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火者”李大钊：照片沉稳内敛 文章汹涌澎湃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12月26日09:58 来源：新京报 吴伟

　　李大钊利用《新青年》等各种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探寻中国革命的出路。　插图/金锐 王金花

　　李大钊有两种性格，截然相反，照片上的沉稳内敛，和文章里的汹涌澎湃。

　　在纪念馆和教科书上，总能看到他，戴圆眼镜，着布长衫，厚而黑的八字胡压住嘴角，不苟言笑。

　　而他所写的《Bolshevism的胜利》，则感染了陈独秀、毛泽东等无数热血青年。那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他写道“人道的钟声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有种敏锐的直觉。他很早开始关注俄国革命，和那里兴起的社会主义。1912年，他翻译《托尔斯泰主义之纲领》；1917年，他发表《俄国大革命之影响》，随后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上，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他如盗火之神，从西方“盗”来新思想。它们犹如火种，点燃人心，照亮中国前行的方向。李大钊被称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第一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

　　虽然这些词显得抽象，但是研究者、纪念馆讲解员，在讲述李大钊时，都流露出一种不加掩饰的热情。他们说，李大钊是在真诚地改造中国。

　　天真之心

　　河北乐亭县，李大钊纪念馆，摆放着他在东京的照片：身穿和服，手提腰带，抿着嘴，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气息。

　　那是1914年，25岁的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当时他年轻，而朝气蓬勃。

　　他在杂志《甲寅》上，看到陈独秀的文章《自觉心与爱国心》，文中透露出他对国家现状的极端不满，和自己的悲观情绪。

　　李大钊遂提笔，针锋相对地写下一文《厌世心与自觉心》。文中提出了国民的责任，鼓励青年不要自暴自弃。并给杂志社投信一封，表示希望与陈独秀一谈。

　　在主办《甲寅》章士钊的安排下，两人在章府相聚。年长10岁的陈独秀对李大钊直言感激，称他的文章使其振奋。两人的一见如故，为此后的开天辟地设下伏笔。

　　幼年时，李大钊就有了民族意识，他曾渴望效法洪秀全，揭竿而起；中学后，他崇尚康梁之文；读大学，他拥护立宪救国。

　　而在日本，他接触到了救国之道——马克思主义思想。李大钊的研究者一致认为，他是在日本获得了革命火种。

　　当时日本大学的图书馆里，有很多社会主义书籍。但在大学外，这些书籍则会遭到查禁。

　　1918年1月，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的李大钊，回到北京，正式履职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陈独秀则在北大任文学院院长。

　　此时，俄国已爆发十月革命，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过政权。透过俄国的经历，李大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李大钊开始在各种杂志上，探究、思考、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它的基本原理。

　　关于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和胡适的论战，名噪一时。

　　胡适在北大任英文系主任，他反对马克思主义，他说谈主义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认为做运动是青年自杀政策，主张学生不要问政治。

　　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李大钊则回应一篇《再论问题与主义》。

　　李大钊对其的回应后来成为名言。他说，“你不问政治，政治要问你呢！”

　　但这样争论并不曾伤害李大钊和胡适的君子之交。

　　平实之举

　　对于李大钊和胡适的论战，校长蔡元培持宽容态度。北大当时是一个多元化的新式学校。蔡元培还组织过社团，倡导新生活。

　　北京行政学院教授侯且岸说，这就是北大的不同之处，它已成为新文化、新思潮的核心。所以五四运动中，北大的李大钊、陈独秀均崭露头角。

　　因为“五四”，陈独秀被捕，数月后被释放。

　　1920年2月，李大钊扮成车夫，驾骡车送化装成账房先生的陈独秀到天津，再乘船去上海。史料记载，二人在骡车上曾商讨在中国建党的问题。

　　同在北大读书的张国焘在回忆录里说，李先生认为，他和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还不够深刻，对俄国革命的了解还少，当下最紧要的是研究主义。

　　李大钊在北大建立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在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个时髦而新潮的思想。由于学说提倡无产阶级专政，所以遭到学校里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认为，它会使学校不得太平。

　　校长蔡元培予以支持，他出席了研究会的成立仪式，还拨给他们两间房。他说，给他们房子，把他们安置好，学校才会太平。

　　研究会常组织辩论赛。李大钊被请去演讲，或者当评判员。

　　朱务善曾是研究会会员，他对李大钊的印象是，“说话声音不大，又很沉静，表现出一种高度自信心和坚定性。”

　　此后，北大的这个研究会和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两个中心。他们影响过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等大批知识分子。毛泽东、罗章龙、王尽美、邓恩铭、邓中夏、高君宇等，都在这里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个性温和，善与人交往，极具耐心又没有门户之见。

