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奥登亲历武汉空袭见证日军暴行

奥登(右)在中国战场前线

日军侵占汉口(图片选自《兵火——由日军影像资料看中国抗日战争》)

初到中国，只想做一个中立观察者

　　1937年，奥登的第一部游记《冰岛书简》开印，伦敦的书业协会将这本书纳入其推介书目，销量相当乐观，奥登稿费收入可观，出版社和作者都受到了鼓舞，伦敦的费伯出版社和纽约的兰登出版社约奥登写一部东方游记。出版社负担全部旅费。年长三岁的伊修伍德当时与奥登的同志关系正在热头上，出版社同意他俩同行同写。东方太大，他们去哪儿？这时，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英国，他们决定哪里最危险就去哪里。本来是优哉游哉的旅游，现在成了性命攸关的战地行。之前，他们对中国没什么兴趣，也谈不上有多少了解，就这么莽莽撞撞来领略中国的枪林弹雨了。奥登感兴趣的，与其说是战争的中国，还不如说是中国的战争。假如这场战争发生在爪哇国，那么他就会去爪哇。他对战争题材有着某种偏好，近乎死亡本能。在来中国之前，他已经去过内战如火如荼的西班牙。此间有一深层次的原因：奥登一直关注人类的命运或者说处境以及人在命运制约下的反应和选择，从中探索人类在极端处境下最本真的心性。所以，他喜欢到战地去观察。

　　一开始，他们把自己定位于“中立的观察者”，不过，随着行程的展开，他们见到了日军的暴行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和中国人的苦难，同情心使他们自然偏向了中国，称日本人为“敌人”。尽管他们也给报刊写点报道类的文字，在战时首都武汉时也参加过中国政府的新闻发布会，但他们一再声明，自己不是记者，是作家。他们不仅在记录，同时在思考。奥登的战地诗歌更多是思想的结晶，而不是见闻的实录。

　　软磨硬泡，到达徐州会战最前沿

　　1938年2月16日，他们先抵达香港，游乐了十几天，28日，当他们乘船由香港进入广东境内时，看到了日本的炮艇，他们马上进入了职业状态。在中国的行程不是十分宽广，但基本上围绕着战事，走的是一条离前线和日军越来越近的路线。每前进一站，都有不止一个人劝退，但他们坚持要去冒险。

　　当时日军已经对广州展开空袭，但是零星的，而且只袭击车站、机场和郊区，还没有轰炸过市中心。奥登他们在市长办公室跟市长谈话时，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声，但有惊无险。在广州他们没有身处战地的感觉，于是，3月4日，他们乘火车前往汉口。前一天，大英帝国驻广州总领事先生告诫他们，粤汉铁路线遭到了日军轰炸的重创，而且还会被袭击，有时为了躲避空袭，或者为了抢修被炸坏的线路或车辆，乘客可能得在某个荒村过夜。他们没有被吓倒，回答说，那样的话正好可以消磨时间，而且夜宿稻田是极好的新闻材料。事实证明，总领事是在吓唬他们，一路上他们只在一个小车站看到轰炸的痕迹。

　　在武汉，他们亲历了空袭的紧张场面。3月15日晚，警报突起。他们没有躲避，反而爬到当时汉口最高的楼房(美国银行)的顶上，要亲眼看看空袭的盛况。电停了，电梯也停了，他们是摸黑走楼梯一步步爬上去的。到了屋顶，发现那天晚上的月亮很好，照着扬子江和整个黑暗的城市。街道死寂，只有运兵大卡车呼啸而过，在拐弯时发出刺耳的刹车声。一共有6架轰炸机，相互紧跟着。探照灯交互照射着，光线有如圆规，像是在显微镜下聚焦于致命的细菌。防空炮火喷射着，炮弹追逐着敌机，但没有撵上。敌机还击的炸弹发出红色的火花，如同一群群恶毒的蝗虫。炸弹被投在了郊区的机场。后来，奥登他们听说，当晚有6架中国飞机还没来得及起飞就被炸毁了。

　　在武汉他们虽然看到了空袭的场面，但毕竟还是旁观。奥登想要看真正的战斗场面，当时中日双方的军队正在徐州集结、对峙，于是他们继续北上。先是前往郑州。列车晚点两个小时，到郑州已经是午夜之后了。主干道两边的房子破烂不堪，给人某种不祥之感，空中尘土飞扬，整个城市笼罩在某种邪恶的气息之中。在郑州和商丘一带，他们参观了几家医院，看到了许多从前线撤下来的伤兵的惨状。在一家军队医院里——实际上是一些连窗户都没有的临时营房，中间是一片广场。伤兵们穿着军装，躺在干草上，

　　三个人合用一床毯子。由于严重缺医少药，尤其是没有X光拍片设备，他们得不到包扎和消毒，更谈不上动手术，很少有子弹能够被取出来。重伤者只能等死。除非体格特别强壮，否则都没法被送到医院，有些伤兵由于出不起担架费，而被径直扔在了战场附近。

