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日本的情缘：日本和中国大众 本来就是兄弟

鲁迅与内山完造 来源：红岩春秋

　　鲁迅与日本，特殊而微妙的情缘--于鲁迅，带着“心随东棹忆华年”的深深情结，没有任何异国如日本这样同他的人生联系如此密切；于日本，近代以降的中国已鲜有文人能及鲁迅延续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影响。此份情缘，亦为当代中日友好之路的铺展推波助澜。

　　日本：经久不衰的“鲁迅热”

　　东渡日本，是鲁迅一生中唯一一次走出国门。自22岁到29岁，他在日本渡过了7年光阴，由此展开了与日本的这份特别情缘。留日期间，医治国民身体疾患的志趣为眼见耳闻的痛心事象所粉碎，为了唤醒麻木的国人，他决意弃医从文，对“铁屋”中的昏睡者发出振聋发聩的声声“呐喊”，走上了文学救国的道路。

　　在日本，鲁迅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上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便一直存在“鲁迅热”。鲁迅的著作，其涵濡的思想和标立之风骨，不仅在与他同时代的日本人中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在继续扩展着。

　　就翻译与出版而言，鲁迅作品最先被译成的外文便是日文。据有关专家研究称，1922年，由侨居北京的日本新闻工作者藤原镰兄在京创办的日文版《北京周报》为译载鲁迅作品的第一家媒体。首篇译文《孔乙己》，发表于该杂志1922年6月4日第19期上。到1935年，《中国小说史略》、《故乡》、《阿Q正传》、《呐喊》集、《彷徨》集的日文版以及佐藤春夫和增田涉合译的《鲁迅选集》都已纷纷出版。而这期间出版的《阿Q正传》日译本更达4种，足见鲁迅著作日译之盛况。

　　鲁迅逝世后，他的作品更多地被介绍到日本。日本改造社在鲁迅病殁不到一周的时间，便编辑了七卷本《大鲁迅全集》，于1937年2月开始在日本陆续出版面世，8月全部刊印结束，较之于后来国内出版的《鲁迅全集》早了近1年。这是日本第一个较全面介绍鲁迅作品的集子，可谓当时最具规模、且为真正意义上的“鲁迅全集”。

　　新中国成立以来，日本的翻译出版界仍旧延续着“鲁迅热”。在全球领域，日本是出版鲁迅作品最多的国家。除了种类繁多的单行本、选集、全集、评论集出版外，鲁迅著作还被收入《世界文学大系》、《世界名作全集》、《世界之文学》和《世界文学全集》中。其中，岩波书店1956年初版的12卷本、1973年新版扩充为13卷本的《鲁迅全集》，是目前日本出版的一部较为完备的鲁迅著作集。

　　此外，对于研究鲁迅，日本也是时间较早、研究深入和出版有关论著相当多的国家。如从日本舆论界对鲁迅最初文学活动的注意算起，迄今，鲁迅在日本已被言说了近百年时间。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鲁迅的第一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就在日本引起了极大反响。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撰文如此评价：“在小说方面，鲁迅是位有前途的作家，如他的《狂人日记》，描写一种迫害狂的惊恐的幻觉，而踏进了迄今为止中国小说家尚未达到的境地。”后来，评论鲁迅及其活动的文章越来越多。其中，1931年日本革命作家尾崎秀实在为山上正义所译《阿Q正传》撰写的序文中这样说：“鲁迅不仅是声名卓著的作家”，而且是“左联的泰斗”。山上正义也著文指出，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主流的唯一代表者”。1932年，日本研究鲁迅和中国文学的专家增田涉发表《鲁迅传》，称赞鲁迅为“中国文艺界庞然的斯芬克斯”(斯芬克斯原指埃及开罗郊区的狮身人面像，此处含具有魅力的巨人之意)。

　　就这样，随着越来越多的鲁迅作品被介绍到日本，日本的鲁迅研究也日趋深入，“鲁迅”二字在日本已愈加深入人心。他的逝世，自然引起了日本的触动和哀恸。就在1936年10月19日鲁迅溘然长逝的当天，东京和大阪的晚报都以重要新闻刊登了这一噩耗。接着，各报刊以及鲁迅的许多生前好友纷纷发表悼文，对失去这样一位亲慕的友人表示深切的哀痛和惋惜；一些未能亲见鲁迅的文人学士则以之为“永生的憾事”--永远失去了相会之机。在悼念鲁迅的日子里，有的讲师在课堂上作痛悼的讲演；有些评论家撰文高度赞誉鲁迅的生平业绩，甚至试图在日本文学史中找出与他相似的人物，结果却是“找不到一个人像他”。鲁迅在日本人中所享有之声誉，由此可见一斑。

　　从鲁迅逝世到今天，日本的鲁迅研究专家坚持不懈地做了大量工作，几乎每年都会有一本鲁迅传记或鲁迅研究的论著问世。“鲁迅研究会”和“鲁迅之友会”分别于1952年和1954年在东京成立，随之在全国出现了许多“鲁迅学习会”、“学习鲁迅小组”等类似组织，研究规模不断扩大，学习活动也更趋活跃了。在民间，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日本人民于1960年在仙台青叶城建立了一座鲁迅纪念碑，还在鲁迅的老师藤野先生的家乡福井县修筑纪念碑。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以鲁迅为内容的交流活动进一步广泛开展，特别是1976年鲁迅逝世40周年纪念时，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日本经济新闻》社先后在仙台、东京、名古屋、神户、广岛5个城市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鲁迅展”，对于增进日本人民对鲁迅生平事迹和中国革命历程的认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鲁迅热”，将中日两国的互见与情谊推向了一个崭新视野。

