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力量与民间精神

——以《独立》诗丛第15卷为例论少数民族现代诗的艺术特质

　　在汉族诗歌占据主流地位的当代诗坛，少数民族诗歌一直以“他者”的形象出现，但细究其内部构成与外在形态，少数民族现代诗又有着汉族诗歌所难以呈现的艺术特点，这与诗人们长久以来濡染的文化习俗和居住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2009年12月，由著名诗人发星主编的大型民刊《独立》推出第15卷，该刊辑录了活跃于当下诗坛的数十位包括藏族、彝族、回族和台湾原住民族等在内的少数民族诗人新作，因其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在诗歌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誉为“向中国诗坛发出来自边缘黑色群山的力量”。本文试以《独立》诗丛第15卷为例，探析少数民族现代诗的艺术特质。

　　一、诗歌意象的自然特征

　　少数民族诗人们普遍出生于边缘地界，多居住在深林峡谷、大漠戈壁或草原绿海，他们与自然为伍，在自然的怀抱中寻求生存的基点，寻找生活的乐趣，自然成了诗歌表现的最宏大主题。在写作中，多选择生活中常见的自然物象作为舒展审美想象的客体，将涌动的思潮、奔流的情感寄托在与本民族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物象上，形成了最核心的诗歌意象。如藏族诗歌中的雪山、庙宇和草原，彝族诗歌中的山鹰与火把，回族诗歌中的清真寺和新月等。通过对这些诗歌意象的准确解读，可以深度触摸诗人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回族单永珍的组诗《河西河西》，以疏密相间的线条勾勒出大漠戈壁苍凉旷远的气势，无论是极目远眺长城垛口，遥想烽火狼烟，还是凝视飞天壁画，追寻远古文明，都可触碰到历史的鼻息。在他笔下，民间的蓬勃精神，边地的洪荒岁月，一草一木皆含情，万物生灵通人性的极致性书写，展现了一个远离汉文化冲撞而处于边缘地带，却又有着丰盛自足的审美空间的西域。同样写西域，马占祥却力求挣脱宏大叙事的规约，将目光投向日常生活情态中的生存图景，其诗歌更多侧重于表现边远小城密实的生活细节，在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平凡的劳作中，凸显西部人对生命的渴望和热爱。

　　彝族发星的长诗《大凉山人文志》，以独具只眼的描写，为大凉山的人文景象作传，仅寥寥数笔，就精微、准确地将所写对象刻画得形象可感。他写乡土物象：“情人的眼泪浸泡一个旷古的传说/秋色的水液中打捞夏天那只落在湖底的黑鞋”(《马湖茶》)，写民俗风情：“心灵中奔突的神鸟/需要在山林上空自由地狂飞”(《赛歌节》)，“雨使山裙上枯干的图案响出溪水/进而花骨被唤醒/在静夜里撑出裙之鲜嫩”(《山裙》)，写大凉山的民族与远古文化：“唯一存世的远古母系部落遗血/男人在这里只是播种之具与忠实的仆人”(《摩梭族人》)，“揭开鬼域的面纱/那里有一根巨大的男阳/驱赶着南诏国的佛徒们”(《博什瓦黑(鬼地)岩画》)。刻工精准，笔力雄健，以奇妙的比喻和想象将大凉山的风物、风俗、风情解析备至，让人透过表象直视其内在核心。

　　土族阿霞的《青海组诗》，以悲情的笔触解析隐忍的宗教意识，发掘以陶为代表的源远流长的民间文化，在实地探访摇曳多姿的民族风情和悲怆历史过程中，将边地的苦难与温情，传奇与史诗密切结合，让青海俊秀的山川、厚重的文化走进读者的心中。普米族戈戎玭措的长诗《赭色高原：一种秋天对于灵魂的延续》，以饱满的情感，绚烂的语言，奇崛的比喻，将普米族与天抗争的奋然，生生不息的锐气，灵魂不灭的超脱，通过一个秋天的视野透视出来，在对生灵进行的神性书写中，让人触摸到这个民族在高原腹地的静谧生活和丰富的灵魂世界。此外，藏族桑丹的《天堂之河》和《沉寂之潮》，以女性诗人特有的细腻感觉，在对河流的默然静视中，感悟着身体与自然的对应关系，由身体滋生的想象，敏感、真实，深具穿透力。同是藏族的王小忠，在季节的变迁中感受岁月的轮回，其诗歌更多通过描画日常化的生活场景，表现内心的淡然与恬静，超拔之心境跃然纸上。

