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文学编辑不可替代”

　　《十月》、《江南》、《花城》等期刊编辑接受专访——

　　“优秀的文学编辑不可替代”

　　回想起近一个月前“《十月》创刊35周年最具影响力作品奖”的颁奖盛况，该杂志副主编、作家宁肯依然颇多感慨。这次颁奖会上，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来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来了，老作家张贤亮、张洁来了……王蒙、白桦、王安忆等作家发来书面贺词。用宁肯的话说：“《十月》35年的历程，触动了作家们怀旧的神经；这35年的劳作，也有了沉甸甸的收获。”

　　这与其说是《十月》杂志的一次盛情绽放，不如说是众作家对曾经与之心灵相通的编辑们的回馈。宁肯举了莫言的例子。此次他有两部作品获奖，分别是创作于1988年的《天堂蒜薹之歌》和创作于2006年的《生死疲劳》。虽然之前和莫言有过交流，但宁肯没有直接编辑过莫言的作品。也因为此，邀请之前，他对于莫言能否答应出席着实有些忐忑。他给莫言打过电话，也说明了这个奖项的意义，但他相信最终打动莫言的，是他在电子邮件里写的一句话：“这个奖虽不能同诺奖相比，但非常严肃认真且有历史意义。这次颁奖是一次八十年代文学的盛会，也是一次中国文学的盛会，所以特别希望您能百忙中出席盛会，完成中国文学的一次完满。”

　　毫无疑问，是这些勤于笔耕的作家和在他们作品背后默默付出的文学编辑们共同完成了“中国文学的完满”。在这次颁奖会上，铁凝向文学编辑表达了敬意。她表示，透过那些有信仰、有热情、有境界的编辑，她看到了历史的耐心、时代的激情和个人的思想、修养和操守。正是他们的心血成就了一些著名文学期刊的辉煌。铁凝说：“文学真的不是常胜不败的事业，每当我在文学上感到失败的时候，给我最多我鼓励的是那些文学编辑。优秀的文学编辑不可替代。”

　　“那时，编辑常常参与了创作过程”

　　铁凝的这番话，触动了经历过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兴盛期的编辑们的集体记忆。在《花城》杂志执行主编朱燕玲的感觉里，那时出版社、杂志社体现出来的还是一种传统的人际关系，文化气息浓厚，上下级关系非常平等，编辑和作者的关系十分坦诚。他们之间的感情慢慢沉淀，相互之间的通信都是通过邮局，作者寄稿来，只要在信封上写上“邮资总付”即可，也不用贴邮票。“后来可以打长途电话了，我们出版社在很长的时间里编辑只有一个长途电话可打，常常排队，讲什么旁边的人全听着。这种关系的维持，需用心，很郑重。那时还盛行改稿会，请作家们来住一段时间，边写边给编辑看，然后改，编辑常常参与了创作过程。”

　　有时，这种参与是一种深度的介入。作家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问世的过程，就在文学界被传为佳话。在与作家陈启文的一次对谈中，《十月》杂志创始人之一，时任编辑的张守仁讲到了这部作品背后的故事。那是1982年3月底至4月初，当时还是济南部队歌舞团创作员的李存葆进京参加总政召开的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会议期间，张守仁与作家们一起乘车到河北高碑店去看当地驻军战士打靶演习。在大巴车上，他向挤坐在一起的李存葆约稿。李存葆给他讲了三个题材，其中围绕着一个边防连队战争前后的生活，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军队内部存在的种种尖锐矛盾的题材深深打动了他，李存葆说到的“梁三喜留下了血染的账单”等细节更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张守仁当即认为，对这些细节加以开掘、延伸、纠结、交错，将展开一个广阔的社会背景，“我建议他放开手脚、解放思想去写，冲破清规戒律，打碎条条框框，跨越好人好事的创作水平，把严酷的战争真相、鲜活的战士心灵，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那次会议结束后，李存葆留在北京参加了《解放军文艺》杂志举办的小说读书班。他边读边构思，给日后这部《高山下的花环》列了个人物表，就躲在杂志社的图书楼里写起来。张守仁回忆说，李存葆于7月18日誊抄完毕，当晚就拿了一大摞原稿送到他北三环中路家里。“我连夜阅稿，看完最后一页稿子。如同淘金者终于觅到了大金块那样，欣喜异常。我判定这是一部我国军事文学的突破之作。第二天清晨，我就把稿子带到了编辑部。当我详细介绍了小说的情节并宣读了我的审读报告后，整个编辑部立即行动起来，互相传阅，很快全都看了一遍，一致决定把它作为重点稿在头条推出。”“这部作品问世后所引起的轰动，是我近半个世纪编辑生涯中从未遇到过的情景。它被先后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歌剧、话剧、舞剧、京剧、评剧、连环画。当我们出版《花环》单行本时，一印二印三印四印五印六印，印了一百五十万册，还供不应求。可谓盛况空前。”

