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传统时代的传统

——2013年少数民族文化现象年度评析

广东乳源瑶绣进课堂。

2013北京国际电影节民族电影展开幕。

7个少数民族歌手争霸赛现场。

民族题材大戏《茶颂》在央视播出。

藏戏首次摘取戏剧“梅花奖”。

2013北京文博会上的阿凡提布偶。

贵州推出少数民族民间传说动漫作品。

2013内蒙古那达慕大会上的蒙古族服饰表演。

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曲艺展演。

美丽的车溪村。

车身唐卡局部。 （均为资料图片）

　　我们生活在传统被终结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传统重新诞生的时代。注意，这两句话指的不是两个相隔遥远的时代，而是同一个。它们有可能共存于一个时间刻度里，譬如2013。

　　2013年，我们更加清晰地见证了现代性在终结传统的同时，如何不断地重建传统。更为关键的是，2013向我们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正在被发明出来的种种新“传统”的形神样貌——就像一幅刚绘就的民俗风情画，徐徐地展开了它的卷轴。

　　这就是2013——我们已经全面进入后传统时代。

　　1、新传统编码

　　少数民族动漫卡通形象、车身唐卡、创新的彝族舞蹈“跳菜”……种种新民俗的诞生，终于释怀了人们面对古老传统消失的紧张与压力。那些曾被斥为“伪民俗”的事物所得到的宽容与认同，成为后传统时代的明显印记。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用了一个词，来命名我们的时代——“后传统社会”。但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传统销声匿迹的社会。相反，现代性不仅没有将传统驱逐干净，反而收留传统并且到处张扬传统的影子。

　　不过，“传统”和“传统的影子”当然是两回事。“自从现代性到来，传统就不再是自然意义上的了。”安东尼·吉登斯说。2013年，随处可见传统摇曳、散落的影子，却不是“自然意义的传统”。7月里，广西宣布境内12个世居民族的卡通形象出炉。同一时间，贵州则宣布将推出境内17个世居少数民族民间传说的动漫形象。卡通与动漫，是两种变形过的物象。事实上，传统在向现代性的转换中，总是潜藏着一种变形的冲动：拉长、颠倒、夸张以及缩小……变形的结果使我们意识到，现代性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险象环生的场域，一旦深入其中，传统便被摇曳成各种影子。“以传统方式存在的传统”于是终结，另一种传统出场——比照事物的原有形象，裁剪出现代性所需要的影像。这正是后传统时代的传统再生产机制。

　　11月里，以“绝对贵州‘寨生·再生’”为主题的文化创意活动，典型地再现了这一生产过程。参与者将民族文化符号放在时尚设计中，使新出场的银饰、面具、原生态纸张有了全新形象。这些年来，传统文化一直在以“寨生·再生”的范式持续不断地完成现代性转换，只是2013年透露给我们的新消息，是传统文化被投入现代性再生产机制所达到的规模化与批量化，以及这样一种转换范式正在获取的普世价值，和人们对于原生文化形态的失落终于达成的释然。

　　事实上，后传统时代的来临依赖于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影子替身所滋生的情感。譬如，2013年的果洛草原上，《格萨尔》藏戏民间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时间的推移丝毫没有削弱藏族聚居区牧民对马背藏戏的执着。但实际上，这一现象背后，是现代形态的马背藏戏的悄然潜入，以及人们对这种新形态的默认：“《格萨尔》马背藏戏已不再墨守陈规，僧人们对演出的道具、音乐、服装等进行了改进，并录制了表演光盘。” 

　　2013年还展现了一些神圣文化在通向世俗文化的无障碍转换情景。比如10月底，由广汽丰田制造的世界首幅车身唐卡，在北京798白玛梅朵艺术中心展出。藏传佛教的神圣艺术唐卡被直接绘在车身上，直接陷落于滚滚红尘。世俗化倾向，正是后传统时代的路径。“车身唐卡”事件再次表明古老传统的旧有权威正在新诞生的传统面前轰然崩坍，但我们已听不见声嘶力竭的求救。这也是2013年嵌进历史的表情：传统在大众之中滋生出一种新的情感，并正在试图攒积足够的浓度以替代人们对于古老传统的久远相思。

　　种种新民俗的诞生，终于释怀了人们面对古老传统消失的紧张与压力。那些曾被斥为“伪民俗”的事物所得到的宽容与认同，成为后传统时代的明显印记。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少数民族舞蹈语汇在被编码进健身操之后引发了诸多好评。但这样一种舞蹈的未来却难以预料，因为肢体动作既不传递情感，亦无从承载价值。但即便如此，传统的各种现代性转换方式已经普遍地获取了历史的合法性。

