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新青年》：辅佐蔡元培改革北大之路

1916年12月26日，教育部正式发布了蔡元培的北京大学校长“任命状”。

　　之前的12月22日，刚刚到达北京的蔡元培去办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大早，就踏着积雪匆匆赶到位于西河沿的中西旅馆，拜访一位名叫陈仲甫的先生。不巧的是，那位陈先生由于前一天晚上出去看戏，睡得迟了，居然还没起床。蔡元培向茶房要了一张长凳，在陈先生的房门口坐了下来，耐心等待。

　　高瞻远瞩

　　蔡元培何许人也？前清翰林，反清义士，同盟会的元老，做过孙中山的“迎袁特使”，当过国民政府的教育总长。如此一位声名赫赫的人物，居然亲自冒雪登门访客，而且守门独坐，不敢贸然惊动对方，看来那陈先生绝非等闲之辈。

　　足足过了一个多小时，房门才徐徐打开，睡眼惺忪的陈先生缓缓踱出屋来，猛然发现了蔡元培，不禁大惊，连叫“失礼失礼”，急忙请进房间，让座敬茶。

　　二人原是老相识，早在十多年前就曾经一起参加过反清组织“暗杀团”，有过很深的交往。但是蔡元培无心叙旧，当即说明来意：诚聘陈先生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原则的指导下，蔡元培大胆邀聘一批思想激进的学者进入北大，陈仲甫便是其中之一。这个陈仲甫先生就是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著名领袖、连任五届中央主要负责人的陈独秀！

　　狂狷真士

　　陈独秀原名庆同，字仲甫，号实庵。1879年10月9日生于安徽怀宁，17岁时中了秀才，第二年乡试落榜，下决心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而要投身政治活动。

　　1901年11月，陈独秀自费到日本留学，通过深入接触国外先进思想，促使他开始由改良派向革命派转化。在日本，他进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知识，并加入了“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破坏主义为目的”的留学生团体“青年会”。回到国内，他曾发起反对沙皇俄国侵占东北三省的演说大会，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反帝爱国，还组织秘密反清军事团体“岳王会”，在军队中大力发展会员。他还曾应章士钊之邀，专程前往上海，参加了以清廷要员为目标的暗杀团，就是在那时，他与蔡元培结识。

　　1914年，陈独秀再次东渡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政论性刊物《甲寅杂志》。他与章士钊是老朋友了，早在十几年前，二人就一起在上海编辑过《国民日日报》。当时条件十分艰苦，两人住在一个小房间里，终日奋笔，足不出户。一天早上，章士钊起床时看见陈独秀敞着的衣襟里满是星星点点的白斑，不知何物，十分惊异，陈独秀低头看了看，很坦然地回答了两个字“虱耳”！

　　一枝独秀

　　尽管我们在叙述时一直在说“陈独秀”，但这个名字真正的“诞生”时间，是1914年11月10日。那天，《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四号发表了一篇标题为《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文章，其署名便是“独秀”。在这篇文章中，他发表了一些言词激烈、颇有些离经叛道的议论：“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他甚至愤慨地大呼：“恶国家甚于无国家”；“亡国为奴，何事可怖”；“失国之民诚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国主权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视彼乱国之孑遗，尚若天上焉”。

　　独秀，独秀，一枝独秀。他的朋友说：你也太不客气了，以为世界上只有你一个是“秀”的。陈独秀回答说：不是这个意思，我老家安庆有座小山，名字就叫“独秀”，我不过说自己是这座小山下的居民而已。实际上，陈独秀一向恃才傲物、狂傲不羁，这性格与他相伴一生，至死不改，说是“独秀”，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李大钊看到《爱国心与自觉心》后，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批评陈独秀文中“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陈独秀居然虚心接受批评，继而与李大钊成为披肝沥胆的挚友。还有一件事情尤为重要。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下，陈独秀很快摆脱了悲观迷惘的消沉情绪与愤世嫉俗的过激态度，开始冷静而认真地寻找真正有效的救国之路。正是在经历了如此痛苦的彷徨之后，他才终于完成了思想上的飞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于是，便有了《新青年》的诞生。

　　文章楷模

　　1915年9月15日，由回到上海不久的陈独秀担任主编的《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正式发行，上面刊登了陈独秀亲自撰写的文章《敬告青年》。他认为，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首先“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而要使这场革命取得真正的成功，希望全在青年身上。因此，他振臂大呼：“青年勉乎哉！”由于当时还有一本名为《上海青年杂志》的刊物存在，为避免矛盾，《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陈独秀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以《新青年》为阵地，把一篇篇笔锋犀利的文章化为投枪，猛烈掷向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向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展开毫不留情的抨击。

　　陈独秀无疑是辅佐蔡元培改革北大的理想人选。巧的是，就在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前一个月，陈独秀为筹集扩大《新青年》的发行经费，已经到达北京。求贤心切的蔡元培得知这个消息，十分高兴。于是，便有了前面那一段冒雪求访的故事。

　　应当说，陈独秀把《新青年》带到北大，不仅是北大的幸运，也是《新青年》自身难得的机遇。别的不提，仅就《新青年》发行量而言，在到北京的第一年，便由原先的千余份猛增至1.5万份以上。她尤其受到北大学生的欢迎。

　　当然，《新青年》的可喜发展，与蔡元培在北大推行的大力改革分不开，与大批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加盟分不开。多年后，鲁迅曾回忆道：“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也感慨地说过：“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他还说：“我同他(指陈独秀)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东发 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