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那些书

《毛泽东早期文稿》 湖南人民出版社

《哲学是什么》 胡军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书物风雅》 陈麦青著 中华书局

《妖怪文化研究的最前线》 小松和彦著

藏书如山积，读书如水流 丰子恺绘

　　编者按：　　

　　又是岁末年初的时节。我们邀请四位读书人，讲述这一年中与书有关的事。

　　在这几篇文章中，书是夜阑人静时的伙伴，是求学问道时的助手，也是忙里偷闲时的消遣。书不论新老、无分大小，可以使两个陌生人超越时间与空间的距离，从此熟识。

　　有人说，认识一个人，可以先看看他的藏书。把这一年读过的书再翻看一过，也许对自己也会有新的认识吧。

　　少年·故乡·人文

　　孟 泽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便少有博尔赫斯说过的那种“一往情深”到可以把自己带走的阅读体验了，也不再沉迷于紧张的思辨与艰深的理性，遑论那种无论情感或者文字都要逼人涕泗滂沱的浪漫文本，读书越来越多“现实主义”考虑，对于读过的书的印象，也常常“模糊影响”，不得要领。真正让自己明目清心的阅读，一年下来，屈指可数。

　　多年前，读过初版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记得当时有醍醐灌顶之感，从此知道，一代伟人的青春如何摇曳多姿，如何丰富到斑驳而近情近理。没有想到，二十年之后，又得到了此书修订、重订的新版(200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读下来，仍然震撼。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尤其文情兼胜，令人情绪激越，理智澄澈。毛泽东作为“大政治家”兼“大宗教家”的自我期许，以及通过掌握“大本大源”来重造中国的抱负，在这封长信中，昭示得明明白白。而同一年，在朋友张昆弟的记述中，毛泽东感慨于“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殷殷召唤“安得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其时，召唤者和他的同道同志，怀着“除旧布新”的热望，经常在湖湘间栉风沐雨，跋山涉水，锻炼筋骨，砥砺心志，情形仿佛今之“背包客”。

　　自古英雄出少年，当我们从一个年轻人的拿云心事中可以看到他日后的大半作为时，不得不相信，人生如同历史，很多结果，其实早已预埋在“初始的足迹”中。

　　差不多一百年前，少年沈岳焕离开故乡湘西，前往北京，去读所谓“人生的大书”，他就是日后成为20世纪最出色的汉语写作者之一的沈从文。沈从文被称为小说家，甚至是“京派小说家”，而在我的阅读经验里，他却是一个像福克纳一样把那个“邮票大的地方”写进了文明史的“化外之民”，一个用史志的方式书写了湘西，书写了凤凰的人类学者，一个用现代思想和体验洞穿了神秘的南蛮之地的“蛮子”。机缘凑巧，再次读他的《凤凰集》(1995年，岳麓书社)，我依旧相信，是人创造了“文”，于是才有“人文”，湘西自然曾经养育沈从文，却是沈从文造就了一个从此有“人文”“历史”的“湘西”，“湘西”属于沈从文，按时髦的话说，他有“命名权”。

　　应该是十年以前的事情了，二十多岁的“理工男”谭伯牛写作了《战天京》，把婉转于“圣”“魔”之间的曾国藩以及湘军部属，还原成了人物，把“传奇”还原成了“事实”，让治近代史尤其是湘军史的学者讶异。一个人对于局部历史的任何描述与判断，一定包含了他对于更大范围内的历史与文明的认知，对熟悉湘军史料如同老学究，治学居然有“乾嘉”气象，却在学术界找不到名分的谭伯牛，我不免好奇，“癸巳暮春”，终于得到他“敬赠”的一册《盛世偏多文字狱》(2013年，海豚出版社)，收录了他近年来发表在一些杂志上的40篇文字，笔下人物包括左宗棠、王闿运、李鸿章、巴夏礼、李莲英，还有邵飘萍、胡适、张荫麟等等，用他评述别人的话说，其中文章虽然短小，有的甚至裁剪为“专栏”，却真是“博采群集、善勘同异、能体人情”，每一篇都让我要歪着脑袋想一想，事情原来如此。