　　供求双方都对面目模糊的“新传统”心照不宣。云南彝族民间舞蹈“跳菜”为此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镜像。为适应“打造‘跳菜’文化品牌和产业的需要”，相关部门对跳菜的原生形态进行了大胆的结构性调整，结果是——“跳菜”本身就像一道菜，被重新配置了油盐酱醋，辅以全新的煎炒炸功夫，终于烹调出一道新式风味的地方文化菜肴。

　　面对这道亦彝亦白，又非彝非白的新式跳菜，前些年关于文化真实性的汹涌质疑已噤声。后传统社会终结了传统的本来形象，同时也终结了某种犹疑不安的神情。它以对于传统的解构来重新结构传统，以对于传统的肢离来重新整合传统，以对于传统的反叛来回归传统。

　　2、新传承场景

　　学校、传习所等专门性传承场地的出现，使严重的文化传承危机有了绝路逢生的迹象。然而，教材对于民族文化的遴选过程，传习所从空间上分离了传统的原生地与传承地，又将牵引传统文化发生怎样的转变？

　　但有可能事情是这样的：舆论不再对市场开发所导致的各种文化失真现象发出尖锐质疑，是因为传统文化的真实性，有望在另一些场地里完成专业化或职业化的传承。比如，学校、传习所……这些专门性传承场地的出现，使严重的文化传承危机有了绝路逢生的迹象。

　　2013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大规模进驻校园。这一年间，贵州大规模开辟了民族文化校园式传承的主战场。据称，目前贵州已有3856所学校开展了民族文化进校园工作。《云南省少数民族教育促进条例》也于2013年10月1日起施行，“把民族优秀文化纳入相应课程”的条文显列其中。此外，9月，海南也宣布黎锦技艺全面走进省内中小学课堂。

　　民族文化实现校园式传承，表明专门化的文化传承空间，已经嵌入坚硬的国家体制内部，从而有望使文化的代际传递获取坚实的保障。民族文化传承由此迈开了让人鼓舞的决定性一步。但有史以来，文化传承总是在行住坐卧间、生死仰俯中绵延续承。现在，传统不再在人间烟火、箪食壶浆、街头巷陌间口传心授，心心相印，而谋求在一些特殊的专门场域里递生续命。当校园式传承把应由日常薰习的生命体验变成一套体制内的知识体系时，将牵引传统文化发生怎样的历史性转变？

　　与此同时，另一个悬疑也已显露：哪些文化会跻身于校园的传承体系？哪些文化会被滤除在校园大门之外？由于学校的知识权威形象将使进入校园的那一部分文化有可能被认定为“优秀的”文化，进而被建构为地方文化的核心价值，这样，教材对于民族文化的遴选过程，竟然也就出其不意地演变为地方传统文化的一次价值形塑过程。但这一切都是未被警惕的，其引发的结果也完全难以预料。

　　传习所是传统文化向现代性预订的另一个文化传承空间。文化传承开始大规模诉诸和依赖传习所，这使传统的现代性转换获取了一个职业性的新场域，显示出古老传统仿佛魂有所依。但问题是，当青年们在昆明城的传习所学习哀牢山的海菜腔时，他们如何听得见祖先喊出海菜腔时激荡在红河谷的悠长回响呢？

　　传习所从空间上分离了传统的原生地与传承地。毫无疑问，这是后传统社会的必然趋势与走向。我们还将在未来发现文化传承离开文化原生地越来越遥远的、越来越难以克服的距离：博物馆、电影院、沙龙……当然，你可以把这些新场域的开辟理解为传统文化的一“进”，但你也可以看见隐藏的一“退”——传统从广袤的原野里退避而出，出让给现代性，那千百年来生长传统的土壤，正在饥渴地吮吸现代性渗来的一切……

　　3、新文化版图

　　“十二五”期间，全国将重点保护和改造1000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这意味着一个大规模再造与重塑少数民族村寨的行动正在铺开，也意味着最近几年里，将有大批少数民族村寨的名字被载入两种图纸：地方经济发展蓝图和地方旅游地图，这将改变我们时代的文化版图。

　　现在，把视界放大了看。一个放大了的“寨生·再生”行为，会是怎样的景象？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一个放大了无限倍的“寨生·再生”行为。吊脚楼还是那间吊脚楼，蘑菇房还是那顶蘑菇房；但“特色村寨”的命名却改变了一切：它首先牵动那些在旅游地图前举棋不定的目光。然后，它们获取了远方行者前所未有的端详与凝视，于是村寨男女老少的一举手一投足，蓦然有了代表一种文化的意味。最后，“特色村寨”成为一个民族文化的代言者。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工程已开展数年，2013年的重大成果在于：这些村寨以集群式形象大规模跃上媒体。这表明：打造特色的战役已经结束，对于旅游市场的正面强攻即将展开。

