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我要让城市在我的笔下生动一次

摄影钱东升

　　中国文学自30年代以来，一直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作者基本是住在城里，等作者全部储存城市的经验，才可以成为大宗。

　　《繁花》盛开自2012年秋季的《收获》，迅即蔓延成一片花海，覆盖了略显沉闷的文坛。至2013年4月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单行本，有关《繁花》的话题依然有增无减。

　　金宇澄，这个近20年来只出现在上海文学杂志编辑栏里的名字，突然之间被屡屡提及并交口称赞——2012年中国小说学会“长篇排行榜”榜首；2012“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奖”；2013“施耐庵文学奖”；2013“文化中国年度人物大奖-小说奖”；2013“鲁迅文化奖-小说大奖”；2013上海书展“十大好书”……淡淡的花香飘至2013年的岁尾，中华读书报年度作家的桂冠，也毫无争议地落在他的名下。

　　《繁花》得到众多肯定的同时，也不乏抱怨之声。诗人巫昂在网上写道：“读了几十页《繁花》，顿觉胸闷气短，这个不让人歇口气的金师傅啊……”

　　“金师傅”对此很歉疚，但他坚持认为，这样的写法是对的。“城市在我的笔下，能否生动一次，是我唯一的写作愿望。”《繁花》描述的上海，是曾经存在然而已经基本消失的场景，它那么亲切，唤起了很多人温馨的回忆，却又那么无奈，落尽后是无望的悲凉。

　　《繁花》到底描述了什么？金宇澄又如何表达城市炫目的生命和故事？12月20日，金宇澄接受读书报专访。

　　30年前冬日的一天，上海的初雪给金宇澄带来了创作灵感。他写下一篇下雪的散文寄给了《新民晚报》，很快发表了。这让他觉得，发表作品不再只是望洋兴叹的奢望，还可以变成实实在在铅字，从此轻松迈上文坛。1980年代中期，他是上海文学界灸手可热的人物，参加青年作家学习班，短篇《风中鸟》与他的同学——先锋作家孙甘露的《访问梦境》同期在《上海文学》推出，先后获得“上海青年小说奖”、两届《萌芽》奖，1988年获得《上海文学》奖，就此调入上海文学杂志社当小说编辑。1990年在《收获》发了几个中短篇、散文之后，他觉得不能再写了。因为“当编辑就有了挑剔文字的心理，写作却要一直鼓励自己，因此很难继续真正意义的写作。”

　　1990年代，金宇澄大部分的时间是读稿，改稿，给作者提意见，当时盛行“报告文学”，为企业写文章，杂志社工作也有这样的活动，他和大家一起去山西潞安写煤矿，在朋友的鼓动下，也偶尔“触电”，写过《相亲相爱》等电视剧，为香港导演潘文杰写过剧本……在金宇澄看来，这些并不特别的零碎事，所有无意义的经验，到写《繁花》的时候，都起了作用。

　　陈丹青曾讲过，一个小孩子翻斤斗，大家围观鼓掌，小孩不知疲倦，翻个不停……精神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大概正是这种力量成就了《繁花》。在网络那片自由自在的天空，金宇澄脱离了所谓文学圈，摇身一变，拥有了另一个陌生的名字，同很多陌生人来往。尘封多年的触角突然间打开了，思维变得特别灵敏，正如张屏瑾所描述的《繁花》：“一万个好故事争先恐后地起跑、冲刺向终点——那不可估量的人生的尽头。”2011年5月，他在网上闲聊的帖子，慢慢成为《繁花》的初稿。

　　他曾经不能理解旧文人何以能够一天写三张报纸的小说连载，不能理解今天的网络写手怎么能做到日以继夜地写作。如今全体验到了。精神与环境的双面刺激使他的写作状态达到前所未有的活跃，这是书斋作家感受不到的一种经验，就像持续激发某种机能，他特别清醒，也特别陶醉。《繁花》在网上发表时曾暂名《上海阿宝》、《花间一壶酒》，金宇澄是以游戏而喜悦的心态写的，是非书斋、非功利的一种状态。当然，他有文学经验，有底线，有积累，有初稿之后的仔细谋划，但是每天写了就贴，这种紧迫的感觉也很重要。“我记忆犹新，一天写6千字一块，可以立刻贴出来，很超长的发挥……”长期的编辑生涯，积累了他对写作样式、方法的疑虑和感受，所以这些在某个特别的时刻一涌而出——也许潜意识里，他希望小说脱离趋同的状态，遇到特别的文本机会，这些感受都表达出来了，因此写作的方式与内容，他都是故意的，故意什么都反着来。