　　记得6月盛暑，长沙酷热，子文先生造访岳麓山下，遗我一本《苍茫西藏》(2003年，文汇出版社)，我一直置于案头，每每在更阑人静之际浏览一段。在我心中，西藏是神圣之地，是不能去“旅游”的，是不能随心所欲地“指点”的，所以，与西藏有关的书，我一般只读古人，不读今人，我害怕那种洋洋得意的“发现”，那种大无畏的“占有”。子文先生在西藏生活了二十多年，却说“对它了解得太少太少”，以致很多年都害怕“完成这本书”。从他的文字中，我知道，那个“内地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在那里却是自然而然”而有着“别样的价值观念”的地方，其实已经是他的故乡，他再写一千本书，也依然会意犹未尽，他走不出他的故乡了。然而，何其幸运，他是一个有故乡的人。

　　(作者为中南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我的碎阅读

　　徐 俊

　　浏览身后的书架，今年读过并留存下来的各类书，不算少。有新书，也有旧书；有书局所出，也有朋友惠赠；有的购自网店，有的是闲逛书店所得。所谓“碎阅读”，一层意思是时下常说的阅读“碎片化”，另一层意思是用碎片时间阅读，还有一层意思是个人兴趣的不太应时的闲碎阅读。平常工作间隙刷微博、读网文，习惯性地浏览专业期刊和一些专著，为了不落伍，也不时接触一些热点新书，了解阅读风尚。

　　年内阅读相对集中的是近现代日记和书札，两个重点，一是晚清近代，一是上世纪50、60年代。这也是近年图书热点题材最集中的时段，好书不断，如《民国乃敌国也》(中华书局)、《故国人民有所思》(三联书店)。读日记和书信这类原始资料，对我而言，既是满足对文献的兴趣，也因为它所带来的身临其境的现场感，是读别人选择性的描写阐述不能有的。我曾经将竺可桢、金毓黻、邓之诚、顾颉刚、宋云彬等人50年代前后的日记对读，参照陈寅恪、陈垣等人的年谱资料，某一件事(未必是大事)在当时的波及面和各自关注的角度、评价，大不一样，历史往往隐藏在这些细节之中。《邓之诚文史札记》(凤凰出版社)其实是日记，饱含时代变革印迹，涉及新旧学人之多，不啻为一部北平学界指掌图。近来读过的书札类图书有《函绵尺素——沈曾植往来信札》(中华书局)、《许宝蘅藏札》(中华书局)和《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人民文学出版社)，前者最为精美，后者最为大宗。日久年陈的书札，对于后来的局外人也不无见字如晤的感觉。与这两类稍稍相近的是“编年事辑”体的学人年谱，兼具年谱和传记之长，中华版《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引发了很多读者的兴趣，近期上古版《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出版，应该是一本必读之书。

　　因为工作，往往得提前阅读之便。按常例，审稿自然不必读完全稿，但有些书会让你有快读一过的迫切，李怀宇的海外名家访谈《家国万里》就是这样一本书。余英时、张充和、唐德刚、王鼎钧等名家亲述人生际遇，是一代旅美学人的心史。另一本先读为快的书是即将出版的葛兆光《想象异域》，是继《宅兹中国》之后，作者对“什么是中国”的又一次叩问。关于这样一个大命题，最需要的正是作者提倡的从历史中去理解民族国家的形成。《想象异域》从李朝朝鲜汉文燕行录文献，提出了一些视角独特有趣的观察和思考，比如从周边国家之间的交往，看中国作为一个“不在场的在场者”，在这个共享传统的文化圈中的影响，等等。8月上海书展的学术论坛，曾现场聆听过葛先生关于这个题目的讲演，对这部新著，我和广大读者一样期待。

　　阅读其实是最私人的一件事，闲暇时光，坐对晴窗，让人最欢喜的还是捧读一本精美的书法碑帖，或者说故谈往的精致小书。前者最令我满足的是精美绝伦的上古版《四欧宝笈》，四种宋拓欧碑和各家题跋，原装原样，完整复制，纤毫毕现，赏心悦目，如对古人。另外仲威《善本碑帖过眼录》(文物出版社)和陈麦青《书物风雅》(中华书局)，两本关于古代金石碑版的新书，作者都是长期浸淫于故纸堆的专家，远非一般耳食之言的所谓著述可比。

　　近年的关注和阅读，还给我一个特别的体验，文化的繁荣，要旨在文化的多元。仅就传统文化和艺术而言，为数不在少数的年轻人的表现，是一支值得关注的静水深流。他们区别于学院派，没有文艺腔，以民间的身份，不与时随俗，接续着几十年来逐渐式微的文人传统和笔墨。这里有我关注的王家葵、严晓星、梁基永、蒙中，和他们的作品：《唐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鉴真》(中华书局即出)、《近代古琴逸话》(中华书局)、《故纸寒香》(花城出版社)、《笔墨旧约》(西泠印社出版社)等等。

