进行分类，在大众影视节目、文学作品和广告中缺乏少数民族人物所带来的后果是：我国民众在日常文化娱乐中不太容易感受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多民族社会”这样的重要信息，更没有通过这样的文化娱乐节目来了解各少数民族的历史、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的机会。这就使广大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没有这些相关知识的积累甚至基本意识，如果来到西部城镇寻求就业机会，他们对于少数民族知识的极度匮乏很容易使他们产生对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误解、大汉族主义心态和心理隔膜，这对当地的民族交往和社会经济发展，无疑都是非常不利的。我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宪法上保障民族平等的多民族国家，各族民众对“中华民族”的高度认同和公民权利的一视同仁，是提高国家凝聚力和对外竞争软实力的最重要的基础。[18]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长期形成的族别写作之外，提倡一种超越族别意识的文学写作就变得十分必要。

　　超越族别意识的文学叙事可以有多种方式。

　　一种是跨族别叙事。即在承认每个中国公民“小民族”身份的前提下，跨越自己的“小民族”身份，进行其他“小民族”题材的书写。如前面所提到的汉族作家的少数民族题材书写，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等等，当然，也应该包括少数民族作家所进行的汉族题材书写。

　　第二种族际叙事。族际写作既可以理解为多民族写作，即涉及多个民族的写作；也可以理解为关注不同民族关系的写作。像范稳的《水乳大地》、《碧色寨》等作品，写的是多民族地区，涉及多个民族的生活和历史，以多民族关系为题材，展示了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基于民族平等的原则，无论是跨族别叙事还是族际叙事，特别是汉族身份作家的跨族别叙事和族际叙事，不能以居高临下的“启蒙”、“教化”姿态进行，而是要尽可能地理解他者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习惯，持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美人之美”的态度。

　　超越族别意识的文学叙事不仅是题材意义上的超越，更是观念意识上的超越，是在超越“小民族”意识基础上的“大民族”(中华民族)意识的认同与建构。

　　因此，在跨族别叙事和族际叙事两种方式之外，还有一种方式，即全民族叙事。

　　这里所谓全民族可以理解为对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意识的认同。中华民族不仅是多元，更是一体。对此，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论文标题即有明确的昭示，马戎先生也有更深入的解说：

　　中华民族是由历史形成的56个群体的共同体，“中华民族”不等于汉族，“中华民族的文化”也不等于汉族文化，它不仅仅是56个群体各自传统文化的总合，也是所有群体在历史的长期交流融合中发展出来的具有“多元一体”特征的文化。“中华民族”的“和”文化首先就表现为把各种不同的因素调和为一而又不失各自的特征。历史上中华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族际通婚、经济合作源远流长，但是帝国主义刻意寻找中华各族群的差异来把它们定义为“民族”，中国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中也是刻意寻找各群体的“异”而漠视他们之间的“同”。其实无论考古发掘还是民俗考察，我们都可以发现中华各族之间共享许多文化要素与形式，“在多元之上增加了一体的格局”……[19]

　　中华民族作为历史形成的多民族共同体，既是国家领土疆域的共同体，也是国家历史文化的共同体，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今天，当我们提倡超越族别意识的中华民族的全民族叙事，更需要挖掘和彰显作为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全体的更丰富更深刻的共同体意识，需要昭示，不仅历史使中华民族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且，现实同样使全体的中华民族成为不能分割的命运共同体。

　　在范稳的长篇小说《碧血寨》中有一段贝尔总督与大卡洛斯的对话：

　　“嗨，傻大个，当一百个中国人站在你面前，你如何去教化他们呢？”

　　“听说他们比格列佛王国的小矮人高不了多少，对付这种劣等人，我把我的肌肉展示给他们看就够了。要是他们敢撇一撇嘴，吹声口哨什么的，我就走进这群小矮子中，用我的靴子像踢蚂蚁窝一样，踩扁了这帮狗娘养的。”[20]

　　小说中的中国人正是由汉族、瑶族、彝族等不同小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然而，我们不能总是等到不得不“外御其侮”的时候，才结束“兄弟阋于墙”的局面。甚至，在彝族作家龙志毅的长篇小说《王国末日》那里，我们甚至非常遗憾地看到这样的情景：外侮尚未终结，兄弟又开始了阋于墙。

　　100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以及我们今天面临的现实，不仅需要我们中华民族所属的各个民族能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而且需要我们拥有超越小民族族别意识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费孝通先生所言，“美美与共”，超越族别意识的中华民族叙事有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地生根，实现中华民族的“天下大同”。

　　注释：

　　[1] 马戎《21世纪的中国是否存在国家分裂的风险》(上)，《领导者》总第38期，2011年3月出版。

　　[2]马戎《21世纪的中国是否存在国家分裂的风险》(上)，《领导者》总第38期，2011年3月出版。

　　[3]马戎《21世纪的中国是否存在国家分裂的风险》(上)，《领导者》总第38期，2011年3月出版。

　　[4]马戎《21世纪的中国是否存在国家分裂的风险》(上)，《领导者》总第38期，2011年3月出版。

　　[5]马戎《21世纪的中国是否存在国家分裂的风险》(上)，《领导者》总第38期，2011年3月出版。

　　[6]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著《文化的生与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

　　[7]参见杨匡汉主编《共和国文学60年》，592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

　　[8] 何其芳《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中的问题》，《文学评论》1961年第5期。

　　[9] 李鸿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10-13页，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10] 乌兰巴干《草原烽火·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10月北京第1版。

　　[11] 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长春)1985年第4期。

　　[12] 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北京)1985年7月6日。

　　[13] 李陀、乌热尔图《创作通信(作家书简)》，《人民文学》(北京)1984年第3期。

　　[14] 李鸿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641页，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15] 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长春)1985年第4期。

　　[16] 李鸿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764页，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17]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著《文化的生与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

　　[18]马戎《文化娱乐中怎么体现“多民族国家”》，《南方周末》2011年3月5日。

　　[19]马戎《21世纪的中国是否存在国家分裂的风险》(下)，《领导者》总第39期，2011年3月出版。

　　[20] 范稳《碧血寨》，8-9页，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