　　诗人巫昂的“胸闷气短”或可代表一部分读者的感受。《繁花》从开头直到结尾，面貌都那么陌生，叫人不习惯，包括小说最重要的“塑造”，在《繁花》中都消失了，所以，金宇澄非常理解“读不下去”的说法。他截取最贴地的生活面，同时，在年过半百的年纪写作，难免带有人生总结的况味。金宇澄说，“花无百日红”，中国人讲究“一生一世”，很多人生都很平常，很无奈，写过一半后，自己常常被情节打动，觉得难过。

　　从20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作家，无一不怀念当时的文学氛围，除了空前高涨的文学热情，编辑们给予的指导和帮助也都令人感怀。而作为编辑的金宇澄，穿上马甲隐身网络的时候，他的“编辑”却是一群热心的网民。

　　“相当于现今盛行‘作品朗读会’的前身，”金宇澄说，网友的作用是朋友，等于欧洲的传统，作家写一段可以读给朋友听，朋友可以逐段、逐日提意见，即时、即兴、及时，这过程和网友反馈相似。旧时代连载小说也那样，天天刊出，天天读者议论，韩国电视剧也是边写边拍边播，甚至随着观众意见变化，这种形式有积极的一面。但这样的写作方式，不适合所有作者。“我是无意中进入并且觉得合适的人，也因为这个网的读者，都很友好，不会骂人，如果有人骂、拍砖，我是写不下去的。每天写一块字，两三千字，最长一天六千字，一整块，有网友看得眼累，为我仔细分行，我一般不理会。”

　　但是，看到网友的意见：“不要死那么多人，阿婆死得太早了。”引起了金宇澄的注意，《繁花》的绍兴阿婆后来穿好了寿衣，忽然活了过来，开口说话，想吃一根热油条，唱一段民歌，病就好了，蓓蒂爸爸只能退了棺材和坟地……这便是因读者所起的变化。西方小说狄更斯的《远大前程》，也是架不住读者的要求，改变了人物的结局。所有这些体验，对金宇澄来说，是全新的。

　　“金宇澄的写作缓慢、谦恭，如同一次漫长的等待。……《繁花》新旧交错，雅俗同体，以后撤和迂回的方式前进，以沪语的软与韧，抵抗话语潮流中的陈词滥调。经由他的讲述，一衣一饭的琐屑，皆有了情致；市井与俗世的庸常，亦隐含着意义……”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将2012年度小说家的荣誉颁给了金宇澄，评价他把传统资源、方言叙事、现代精神汇聚于一炉，为小说如何讲述中国生活创造了新的典范。

　　其实，不止于中国生活，对于中国的城市题材，《繁花》也是一种新的拓展。“1985年我写的乡野小说，等于我是在城里，写乡下事情，乡野经验挥发期。”金宇澄说，中国文学自30年代以来，一直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作者基本是住在城里，书写乡下，如果我们的社会安稳，没有战争，这种惯性也要过渡两到三代人，等作者全部储存城市的经验，才可以成为大宗，也许到那阶段，也会有人像马原那样，住到乡下去，写城市生活，这个进程一旦到了终点，比如普鲁斯特、孙甘露、小白这样的写作个案，才会多一些。“往远里说，城市写作被边缘化很多年，否定城市的意义，但人们却都又进入城市，它一直被评论为腐朽的温床，尤其上海，一直被批判，或给出种种简单化的定论，比如上海的历史很短，原先只是小渔村，但我们知道，上海这几代人，都不可能是这小村子，这小渔民的子孙，不说外来影响，上海文化的构成相当复杂，等于一块压缩饼干，聚结的传统根脉，联系周边苏、杭、江南的千年历史，就等于评论美国是年轻的国家，其实看历史就知道，它包含了英法等等欧洲内容的最复杂的精神元素，包含最不安分的各类人群的基因，而且文学真也不是历史学，不需要千年的积淀，比如用文学写两代人，已经写不胜写了。”

　　《繁花》的语言特征、散点样式，轻浮与沉重的世相，都得到了读者的认同。有读者甚至说，金老师可以凭此终老了，金宇澄听了有点伤心，但他又觉得，目前确实不可能再写出第二部同类小说了，这也是他为什么反复修改的原因，“因为舍不得，我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这可能是我对小说的个人认识，繁花是自然到来的，自然的机会，很少会再有，感谢上帝给我的机会，得让它更厚实，更充分，才对得起喜欢这本书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