　　上个月在书衣坊，主人送我一本已经第5次印刷的《设计诗》，其中的一叶印象最深：

　　眼睛睁开，梦被惊扰，缩成一团

　　眼睛闭上，梦被打开，洒了一地

　　这是现实与理想的贴切写照。读喜欢的书，就像被打开的梦，一本好书，也许就是喧嚣生活中梦的栖息地。

　　(作者为中华书局总经理)

书房·课堂·路上

　　郭齐勇

　　回顾2013年的读书，不期然与唐氏兄弟相始终，年初读《唐翼明解读〈颜氏家训〉》，年杪读《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都与“唐”“家”有关，不禁哑然失笑。

　　唐氏兄弟满腹经纶，经历颇为传奇。唐兄为敝校学长，现居江城，为阅江楼主，时相过从；唐弟虽则未曾谋面，然心向往之。其兄常笑言，过去人家介绍浩明，称这是唐翼明的弟弟，而现在人家介绍他本人，则称这是唐浩明的哥哥。可见浩明已是名满天下了。故出版人做翼明兄的书，封套上印有唐浩明、易中天等人推荐云云，浩明是亲弟弟，中天则是低一班的学弟。翼明研究魏晋思想与文学，性格中也有魏晋风度，由他来诠释《颜氏家训》，可谓得人。家教、家训、家礼、家风，是中国文化基础的基础，核心的核心。翼明的解读，又加上了他负笈北美近10年、执教台湾18年的体验，对今天我们的家庭、社会与学校教育，特别是立人的教育，大有裨益。浩明不只是作家，也精于文化思想史研究，尤以清世为最。他精选若干曾国藩家书并介绍其中每一通家书的背景，尤重点醒曾氏的心灵世界，在修身养性与齐家治国的多方面给人以启迪。唐氏兄弟的这两本书都与家及家教有关，其中不乏对中国文化的真髓与密码的揭示。唐氏兄弟都是书家，得他兄弟二人赐书，都有题签，亦是雅事。

　　我是教书匠，读书围绕着教书而展开。今年教课四门，有“《礼记》导读”“《四书》导读”“儒家哲学研究专题”等。为备课，我读了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王锷《〈礼记〉成书考》、杜维明《道·学·政》、牟钟鉴《涵泳儒学》、朱高正《近思录通解》、吾妻重二著、吴震编《朱熹〈家礼〉实证研究》、余纪元《德性之镜：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等。今年与廖晓炜等合编《中国哲学史经典精读》一书，选择、点评了百年来中外数十位名家有关中哲史的名著名篇，围绕这一中心也读了不少书。

　　今年常出差，到外地出席学术会议或作演讲，较为频繁。每次出门，我都要随身带一本小书，在机场、飞机上或高铁站、火车上圈点、阅读，竟很有效率。为出行方便，所带书通常是平装本，软面，较薄。现在的书都做得太大太豪华，书架上都放不下，更不方便携带。老实说，我不喜欢超大超厚超硬的书。我近在旅行中读过的书有：钱穆《朱子学提纲》、刘述先《论儒家哲学的三个大时代》、《群书治要360》等。一次到深圳大学出席现当代新儒学国际会议，偶遇杨书澜女士。我知道她善于策划，是著名的出版人。因都挂着名牌，虽第一次见面，平素彼此都知道，不觉得陌生，马上就聊起天来。我说：久仰杨老师，您编了很多好书。她笑着说：郭老师客气，那您看过我编的什么书呢？我说：起码有《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书吧。这时我随手从手提袋里拿出这套书中的一种，恰好是她的先生、我的同行与朋友胡军教授的《哲学是什么》一书。此时，胡军兄走过来了，我们三人看着这本书，“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事前我根本不晓得胡兄伉俪会来，此次临出差时从书架抽了此书。虽然讲中哲史近30年，但遽然要我回答什么是哲学，还一时讲不清楚。胡书贯通中西，深入浅出，娓娓道来，是老中青、内外行咸宜的书。

　　作为一位教师，最高兴的事莫过于看到学生的著作出版。陈乔见的博士论文《公私辨：历史衍化与现代诠释》新近出版了，我特别高兴。这是我指导的最有学术水平的博士论文之一。作者很有问题意识，善于拨乱反正，厘清了不少理论问题，特别是辨析了五四以来，人们习见的、似是而非的有关公与私、公德与私德的一些看法。