　　作为2013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示范形象，名叫“车溪”的湖北土家族村庄颇有些独领风骚。当然，除了钟灵毓秀，格外清美，车溪最强大的示范意义在于：它从一个土家族文化特色曾经并不十分显著的村庄，摇身变为土家族文化的代言者。这一局面取决于一系列成功的操作规程：巧妙的定位，独到的策划……

　　还有多少村庄渴望成为车溪？机会并非绝无仅有。国家民委制定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年)》提出：“十二五”期间，在全国重点保护和改造1000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这意味着一个大规模再造与重塑少数民族村寨的行动正在铺开，也意味着最近几年里，将有大批少数民族村寨的名字被载入两种图纸：地方经济发展蓝图和地方旅游地图。不仅如此，从更远的时间来看，这些村寨或许还将出现在幅员更辽阔的地图上，被更显明地标注，从而改变我们时代的文化版图。

　　事实上，塑造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目的，本质上是为了获取在地图上被隆重标注的权利。安东尼·吉登斯曾经揭示：传统社会通过控制时间而控制空间，全球化则刚好相反，全球化通过空间的重构而不是时间的积淀，来实现不在场对于在场的支配。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正是这样一种事物：它用对于地图的标注权利来重构时代的文化空间；用对空间的把握来实现自身跻身全球化经济的权利。

　　各地对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发展规划的共鸣与响应空前热烈。2013年，云南省政府提出到2015年末，建成150个左右特色鲜明、功能配套、服务规范的民族特色旅游村寨。要注意的是，云南省在特色村寨之间嵌进了两个字：“旅游”，直接挑明了建设特色村寨的目的：设计并打造一件以村庄为单元的庞大的旅游产品。

　　在这个被放大了无限倍的“寨生·再生”行为里，文化的嫁接、移植、改装都是不可避免的，而地方传统的再生成过程也就显而易见。所以，新文化版图的重绘，不仅牵涉村外的那幅大行政图或旅游图，更涉及村内久远的文化基因图。当然，还直接关联一个民族、一个地方的历史人文脉络图。

　　4、“标准化”事件

　　蒙古族部落服饰地方标准颁布实施，苗族刺绣、银饰地方标准出台，宁夏首部穆斯林服饰地方标准出台……一轮大规模的民族文化“标准化”风潮已至。“标准化”不妨碍历史已经形成的多样性，却将终结历史未来的多样性。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力量都在促动传统的“寨生·再生”。2013年演化了另一股反向的终结力量，它使这一个年度的后传统大戏变得波澜起伏，剧情曲折。“标准化”事件就导演了这样一出戏码。

　　首先出台“标准化”的是内蒙古。在继蒙古族部落服饰地方标准颁布实施后，2013年内蒙古再度出手，接连拿出了达斡尔民族服饰、鄂温克民族服饰、鄂伦春民族服饰的地方标准。

　　为什么要“标准化”？“制定民族服饰标准，就是想从源头上给出民族服饰的正确信息。”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士说。据说，“标准化”的缘起在于“作为国家级‘非遗’的蒙古族服饰，却常出现服饰要素被随意嫁接以迎合市场的情形，以致‘非遗’文化变为精髓尽失的‘转基因’产品。”

　　内蒙古的举动很快引发了示范效应。先是西藏着手藏族服饰标准的制定，进而，云南、广西也分头寻求与内蒙古的相关合作。

　　2013年，我们还相继看到如下新闻：苗族刺绣、银饰地方标准出台；宁夏首部穆斯林服饰地方标准出台。而首开风气的内蒙古并未止步，旋即宣布接下来将启动蒙古族马鞍具地方标准以及蒙古族乐器标准化研究。这预示着一轮大规模的民族文化“标准化”风潮已至——如果服饰是一个圆心，那么一个同心圆正在展开，将波卷更多的民族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标准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标准化”的术语寓示了工业理性与机器化生产对于文化领域的染指。当然，“标准化”有其方法论的合理性，但相较于人类文化的复杂性与幽深性，它却显得粗糙与简单。事实上，传统是一个历史的波性流动过程。传统要继续发展，就不可“标准化”。“标准化”不妨碍历史已经形成的多样性，却将终结历史未来的多样性。

　　事实上，“标准化”甚至可以被理解为对于传统的某种垄断意图。对于某些文化的“标准化”，也就意味着对于生成这些文化遗产的古老权力的当代把持。“标准化”事件表明：不论是传统社会还是后传统社会，传统一直是并且依然是权威赖以汲取力量的对象。

　　如果“标准化”演绎了对于“寨生·再生”的反向力量，那么，我们也就可以看明白：传统的终结与重生如何纠结于2013，以及还将如何纠结于此后的后传统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