　　二、诗歌精神的大地品质

　　少数民族诗人们先天艰难的生存环境和靠天吃饭、土里刨食的顽强求生状态，决定了他们在心理意识的深层与土地之间有着牵扯不断的血脉关系，对土地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敬畏心理。这份血缘性质的依恋，使得无论是固守家园的深情吟唱者，还是辗转他乡怅惋歌哭的游子，对土地的倾诉已成为诗歌创作的永恒母题。在梳理故土情思和追忆逝水年华中，家园意象被层层浓缩为一个具象化的小山村，又分级扩大到与本民族文化特性相关的区域，反映出民族诗人们深厚的根性品质。刘雨峰的《抚摸故乡的苦荞》选择苦荞为叙述的视点，因为“苦荞”牵系着一个家庭，甚至一个村庄生存的全部希望，在寒来暑往的季节轮回中，日子因为有它而简单、纯粹。那微微的枯涩一旦浸入童年的脉络，便一生紧紧地在体内扎根，成为人生咀嚼不尽的味道。彝族阿诺阿布的《乌蒙山》，在“一个男人年轻的时候离开”中感悟年华的消逝，怅想昔日的年少轻狂，故乡的含义在心底沉重而真实，游子的恋歌唱得低徊而深情。卑南族董恕明的《童年》将往昔的记忆珍藏于心中，在与时光的拉锯战中，那些点滴的欢乐凝聚成战胜似水流年的有力武器，抵拒了遗忘的来临。水族湄子在花开花谢间，看到了岁月如水在指尖流走，季节的律动使曾经的青春渐不可寻，感伤情绪萦于笔端，诗歌溢出心灵的温婉和哀颤。而藏族花盛的诗歌和雪山魂的《秋草》、《鲁沙尔镇的夜晚》，表现出诗人固守山坡的坚劲和藏族人虔诚的信仰，寄托了远离尘嚣、固守村庄的愿望，表达出故土难寻的怅然。

　　诗歌精神的主题之一是对“母亲”意象的讴歌，对纯洁爱情的礼赞。“母亲”和“恋人”是激发他们创造的心理诱因，促使他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既坚定前行的脚步，又忍不住频频回首，遥望倚窗远眺的身影。藏族刚杰•索木东的《站在你的白发里，阿妈》，写出阿妈的飘飘白发和苍老目光是游子一生最敬畏的图腾，心中的白发和目光，指引着诗人去寻找善良和迈出人生的坚实脚步，在母亲的“泪泉”里，儿子永远走不出故乡的牵挽。扎西才让躺在爱情的梦里，回味与少女卓玛相识相恋的往事，即使远在他乡的路上，只要有格桑花开，就找到了“一生的故乡”。在他笔下，日和月是故乡的乳房，苍穹大地是故乡“神秘而温热的子宫”，这些与母体相关的意象在诗中反复出现，使得故乡宽厚、沉实、温暖，让他在某个行走的夜晚，会“突然回想起/少年远行时的模样/禁不住两滴泪珠打湿衣裳”。(《格桑盛开的村庄》)藏族白玛娜珍在追忆逝去的爱情时几欲迷失，但生活的伦理抑制了内心的躁动，最终“发乎情，止乎礼仪”，明白了过去的往事即使再美妙，也将如同“被同一条路分开”的“两行白杨”，是一段“不再重复的经历”。(《流逝的季节》)

　　三、诗歌艺术的民族特性

　　少数民族诗人阵营庞大，因族别的不同，诗歌的文化指向、精神特征、艺术个性，甚至表现手法也是精彩纷呈，各有千秋，他们中的极大多数人都接受过现代文化的教育，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但详细解读其诗歌，不难发现其内部有着高度的艺术同一性，即其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民族自尊和鲜明的民族意识。几乎所有的民族诗人都不会刻意掩藏自己的民族标示，无论是思维、视角，抑或语言，都可看出来自民族传统与现代教育之间的双重印迹。