　　我今年还收到不少青年人寄来的台湾花木兰出版社出版的大陆的博士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这些书都纳入到林庆彰先生主编的“中国学术思想研究”丛书中，统一的硬面蓝色封皮，封面上没有书名与作者姓名，全书也找不到指导教师的姓名。大陆一些人文学的学术青年因交不起四五万元的出版费，把书拿到这家出版社出版，没有稿费，样书也很少，总算是出了，便于检索。但我看了，总觉可惜、心酸。为什么大陆出版界就不能扶掖这些青年学术工作者呢？听说政府的出版补贴经费不少，为什么不能把甘霖降给更需要的人呢？

　　(作者为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

中国妖怪行不行？

　　刘晓峰 

　　关于这一年的阅读，我想谈谈“妖怪”。

　　妖怪是如何产生的？飘荡在原野的幽灵、飞奔于想象世界的怪兽、在黑暗的世界里留下轻声叹息的暧昧物体，它们究竟来自何处？学术界最新的研究观点认为，妖怪是人类对于未知的一种想象。它是一个民族民间创造力、想象力的特殊结晶，是创造未来重要的文化财富。

　　倒退30年，谁能够想象这样的事实，在日本列岛80%以上进入都市化的今天，源于非工业社会的妖怪文化居然持续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产生于古老时代的狐妖鬼影，会作为日本文化软实力中最具有进攻和扩张力量的一部分，在欧洲、北美、非洲以至中国纷纷登陆。今天在英语圈，和传统的monster不同，yokai(ようかい)和bakemono(ばけもの)作为特定名词正在渐渐定型化。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两个词的原型是“妖怪”“怪物”，它们本源自古老的中国。一如日本人饮茶学自中国，但英语世界里“茶道”却永远打着Made In Japan的烙印。

　　早在120多年前，日本的井上圆了博士就站在破除迷信的立场开始对妖怪的研究。它是今天公认的日本妖怪学奠基人。1926年井上的《妖怪学讲义》总论部分在中国出版，翻译者是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可惜我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后继乏人。上世纪80年代，日本学术界开始正面接受妖怪文化，从正面对妖怪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宫田登的《妖怪民俗学》、小松和彦的《凭灵信仰伦》是那一时代的代表性著作。当时的学者们更多地关注点是“异界”“异类”“异形”，以及其背后展示出的人和自然的接点。他们的研究很快就被社会上一拨又一拨“妖怪文化热”所裹挟。借助漫画、动画的表现形式，50年代末开始，水木茂《鬼鬼鬼太郎》一路大受欢迎，从那时起日本社会已经逐渐出现“群妖乱舞”的现象。进入多媒体特别是网络时代，图像和声音的处理与传播技术都进步到新水平，整个世界文化发展都对人类想象力、空想能力提出新要求。作为文化资源的妖怪文化一跃而为世人所瞩目。

　　在日本民俗学家眼里，妖怪文化是真正民众文化的一部分。2013年11月24日，在日本京都召开的《怪异、妖怪文化的传统与创造——源自“内”与“外”视角的考察》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今天日本妖怪研究的领军人物、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小松和彦教授重点强调这一点。小松和彦指出，没有哪一个外形奇特的妖怪，是由帝王或朝廷下命令才创造出来的。相反是成千上万的普通人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在过去的生活经验中创造了妖怪文化。而妖怪文化正是观察一个民族民间创造力、想象力的重要视角。

　　先后出版于2009年和2010年的《妖怪文化研究的最前线》《妖怪文化的传统和创造》，是日本学术界对于此前二十余年妖怪研究的总结性成果。而2013年11月最新召开的京都会议，标志着日本学者的研究前线依旧在向前延伸。2013年，日本最大的妖怪文化数据库早已经完成并提供免费公开检索，更多学者正把研究方向从依托传统转向创造未来，一批留学日本接受妖怪研究专门培养的专业学者已经完成学业分布到美国、英国、法国，分布到世界许多国家。然而在一个曾经诞生过《山海经》、孙悟空和《聊斋志异》的国度，很少有人意识到一种危机的到来——是否真的有这么一天，“妖怪”的英文读法会定型为“yakai”而不是“yaoguai”。在继承民族民间创造力、想象力的妖怪文化领域，我们是否又会输掉一场甲午战争？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