　　“编辑的付出，成就了文学杂志的影响力”

　　《江南》杂志主编袁敏亲历和见证的是别样的风景。这位曾经编辑出版过海岩、曹文轩、韩寒等人的畅销书，并且策划过轰动全国的“新概念作文”等出版事件的知名出版人，最初却是因为文学创作步入文坛。那是1976年，当时她还是杭州织锦厂的一名工人。后来成了《收获》 杂志主编的李小林随父亲巴金“下放”在杭州，有一次她到袁敏所在的厂里组稿。“当时我们厂是改革试点单位，每个车间都要选出一个人来写。我们车间数我文化程度最高，他们推荐了我。在后来交上去的20多篇稿子中，小林就看上了我写的散文《摄影记》。”

　　出乎袁敏意料的是，就是这篇因受“总理遗言案”影响不曾发表的散文，她被邀去参加了东海笔会。“我后来才知道，当时参加笔会的都是男同志。小林一定要找个女的，结果就是我了。笔会期间我和她住在一个房间。在半个月时间里，我们同进同出。但那时，我并不知道她是我从小崇敬的巴老的女儿。直到有一天，有人问我，你跟巴老的女儿熟悉？我说，不认识啊。他说，你们不认识，怎么同进同出跟两姐妹似的。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是跟大人物的女儿住一个房间！”

　　后来，李小林一直鼓励她写作。“从她办公室的窗口，能看到我们厂的庭院。1977年刚刚恢复高考，我准备去考大学。厂里不让报考，我就在外面哭。被她看到了，她就过来安慰我，叫我不要哭，不考大学照样可以写东西。那个时候，小林因为和我接触紧密，也受到‘总理遗言案’的牵连。她能那样安慰我，我特别感动。她当时就鼓励我写写这个事件。她说，你把你们家的经历写出来一定是个好看的故事，这是现成的素材，不用编写出来就可以了。我当时没有信心，总是问自己：‘我能写吗？’巴老也对我说：‘好好写，你能写出来。’后来她回了上海，在《收获》杂志做编辑，我听了她的意见，也写了八万字的中篇《天边飘来一朵云》，她让我去上海修改，提了很多修改意见。她看中这部小说，主要是因为题材好。你想一个从来没写过小说的作者，要在《收获》上发表，一定是改得很多。我就这样一步跨入了文学门槛。”

　　很多年以后，同样是受了李小林的鼓励，袁敏回顾“总理遗言案”的前前后后，写成《我所经历的1976》在《收获》“亲历历史”栏目发表，此后又接连写了多篇，最后结集成《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一书。但此前很长时间里，袁敏并没有从事创作。她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编辑事业中去。最初，她在《东海》杂志工作，“刚开始，编辑都不署名的，我会写一些编辑意见，通常是先在本子上写好，然后再誊抄一遍寄出去。等作者们寄回稿子，我再对照本子上写好的意见，看他们做了哪些修改”。

　　正是在这过程中，袁敏慢慢意识到，很有可能是从李小林那儿，她学到了很多做编辑的职业素养。“小林在作家当中威信很高。她看稿的水平放在那儿，提出的意见能让你信服。而且她很有亲和力，从不居高临下对待作者，哪怕你是无名小辈，她也和你做很平等的交流。”袁敏也是这么做的，跟作者沟通，她不只从编辑的角度，更多时候是站在作者的立场考虑问题，“因为自己写过小说，出过书，我特别能理解作者的心思，也能懂得他们个性的张扬”。