　　彝族普驰达岭以虔诚敬畏的心态进入民族精神文化的深处，在灵魂根系的底部，寻找民族变迁的足迹，诗歌散发着浓重的乡野心绪。对本民族精神之根的追忆是他从事现代性学术研究的永恒动力，诗歌弥散着丰富的图腾幻象，充满了深厚的彝族文化内蕴，夹以极具先锋性的表述技巧，体现了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融合。阿索拉毅是年轻一代中优秀的彝族诗人，他的《诺苏列国略传》，以逼近历史细节的追述，提取出古国极具代表性的核心精神，如南诏国的“强悍”，大理国的“爱情韵味”，夜郎国的“无知”，古滇国的“智慧”，三星堆王国的“贵族气质”，白狼国的“乐典”等。简明的标签后面，充斥的是一段或漫长或短暂的风雨之路，充满着天崩地坼、风云变幻和茹毛饮血，其间不但有开拓者筚路蓝缕的艰辛，执政者励精图治的奋进，也有古国沉沦消失的悲壮和苍凉。诗歌让历史的气流涌进每一个诺苏子孙的血脉，烙上了鲜明的民族心理的印痕。彝族鲁娟的诗歌充满神巫的梦幻语言，言语表面萌动着隐秘的身体欲望，她以女性诗人特有的尖锐，潜入民族心理深处进行揭秘式写作，以女性角色、民族诗人的双重眼光打量世界，营造出深邃迷离的诗歌意境，内在精神指向了更为高远的境地。作为优秀的“80后”彝族女诗人，鲁娟把自己的衣袍之乡当作精神磨砺的血地，返回传统中吮吸母族的汁液，内倾式的写作将为她的诗歌飞翔蓄满腾空的力量。而更为年轻的彝族诗人沙也、吉尔色尔、吉洛打则和羌族诗人羌人六等，虽然接受了现代性的文化教育，但诗歌中的母语元素依然光鲜，他们并没有虚化传统，而是力求打通母族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通道，让诗歌写作获得更强的精神穿透力。彝族阿苏越尔的诗歌简洁、干净，构思巧妙，语言精准，《这些年，想你》：“从心头打马扬鞭/辘辘而过/草丛中惊飞一只只云雀/不经意间唤起的回忆扑满天空/就像久违的诗行迎面走来”。彝族吉日莫铁《一只战败的豹子》：“经过一场激烈的卫冕之战后/伤痕累累地/它离开了故地/沿着一条以前的战败者的路/走去/而路的尽头---坟场/却远远地闭起了门/于是它选择了一块大岩石/狠狠地撞了上去”——何等的惊心动魄，与其屈辱地活着，不如尊严地死去，姓氏“吉日”是“离群之豹”的意思，隐喻了这个家族强健的体魄和精神。藏族卓仓•果羌的诗歌几乎全是民族的元素：“我的骨骼镌刻着祖辈的遗训/我的血管流淌着马蹄的声音/我的双眼盛满芬芳的青稞酒/我的身上遍开迷人的格桑花”而且“我的左肩是苍鹰/我的右肩是牦牛/我的身躯是佛龛下那盏永不熄灭的长明灯。”民族意识深深地嵌入了灵魂深处。这几位诗人的写作，都体现出极为鲜明的民族特征。

　　语言是文明的载体，是辨别民族与身份的标示，孙谦以一个穆斯林的赤诚，在本民族语言的内部打捞起一串串华丽典雅、光彩夺目的言语词汇，认真辨析其内部的结构特征和意义指向。《穆斯林词》彰显出这个崇尚知识的古老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以及在今天仍具有的旺盛的文化创造活力。泰雅族瓦利斯•诺干的《关于泰雅》，以一个婴儿的出生和命名为线索，展现出泰雅族诸多讲究的文化风俗，就文化人类学意义而言，具有不可复制的独特性。彝族嘎足斯马的诗歌充满着对母语文化被忽视和遗忘的痛苦，他对母族的情感寄托于一袭彝族的百褶裙(《百褶裙》)，寄托于一声亲切的“阿妈”(《阿妈》)，甚至寄托于自己的一个彝名(《一个彝名的重要》)，因为这些烙着民族标示的物象，不致让自己在日趋民族大一同的社会中迷失了身份。因此，当他与年老的毕摩进行彻夜长谈后，他深深叹息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化已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被剥离的命运，其间的怅惘与哀伤，足以让每一个民族的歌者去体味。排湾族莫那能以残缺的身体写出人类最健康的思想，失明的双目透视的却是一个充满光明和温暖的世界，他的《恢复我们的姓名》，把民族的自尊与自重浓缩于一个具体的名字——这平凡的要求既隐含着无可奈何的凄凉，又洋溢着强烈的民族自信。

