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治之治”解

　　王充赞成“无为而治”，这意思在《论衡·自然》中说得明白：“蘧伯玉治卫，子贡使人问之；‘何以治卫？’对曰：‘以不治治之’。夫不治之治，无为之道也。”蘧伯玉是卫国的大夫，与孔子同时代人，孔子到卫国时曾在他家住过。子贡是孔子的弟子。此典出自《淮南子》，最后一句“夫不治之治，无为之道也”，则是王充的点评。然而，“不治之治”的两个案例及王充之诠释，却极易产生负面作用，有必要作点剖析。

　　王充说的第一个案例是曹参，“曹参为汉相，纵酒歌乐，不听政治，其子谏之，笞之二百。当时天下无扰乱之变”。汉初崇黄老之术，“萧规曹随”确是一个“不治之治”的典型案例，其要义在于不要扰民，不要折腾，不要朝令夕改。《史记·曹参传》有一段曹参与汉惠帝的对话，大概可以作为“萧规曹随”的经典诠释，但这并不意味着身为汉相的曹参可以“纵酒歌乐，不听政治”。大政方针如何灵活把握，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明具”的“法令”如何贯彻落实，以使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如此这般，“参等守职”真要“遵而勿失”并不容易。倘若相国“不听政治”，官吏扰民，何人去管？倘若相国“纵酒歌乐”，上下效之，岂不扰民？

　　王充所说，并非出于他的杜撰，《史记·曹参传》还有更详细的记载。“其子谏之”，乃是汉惠帝所“使”，而曹参与汉惠帝的对话，正在曹参笞子“二百”之后。对于他的“日夜饮醇酒”而“不事事”，卿大夫以下之官吏以及宾客亦“皆欲有言”，而曹参常让他们一起喝酒“醉而后去”。《史记》以此种种来诠释“萧规曹随”，取材大有偏颇，叙述过多渲染。然王充之《论衡》，无论圣人贤人所言，经史子集所书，凡有虚妄的，夸张的，言过其实的，往往都有挑剔并以常识评说，对于“萧规曹随”的“不治之治”，却偏偏只述“纵酒歌乐，不听政治，其子谏之，笞之二百”，窃以为大有误导之嫌。

　　王充说的第二个案例是汲黯，“淮阳铸伪钱，吏不能禁，汲黯为太守，不坏一炉，不刑一人，高枕安卧，而淮阳政清”。汲黯是汉武帝时的大臣，以不畏权贵，敢犯龙颜，为官正直而有操守著称，以至当面批评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使帝“变色而罢朝”。故不为汉武帝所倚重，其官越当越小。他为淮阳太守，乃是“黯坐小法，会赦免官”之后的事。因为“吏不能禁”，汉武帝方才想起汲黯，让他去啃这块硬骨头的。

　　汲黯亦“学黄老之言”，认为“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在高层辅政，他认为大政方针应当相对稳定。因此，“黯务少事”，一有机会就谏汉武帝“与胡和亲，无起兵”，多次指责张汤“取高皇帝约束纷更”而使“法三章”日益繁苛乃是断子绝孙的作为。在郡县主政，他“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先前任东海太守，他就是这样做的，虽“黯多病，卧闺内不出。岁余，东海大治”。

　　淮阳“铸伪钱”以至“吏不能禁”，可见其弊政积重难返。“伪钱”流行，受害的首先就是平民百姓，他们的血汗钱越变越少，生计也就越来越难。至于“吏不能禁”，以今度昔，十有八九不是“不能”而是“不为”，官商勾结利益与共之可能性相当之大。追究“铸伪钱”之责并非“苛小”。“汲黯为太守，不坏一炉，不刑一人”，乃是有法不依，违法不究，大有“渎职”之嫌。《史记》说汲黯出任淮阳太守“如故治，淮阳政清”，大概与他先前任东海太守相仿。那么，其关键就在治官择吏，抓大放小，极需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哪能“高枕安卧”？ 

　　治国之道，亦须“无过无不及”。“过犹不及”，弊端丛生：管得越多，统得越死，越易抑制发展的活力；管得越宽，机构越杂，冗官冗吏成灾，越易加重百姓的负担；至于越想有作为，越想出政绩的，往往就越会瞎折腾。“无为而治”，简政放权，大致就是对此类治之“过”的防范与矫纠。“不治之治”不是真的不治。倘若今天整日“纵酒歌乐”而无所事事，奉行享乐主义而无所作为的官吏，亦以“无为而治”作挡箭牌，岂不可悲以至可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