　　这种悲惨的场面更激起了奥登他们要赶往徐州前线的紧迫感。但是，直到3月24日才有火车前往徐州。他们向有关方面提出要去战壕，但一直没有得到允许。后来，找到前线最高指挥官李宗仁将军，才算成行。当时，徐州有五道防线，一开始他们只被送到了第四道，他们强烈要求去第三道，到了第三道，他们又死磨硬缠让人把他们送到了第二道。在第二道防线逗留期间，中日士兵之间发生了交火，他们赶紧撤退到安全地带。

　　后来，他们又去西安、南昌、金华和上海，直到6月12日，他们乘船离开上海，绕道美国回英国。

　　与宋美龄喝茶，意外见到蒋介石

　　30年代，奥登的诗名已经如日中天，俨然是欧美青年一代诗人尤其是左翼阵营的代表。大英帝国的大名人来了，他们基本上想见谁就能见谁。但他们并不太想见那么多大人物，在“挤满了文学名人观察家”的西班牙，奥登对此就感觉不爽。他们更大的兴趣在小人物，在“苦力”(车夫、挑夫、棒棒军、滑竿夫等)。不过，他们还是遇见了各色人等。如史沫特莱、路易·艾黎、冯玉祥、博古、宋美龄、蒋介石等。

　　其中，见蒋宋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个美国的《时代》周刊驻黑龙江记者，姓唐纳德，先是成为张学良的顾问，后来成为蒋宋的顾问。3月14日下午，此人带着奥登他们去跟宋美龄一起喝茶，主要聊的是新生活运动。在奥登他们起身道别时，一个军官走进房间。此人秃头，看上去很温和；与新闻报道里那个披着斗篷、拄着拐棍的形象判若两人，他们几乎没能认出来。老蒋在公开的正式场合，像个幽灵，性情冷淡，近乎阴险。而在那个私人场合，他看起来很文雅，甚至有点害羞。宋美龄带他走到阳台上，两人手挽手，摆了个姿势，让奥登照相。在镜头下，蒋像个被要求挺直腰板的小学生，体态僵硬。奥登后来对道兹夫人说蒋“看上去就像个乡村医生”。

　　抗战时曾流行一句口头语“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奥登他们去见各方人士时，赶了不少饭局。不过，他们的目的与其说是饭局，还不如说是想听听那些人对战局的看法，更重要的是请求那些人给他们去前线提供方便。

　　出版《战地行》，但当时发行不佳

　　中国之行让奥登完成了组诗《战地行》，当时的《新政治家》杂志发表书评说“非常生动、真实，让人一读就想再读”。但是，《战地行》本身的发行业绩并不佳。《战地行》出版于1939年，直到1973年才跟他的其他著作一起，出了修订版。直到2003年，才出现它的法文译本，而且是由摩洛哥(而非法兰西)的出版社出的。法译本的书名比原著更加一目了然——《中国战争日志》(Journal de guerre en Chine)。

　　奥登到中国，开始把自己定位于“中立的观察者”，他喜欢探索人类在极端处境下最本真的心性。不过，随着行程的展开，他见到了日军的暴行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和中国人的苦难，同情心使他们自然偏向了中国，称日本人为“敌人”。

　　诗人奥登(1907—1973)

　　奥登，W.H.，和艾略特并称为二十世纪英语诗歌的两位巨人，出生于英国，后加入美国籍。曾与刘易斯·麦克尼斯结伴去冰岛寻根旅行，合作写下《冰岛书简》。西班牙爆发内战，他赶赴西班牙，虽未亲自参战，却写下了最优秀的战争诗《1937年的西班牙》。1938年，奥登与小说家伊修伍德一同前往中国。伊修伍德完成一部诙谐的旅行日记，奥登则写了一组严肃、睿智且雄心勃勃的战争诗。奥登曾是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最有力的竞争者。1973年，奥登因心脏病发作突然去世。他的诗歌《葬礼蓝调》曾被引用在电影《四个婚礼与一个葬礼》之中。

　　补白

　　《战时》十四行诗组诗之十七

　　奥登 著 穆旦 译

　　他被使用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地方，

　　又被他的将军和他的虱子所抛弃，

　　于是在一件棉袄里他闭上眼睛

　　而离开人世。人家不会把他提起。

　　当这场战役被整理成书的时候，

　　没有重要的知识在他的头壳里丧失。

　　他的玩笑是陈腐的，他沉闷如战时，

　　他的名字和模样都将永远消逝。

　　他不知善，不择善，却教育了我们，

　　并且像逗点一样加添上意义；

　　他在中国变为尘土，以便在他日

　　我们的女儿得以热爱这人间，

　　不再为狗所凌辱；也为了使有山、

　　有水、有房屋的地方，也能有人烟。北塔(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