　　四、诗歌想象的神性思维

　　人类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处于刀耕火种的状态，与生俱来就要学会向天抗争，与自然搏斗，方可求得一线生机。自然环境的严酷使得他们更多将理想诉求于虚幻的彼岸世界，在对天堂、地狱的想象性书写中，诗歌沿着形而上的路子，超越肉体凡胎的束缚，一直抵达灵魂的核心。在宗教信仰的天空，诗人安置焦灼破碎的灵魂，构筑起生命之源的乌托邦。民族诗人对外界最初的文化认知来自于根深蒂固的心理濡染，如藏族的朝圣、转经，彝族的毕摩祭祀，回族的持斋等，禁忌繁多而神性突出，宗教的因子渗透进每一个角落，在理想的王国甚至人神合一。这些仪式、行为的神秘性及其衍生出的文化精神，成了他们有别于其他民族而不可再生的写作资源。彝族柏叶的《我行走在火把节的夜色中》，写出火把节蓬勃燃烧的火把和喧腾的人群，让诗人迷失了回家的路，在他笔下，彝人将生命的激情尽兴释放，汇成歌与舞的海洋。《在大西山听彝族老人讲传说故事》一诗显示，彝族人把对祖先的想象凝聚成了史诗和传奇，他们从生至死，始终与传说为伴，尤其是创世史诗，在数千年的民族繁衍中，已渐渐演变为万物有灵的崇拜意蕴。无论是自然实景对想象的激发(《凝固在岩壁上的梦想》)，还是后天的启蒙与教育(《怀念老贝玛》)，彝族人都能在现实中找寻到神灵的影子，亲切体贴，可触可感。

　　藏族才旺瑙乳的诗歌溢满了强烈的宗教意识，那种不惜奉献肉体生命，也要“附着在岩石上/泥土不停地将我吸纳/喂饱苍生”，以求得精神重生的牺牲精神，显示出超拔、坚韧的力量。(《七朵莲花盛开》)藏族人把琐碎庸常的生活提炼成了哲学，思维常在人世与天国之间漫游，在人神共居的藏区，人与神常常不期而遇，每行走一步都可能会碰上神灵游走的影子，甚至在某一时刻，你无法判断自己究竟属于哪层世界。(茨仁唯色《化身》)在与大自然的对唔中，诗人会骤然生出个体渺小的卑微感，面对自然的馈赠，又怎能不流下感激的泪水？(旺秀才丹《仰望贡唐仓》)此外，维子•苏努东主的《西藏一半在天上一半在人间》，写出了灵魂与肉身的纠缠。藏族王志国的《赞美》表达了坚韧的信仰，《在格尔登寺》则为自己无法融入先民的信仰而忧伤，在《那是我向神下跪的地方》中，神灵赐福的故乡，让诗人为之匍匐和膜拜，《月亮，我最远的亲人》，诗人把月亮比作亲人“跋山涉水，赶来爱我”，比作“母亲头上，那一根被岁月磨亮的银簪”“闪着微凉的光/千里迢迢从故乡赶来/照我”。这种深厚的宗教情结和家园意识，没有对故土的切肤感怀是无法体会的。同样，藏族瘦水的《脚印》，也为自己无法融入宗教氛围而感到恐慌，如同离群的大雁，有一种被隔离和抛弃的失落感。藏族云丹嘉措的《给水葬的知己》，还原了藏族人水葬的场景，在他心中，“知己”会在“某个晚上”，“学着祖先的模样/像鱼一样/湿漉漉地爬上岸来/敲开我紧闭的房门/找我渴酒”。常人不可思议的景象被诗人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如同与一位即将远行的老友话别，寄寓了藏族人灵魂不灭的信仰。

