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的民国：沈从文朱光潜“一个比一个玩命”(2)

　　时任北大代理训导长的贺麟原本不赞成学生游行示威，但当国民党镇压学生时，他愤怒了。他多次从中老胡同出发去找傅作义，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并到监狱看望学生。贺美英回忆，时任教育部长写信给北大要求开除进步学生，校长胡适将信转到贺麟这里后，多次被他压下；学校里特务学生报告来的“黑名单”，也被贺麟锁在抽屉里置之不理。

　　同院的芮沐则不顾特务恐吓，为学生代写诉状、出庭辩护，并趁天黑出城，与燕京大学教授雷洁琼等人共商营救之策，还参与联名签署《北大教授罢教宣言》。

　　解放军围城期间，教授们在32号院内挖了几条防空壕。“那时候各家门窗玻璃上都贴了米字型的纸条，这样既可以透进些光亮，也可以防炮击时震碎玻璃。只有教育学系陈友松伯伯家的玻璃上，糊的不是米字，而是‘风雨同舟’四个大字的剪纸。”沈虎雏回忆道。

　　像这些正气凛然的故事，似乎是闻立树想要记录的。但是直到2008年，3年过去了，他手中的布局图，经过不断补充和修正后，已经定稿，收到的回忆文字却十分有限。

　　“闻大哥当时定的调子太严肃，把我们吓住了，好多人都不敢下笔。”冯姚平说。大家商量后，决定把回忆的内容放宽，“只要是真实的，都可以写”，写出来的内容，要坚持亲历、亲见、亲闻“三亲原则”。这一下子打开了很多人记忆的闸门。

　　90岁的北大西语系老教师张祥保身在美国，听说要写中老胡同的事，她特地跟儿子王汝烨讲述了好几次。

　　“我只是把妈妈讲的事情写了下来。她跟我讲院里的阿姨们怎么帮她带孩子这样的小事，还讲解放军围城、知识分子去留、知识分子改造等事情。”在座谈会上王汝烨回忆说。为了参加座谈会，他特地从美国赶回来。说这话时，他母亲捐赠给北大的胡适当年使用过的桌子，正在北大校史馆展览。

　　胡校长走了，胡校长的儿子来了

　　王汝烨的父亲王珉源当时是北大西语系教授。1948年，王珉源与张祥保结婚时，证婚人是校长胡适和民国前总理熊希龄的遗孀毛彦文。婚礼后，新婚夫妇离开中老胡同32号内5号的家，到毛彦文在香山的双清别墅度过了他们的蜜月。

　　短短几个月后，怀孕的张祥保到协和医院做产前检查。大夫林巧稚告诉她：“你们北大的胡校长走了。”

　　后来，张祥保得知，不仅胡校长，另一位证婚人毛彦文也走了，从此永别大陆。

　　毛彦文的双清别墅迎来了新主人毛泽东。这里成为他进入中南海之前的住地。

　　中老胡同32号也迎来了一位新住户。胡校长走后，他的儿子胡思杜就搬出了东厂胡同的校长府邸，住进院内19号。

　　胡适夫人江冬秀是江泽涵的堂姐，国民党派飞机接胡适走时，胡适问江泽涵次子江丕桓愿不愿意跟他们走。年轻人告诉堂姑父：你们走你们的路，我们走我们的路，我们不走。

　　“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在争取知识分子，父辈们面临着走还是不走的问题。”冯姚平回忆说。

　　如今，狭窄简陋的中老胡同里，只有老人在闲坐或慢走，已经很难想见当年的紧张气氛。而在63年前的中老胡同里，收音机里播放着《何日君再来》这样的流行歌曲，院里的孩子们“歌照唱、冰照滑”，大人们却多半愁眉不展。

　　冯至语气很重地用德语跟贺麟说：“现在是一个最后决定的关头，亲人的决定不同也要闹翻。”有学生来拜访，故意把书“忘”在贺麟家里。贺麟打开一看，里面是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跟封皮上的书名全无关系。

　　江泽涵和冯至等人也有类似遭遇。小孩子觉得这事很好玩，长辈则很忧虑。贺麟赞成唯心论，而共产党赞成唯物论，他很担心后者是否容他。不过，很快地下党就通过他身边的人传来话，“希望贺先生不要到南京去”，“贺先生对青年人的态度是好的”。