　　每一次和作者的沟通，都是一次心灵和思想的碰撞。让袁敏印象最深的是编辑韩寒《三重门》的过程，这个稿件曾经在上海一家出版社躺了九个月，一审、二审都被毙了，原因就是小说中“少了些积极向上的东西，多了点阴暗和晦涩”。

　　为了拿到书稿，袁敏专程从北京飞到上海。当时韩寒还只是一个17岁的普通中学生。因为晚自修要上到九点半以后才能回到寝室，她只能电话打到他家里，最后是韩寒的父亲韩仁均转告了她的意思。第二天上午，韩寒将书稿送到了她住宿的宾馆。

　　让袁敏感到惊奇的是，韩寒的文笔老辣、深刻，有幽默感，可他本人却是个清秀、内向、腼腆的男孩。但一等韩寒张口，她就认定，这是个特立独行的孩子。“你能想象到，当我要求他修改书稿时，他一定是不肯退让的。但为了通过终审，我又必须让他修改。我最终说服了他，虽然做了删改，但保留小说的锋芒。所以，当有人指责《三重门》是代笔之作时，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不是他本人写，他不可能那么熟悉作品，跟我做交流时，也不可能说出那么坚实的理由。”

　　袁敏感慨，要不是亲历编辑的过程，普通读者未必能了解这其中的艰难曲折。“编辑的劳动，大多是幕后的，是看不见的。他们不仅要和作者做很多的沟通。有些作品，还要经历很多的修改，而几番修改后，也往往不是一般的提升。有些作者成名以后，未必记得编辑的付出，有些作者能记得，这些作者往往和编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袁敏看来，也正是编辑的付出，成就了一些文学杂志的影响力。“你不能想象没有巴老和小林存在的《收获》。《收获》把作者的来稿全部保存。他们编辑如果叫作者修改，总是能提出很到位的意见。而且凡是修改都会跟你商量，绝不轻易改动。他们就这样把《收获》打造成了一线的文学品牌。”

　　“征服编辑，感动编辑，或许是对编辑作家紧密关系的最好诠释”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后，正如在《花城》杂志一待就是28年的朱燕玲所说，整个大环境变了，一切都职业化了，更多年轻的编辑可能只是在完成一个流程，他们永远有赶不完的任务，作者和编辑很多时候不再是互相欣赏和依赖的新朋旧友，而是互相变成了实现商业目的的“资源”。“有些编辑依然会给作者提意见，但字字斟酌的改稿很少了，除非遇到特别喜爱的稿子，也只有极少特别敬业的编辑才会做这样费时费力、为他人做嫁衣的事情。”

　　宁肯也无奈地表示，上世纪八十年代编辑与作家一同思考现实，或试着冲破禁区，或做一些形式上的探索，他们与作家站在同一起点上，有时甚至还要超前，一个好的想法同作家交流，可能就产生一部有影响之作。“这些年编辑与作家的关系似乎变简单了，常常编辑拿到稿子就算完成了主要任务。除了之前催问，之后编校外，就没什么特别可做的了，再也不像八十年代那么复杂。”

　　虽然如此，和作家之间的交流依然让宁肯感到欣慰。几年前，他编辑了方方的《琴断口》。“我没给她提什么意见。我就对她说，这部小说写了一个人应该做的事而没做，这事影响了他的所有方面，爱情，婚姻，工作，甚至一生。这样的架构，是一种很高的立意。因为它写的是一种伦理，及对人的影响。这样写小说的中国作家真不多，她走进了人性的深水区。方方很认可，觉得我是理解她的人。我又说这小说可以得鲁奖，它果真就得了鲁奖。让我说中，是一个佳话。”因为有了这样的良好合作，方方又给了宁肯下一部小说，就是2013年有轰动影响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

　　和方方的交往让宁肯觉得，即使编辑和作家间的交流不再像过去那么紧密，还是能保持相互信任。编辑要么在写作上对作家有启发，要么在理论上有所开启，如果和作家之间有了这样的沟通和对话，自然会建立起信任的基础。“你只有对文学，对作家有深度的理解，对作家的思考、创作有了解，你谈他的作品，谈他的可能性，才能让他信服。做不到这一点，尤其是你面对名家，这种交往就只是稿件来往，只是供求关系，一种不对等的关系。但编辑和作家之间只有建立起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的关系，才可能形成一种好的，有力量的关系。”