　　五、诗歌理性的思想批判

　　少数民族诗人身具民族歌者和智者的双重角色，他们一方面倾情歌颂聚居地秀美的山河与绚丽的文化，一方面又对本民族愚昧落后的生存世相发出痛苦的疾呼，以一个在场者的敏锐直觉，对社会文化生态做出深刻思考与理性批判。彝族阿库乌雾的诗歌以散章的形式对社会物象进行解析，冷静尖锐的理性批判后面，涌动着智者的激情。土家族阿飞的《哭牛》设置了“牛”与“我”对话的场景，通过“牛”的叙述，让我明白“把生活嚼出味道来”的哲理，戏谑的语言暗含着生活的本质。土家族毛于贵的长诗《浮想石头》，在对石头的默然凝视中寄托绵绵的情思，延展着关于历史、文化和哲学的审美想象，从一方顽石中，掂量出了整个世界的重量。回族安然的《阿依娜》表达了对离开家园到浮华世界寻求生存的突厥女孩的深深惋惜。王怀凌的《另一些鸟儿》则以笼中鸟与林中鸟的不同命运，隐喻了因选择的差异而决定了在世界上存在价值的区别，有较强的哲理。

　　彝族阿卓务林的《龁》：“一名乞丐匍匐而前/一辆轿车戛然而止/在钢筋混凝土/提升的城市上空/夕阳红了几秒钟/旋即又被鹰翅遮盖。”——这是一幅惨痛的图景，在滋生着专制、龌龊和黑暗的社会，即使夕阳已渗出鲜血的汁液，也将被“鹰翅”旋即覆盖，遮住了生命的颤栗与呼号。他的《殇者》，写出卑贱求生的底层人注定不能融入以文明号称的现代社会，而其实在“闲散的云”所屏蔽的背后，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垂死挣扎。阿卓务林的诗歌有一种让人疼痛的力量，他以个体心灵烛照世相纷繁，冷眼观世的背后，是对世界更深的悲悯和体恤。彝族黑惹乌基嫫的诗歌在常人心灵难以触及的地方，独出机杼，别具一格，在光艳十足的礼仪女子身上，她看到的不是人人赞美的靓丽，而是艳丽装饰背后人性的压抑与怪异，认为衣着光鲜的彝女“好比画框里禁锢的芭比/钉在历史的墙上/成为/美艳的牺牲品”(《彝女》)。同时，在“惊艳四座”的牛头漆器背后，她想到的是器物“因为空洞的眼眶/再也流不出思念的泪水/而黯然神伤”(《牛头漆器》)她专注的目光透过浮华的摆设，抵达人性的核心。藏族王志国的《大姐》，则是用一连串冰冷的数字，勾勒了“大姐”比数字更冷酷的人生遭遇：14岁辍学，15岁离家拜师，17岁谢师，20岁初恋，22岁失恋，25岁结婚，36岁离婚。在冷漠的数字背后，承受的是家庭暴力的残忍、母子离别的痛楚和不为人知的向隅而泣。在“大姐”人生的绚丽年华，遭受的苦难足以压垮一个正常人的全部意志，可这个“始终不向命运低头，不向生活认错的女子”，却在“返回出租屋的路上/遭遇了车祸，而肇事车辆不知所踪……”诗人冷静的叙述抑制不住内心的沉重，撕开社会与生活的面纱，袒露出其狰狞的一面。

　　少数民族现代诗是中国诗歌方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诗人们独特的思维、敏锐的触角，呈示了一块异质存在的诗歌世界，在题材拓展、意境营造和诗艺表现等方面，为现代诗艺术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在当今文化交流频繁、文化竞争激烈、文化渗透更加深入的趋势下，挖掘和张扬少数民族现代诗的艺术特质，对于保持民族的自尊与自信，留存本民族的文化记忆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者简介：杨荣昌，男，1982年7月出生，云南武定人，楚雄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第七届全国青创会代表，楚雄州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楚雄师范学院《彝诗鉴》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