　　鲁迅：为“中日友好的路越走越宽广”

　　鲁迅，可谓当代中日人民友好之路的一位不遗余力的开拓者。

　　鲁迅生活在中日关系并不平等的晦涩年代。从甲午战争、“二十一条”到“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件，中国人民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凌。而与此同时，两国人民的交往却冲破各种羁绊曲折艰难地向前发展着。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鲁迅明确地将日本帝国主义者与日本人民区别视之。

　　从早年留学日本到晚年定居上海，鲁迅用他那如椽的大笔，不断地揭露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的险恶用心及其对中国人民惨无人道的滔天罪行，斥责日本资产阶级政客对中国革命别有用心的诽谤，也嘲讽那些以“支那通”自居、其实对中国一无所知的所谓学者的歪曲言论；同时他以更多的时间和热情，致力于两国人民间友好事业的开拓与文化交流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息，他始终与日本特别是进步友好的日本文化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也留下了不少佳话。

　　关于留学日本时代的鲁迅同藤野先生等人的友谊，早已为人们耳熟能详。在此期间鲁迅还翻译与介绍了不少日本的文学作品，并筹办文学杂志，用日文为日本期刊写文章，那时他就和日本文艺界人士有了较为广泛的交往。回国后，鲁迅继续为两国的民间来往和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工作：同许多日本作家、汉学家、文艺界和出版界人士建立和加深友好关系；接待了对中国革命前途心怀善意与期望的大批日本青年；为他作品的译者作讲解、校阅并撰写注释；翻译了日本的一些小说、剧本、杂文和文艺理论著作。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鲁迅和内山完造的友谊。内山是当时开设于上海的内山书店的老板。鲁迅1927年从广州回上海同他结识后，便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在白色恐怖中，鲁迅曾得到他的帮助，经常借用内山书店作为通信会客甚至逃避追捕的地点。1930年3月，因参加左翼作家联盟被特务跟踪，鲁迅不得不在内山书店里躲避了1个多月；“一·二八”事件时，内山请鲁迅全家搬到他的书店楼上，后又将鲁迅隐藏至英租界的内山书店支店。后来，内山在他的著作《花甲录》中自豪地写道：“跟这样伟大的鲁迅先生的晚年有着近十年亲密的交往，这确是我一生的幸福。”1959年9月，内山以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身份来我国访问时，不幸因脑溢血去世。遵照他的遗嘱，骨灰安葬在上海。他的弟弟内山嘉吉继承了他的遗志，在东京主持内山书店，继续努力传播中国文化，并从事鲁迅研究活动。鲁迅亲自播种的友谊之花开始娉婷绽放，香遗后人。

　　在与日本的交往中，鲁迅的鲜明立场和普罗情怀，使其表现出了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价值系向。1933年2月20日，日本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被日本当局虐杀。鲁迅和其他中国革命作家闻讯立即联名抗议日本当局的法西斯暴行，并以个人名义向小林的家属发了电报，揭露和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同时强调“日本和中国的大众，本来就是兄弟”，表达了对日本民众的手足情谊。为了慰恤小林的家属，鲁迅还和其他中国作家签署了《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并开展募捐活动。

　　即便在中日关系乌云密布的年代，鲁迅也始终对中日人民的友好前景满怀信心。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上海的“一·二八”事件后，日本生物学家博士西村真琴来到上海，在遭受战火破坏的闸北区三义里弄堂废墟中发现了一只飞不动的鸽子，便带回日本，取名“三义”，并准备将它和日本鸽子交配孵出的小鸽子，作为“和平的使者”送至上海。可是未料在第二年断了气息。为纪念鸽子本身代表的意义，西村在自家院子里立冢掩埋，再写信附上亲画的鸽子图寄予鲁迅。鲁迅由是回赠《題三义塔》诗作，其中最后两句为：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意曰，现在中日两国虽然隔阂深重，但是经过中日人民患难与共，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罪行，“度尽劫波”取得真正的和平后，情如手足的两国人民会相逢一笑，深仇大恨也随之泯逝。

　　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鲁迅对两国消弭战争及其遗祸，走向和平共处、友好相待的愿望。上世纪30年代曾在上海内山书店工作过的日本人儿岛亨这样回忆：“鲁迅经常同我们以'路、人走的路、日中友好的路……'为话题，说：'从前，无人走过的山野是没有路的。走的人，一个人，两个人逐渐增加起来，就走出路来了，而且越走越宽广。日中友好的路也是如此，互相虽都有长短处，但如果能够跨越这些障碍，互相多加了解，就能成为友好的路了。'”

　　70多年过去了，中日两国早已实现邦交正常化，并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各方交流与合作也日趋增多。中国自身的高速发展渐渐给予国人足够的胸襟和远见，来正视日本近代以来的崛起，辨识日本人民的良善，鲁迅所愿的这条“友好的路”还将会越走越宽……(本文摘自《红岩春秋》2010年03期 作者：陈珍 原题为：鲁迅与日本的特别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