　　留下来积极营救和保护学生的贺麟，在1948年12月17日，北大50周年校庆时，收到学生们送给他的一面锦旗，上书“我们的保姆”。

　　贺麟一直珍藏着这面锦旗，但这面旗子和这段历史后来给他招来大祸。“文革”中他不仅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还被扣上“特务”帽子，遭到关押和毒打。

　　就在贺麟收到锦旗的这个冬天，一发炮弹打到了中老胡同附近的新开胡同。院里的教授和孩子们，对围城有了最直观的感受。

　　半年之前，穿灰布军装的傅作义曾乘吉普车到中老胡同32号，想拜访周炳琳。但周不在家，傅只好离去。

　　围城期间，傅作义没有再来，但派士兵给院内教授送来面粉。冯姚平记得，“父亲很恼火，不肯出去接”。

　　不仅如此，冯至还在家里写下散文《决断》，发表在同院的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上，极力劝告同仁好友们：是作出决断的时候了。

　　住在院内4号的化学系教授孙承谔，12岁考上清华留美预备班，24岁从美国博士毕业后，到北大当教授。当时他正好结束一个研究项目，从美国回国。飞机在上海降落后，好友劝他接来家眷，一起去台湾大学教书。孙承谔一口回绝。分别时，他们彼此笑着说：“等10年以后，咱们再看谁做得对。”

　　“他们那时候其实也不大了解共产党，只是都认为国民党政府已经腐败透顶，失去民心，毫无希望，是到了该发生变化的时候了。”沈虎雏这样解释父辈们在60多年前的选择。

　　南京政府的机票送到中老胡同后，全部被弃之一边。院里的周炳琳，更是与何思源等人一起力促北平和平解放，并作为代表赴香山与叶剑英晤谈。

　　那些在半年前不愿接受傅作义的面粉的教授们，在1949年1月，决定接受傅作义的邀请，欣然前往中南海共商迎接北平解放大计。

　　解放军入城后，王珉源和32号院内其他一些教授陆续收到林彪、罗荣桓、叶剑英等人联名发来的请帖，邀他们去和新政府的官员见面吃饭。

　　这年9月，张祥保的叔祖张元济应邀从上海到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张元济当时住在东郊民巷的六国饭店，在他的房间里，前来拜访的张祥保夫妇曾碰见周恩来，还曾听陈云讲长征时路过少数民族地区与当地头领歃血为盟的故事。张元济还应毛泽东之邀，一起游览天坛，毛泽东问起张元济在戊戌变法期间觐见光绪皇帝的旧事。

　　“我觉得把这些记忆讲述出来，可以告诉人们，提到北京四合院，除了老舍笔下所描述的那种状态，院里的人们还有另一种生活状态。”王汝烨在座谈会上说。

　　回过头去搞清楚那些真实的历史

　　中老胡同32号见证了一些重大而关键的转折，也见证了新生命的诞生。1949年费平成出生时，徐悲鸿专门买了一辆婴儿车送来，感谢费青曾出面辩护，营救出被当做共产党员抓走的他的4个学生。费孝通也来到中老胡同的兄长家，看望新出生的侄儿。

　　“那时候，李伯伯他们也经常来我们家里做客。”陈莹回忆说。她所说的李伯伯，指的是的李尧棠和李健吾。李尧棠就是巴金，他那段时间经常跟曹禺等人一起出入中老胡同。

　　“巴金和曹禺拜访周炳琳时，特别恭敬，让他们坐沙发，他们不坐，只是在沙发扶手边靠了一下。”周炳琳的外甥张友仁当年住在周家，他在座谈会上回忆道。周炳琳任教育部常务次长时，曾分别给曹禺和巴金颁过奖，所以二人见周一直执弟子礼。

　　巴金和曹禺是来参加这年7月召开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在大会上，住在中老胡同的冯至得到了周恩来的题词“为建设人民文艺而努力”。同院的陈占元则在这次大会上，与中学校友廖承志重逢。此后，中老胡同32号又多了廖梦醒和廖承志姐弟两位客人。

　　院子里的孩子们，也越来越活跃。成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的冯姚平，不再沉迷于《水浒》、《说唐》等读物，而更愿意在学校里“追求进步”。回到家里，她有时还会对父母的“不够进步”产生不满情绪。

　　有一天，贺美英惊喜地对冯姚平说：“别看陈莹那么小，她都能读《中国青年报》社论了。”

　　追求进步的气氛，在中老胡同32号的孩子中间越来越浓，大人们则似乎越来越沉寂。

　　1951年9月29日，教授们走出院子，和其他北大教师集体步行到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在主席台上为高校教师作了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的长篇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