　　同时又是作家的宁肯，对此有切身体会。他将于今年《收获》第二期发表的长篇新作《三个三重奏》，就是该杂志执行主编程永新责编。“他了解我的创作，我给他看了新作第二稿后，他又发来了读后感，激赏的同时也提了意见，对我有触动。”

　　在宁肯的感觉里，有这样一个能理解自己的编辑，在关注、期待自己的小说，他写的时候就常常想到他，会用他的眼光看自己的写作，“这个时候，仿佛你不是在自己写，而是有个重要的人在看着你写。所以我总觉得，作家写到一定程度，是他的思想在引领自己前行，要这思想领对了，他就会有甜头，会继续向前。要在这方面，他受到编辑鼓励，就会认可这个编辑，写的时候想着这个编辑，征服这个编辑，感动这个编辑。这或许是对编辑作家紧密关系的最好诠释。”

　　“简单的交往，会让你感到特别的温暖”

　　事实上，宁肯有此深刻感触，和他早年文学生涯有关。最初让他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编辑正是袁敏。他的小说处女作 《青铜时代》，是经她推荐刊发在1992年《江南》上的。2000年，他把小说改写成《蒙面之城》，一家出版社要出这本书。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当时还在作家出版社的袁敏。袁敏回忆说，她就问了宁肯，能不能由作家出版社来出这本书。“宁肯已经答应了人家就有些为难。他去跟那家出版社的负责人商量后，又问我能不能两家合作出版？我说我要么不出，要出就得由作家出版社独家出版。他考量了一番后，还是把书稿给了我。书出版后产生不小的反响，后来得了首届老舍文学奖。”

　　现在想来，宁肯觉得他当初这么做，是出于感激，更是出于一种信任。他感慨，像袁敏这样善良、诚恳，思想开放，有文学眼光，有专业判断，有市场意识的女作家、女编辑很是难得。联系到当下图书市场竞争激烈，出版社、杂志社主打名人牌博人眼球，新人作品乏人问津的现状，宁肯的感慨尤为意味深长。

　　然而对于袁敏来说，发现新人新作正是她最想做的事情。某种意义上说，她当年离开年收入可达几十万元的作家出版社，到薪资微薄的《江南》做主编也有这样的考虑。“在做出版的过程中，我出过一些畅销书，也遇到一些好东西出不来，即使出了也没产生大的影响的情况。”袁敏谈到和她同出师门的北京大学首届作家班同学赵宇共，毕业回西安以后，几乎不和文坛交往，只是倾心写他那些无用的另类小说。“他前后历时11年，在西安半坡、姜寨、甘肃大地湾、山东大汶口等地20多处上古遗存进行实地考察，阅读梳理200多种近千册的学科报告、研究资料及象形符号的基础上，写成长达八十万字，可谓填补了上古小说空白的《走婚》和《炎黄》，好不容易出版后却遭到冷遇，评论界几乎集体失语；　读者的反应也是平平淡淡，我就觉得特别遗憾。”

　　相比而言，文学杂志有更大的自由度。袁敏说，只要内容好，就是无名作者的作品一样能发表。“比如辽宁丹东的宋长江。小说写了十几年，一直没红过。我读了他一些小说后，就觉得虽然艺术性有待提高，但小说能触及社会时弊，且其呈现的生活经验，能见出作者的深厚积累，就觉得应该大力推介。后来《江南》刊发了他的《绝当》，一个非常现实的传统题材，但写得很扎实，结果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转载，也被《人民文学年选》选进去，还获了辽宁文学奖。这样一来，他长期放在抽屉里不见天日的十几部小说，也统统被‘发掘’了出来。”

　　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后，宋长江不用再担心作品的发表，但只要有什么作品，他都会第一时间先告诉袁敏。而编辑和作家的感情，就体现在这点点滴滴的交往之中。袁敏谈到盛可以的一部小说，因为题材敏感，投了另一家杂志没有发出，《江南》给她发了。“她后来在微博上贴出一些画，我也跟着喝彩。没想她把其中一幅画裱好寄我。她说，这画到你这里，就有了一个好的归宿。”袁敏说，在她多年的编辑生涯中，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事。和一些作者有了感情后，即使很多年不联系，见了面还是很好的朋友。“很多时候，编辑和作家之间这样一些简简单单的交往，总会让你感到特别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