　　他从不排斥无政府主义，他会参加其他各派社会主义的活动。他还常给这些社会主义者所需要的书刊，并相互切磋。

　　周恩来、邓颖超当时在天津成立觉悟社，那是个更接近于无政府主义的社团。他们邀请名流李大钊去演讲，李欣然前往。

　　1920年8月，“南陈北李”通过书信往来，将建党细节和党的名称“中国共产党”确定下来。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因教务繁忙，李大钊没有出席。他留在北京，领导北京八校教职员联谊会议，向北洋政府索薪。

　　“一大”代表临行前，李大钊嘱咐说，希望陈独秀担负起领袖职责，自己愿做一名普通党员。

　　可爱之人

　　李大钊在北大薪水很高，刚上任时，每月180元，按当时的生活标准，可养活四五十口人。即便在京购买房产，也绰绰有余。

　　但在1920年，李大钊妻子赵韧兰常会无米下锅。

　　那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初建，费用拮据，李大钊从工资中每月拿出80元，以补助党费。

　　李大钊曾将三分之二的薪水用于支持事业，剩下三分之一还会不时接济贫困学生。

　　蔡元培得知后，专门给会计科的人打招呼，每月发薪时先扣除李大钊的部分薪水，亲自交给赵韧兰，以免其做“无米之炊”。

　　李大钊在东城上班，为节省租金，他在西城租用简陋平房，自住西房三间，东房二间客厅，则用于接待同志和小组集会场所。

　　他通常中午不回家吃饭，自带干粮：一张大饼，或两个馒头，就着开水下肚，平日粗茶淡饭就满足了。

　　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书记罗章龙回忆，若是谈事时间久了，李大钊会留大家吃饭，亲自烙葱饼招待同志。

　　1922年8月20日，李大钊赴上海与孙中山会晤，商谈国共合作。两人畅谈国内国际形势、政治建设、中国问题症结等，几乎忘记吃饭。

　　宋庆龄回忆：“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

　　此后，李大钊由孙中山介绍加入了国民党，成为第一个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

　　1926年是李大钊一生的转折点。

　　性格温和的他通常不参加游行。但在那年，他以国民党中央执委身份，参加了“三一八”的游行示威，并被挤进路边的沟里，头部和双手受伤。他遭到政府通缉。

　　李大钊将领导机关，搬到苏联大使馆西院的一个旧兵营内。有不少朋友劝其离开。

　　李大钊长女李星华回忆说，“父亲坚决地对母亲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我哪能离开呢？’母亲只好不再说什么了。”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控制北京，逮捕了李大钊一家，国共两党、苏方工作人员60余人被捕。

　　李星华回忆，被捕时“父亲保持着他那惯有的严峻态度，没有向他们讲任何道理”。

　　深恨俄国人的张作霖决定秘密处决李大钊。

　　22天后，李大钊神态自若，第一个走上绞刑台。一起被处决的还有谭祖尧、邓文辉等20人。

　　军阀禁止死者亲属安葬尸身。死后六载，被张作霖秘密绞死的李大钊方入土为安，葬于北京香山万安公墓一隅。

　　葬礼当天，学生、市民、工人堵塞了马路，送葬队伍被国民党军警、特务冲散，花圈、挽联被捣毁，四十余名学生当场被捕。

　　而与此同时，“盗火者”李大钊向俄国“十月革命”借来的“火种”，已在中国大地熊熊燃烧。

　　【人物志】

　　李大钊

　　河北乐亭人，生于1889年，卒于1927年，北京党小组创始人，1920年10月，在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基础上，建立了“共产党小组”，遂成为党员他如同普罗米修斯，勇于向天边盗火；他引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火种，点亮中国前行的方向；他用澎湃激昂的文字，引领革命者遵循共产主义的理想。他影响过毛泽东、周恩来等无数革命家，他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第一人、中共创始人之一。

　　纪念馆 小手枪

　　由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张兆丰赠送给李大钊的小手枪，李大钊一直将其带在身边。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张作霖的军警逮捕时，他将其从抽屉里取出用于防身，但为保护妻女，他一枪未发便被缴械。该枪真品现陈列于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党史记 二大通过首个党章

　　中共“一大”召开的翌年，举行了“二大”，地点仍旧选在上海的法租界。

　　1922年7月，陈独秀、李达、蔡和森等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出席了大会，但至今尚有一名代表姓名不详。如今在“二大”会址陈列馆，还有一位没有照片和姓名的“无名氏”代表。

　　北京、长沙党小组的创始人李大钊和毛泽东未参加“二大”。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提到，“第二次党代会在上海召开，毛泽东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毛泽东在23年后的七大上说：“有些同志未能当选为代表，很着急，其实这没什么，就拿我来说，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

　　7月16日，“二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开幕。这里是李达和妻子王会悟的住所，也是中共当时在上海的联络站。

　　隔壁是中共第一家地下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的印刷间，满屋的柴火堆里藏着一本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书上标明社址为“广州昌兴马路26号”，其实是辅德里625号编印的，标上“广州”，为的是迷惑法国警察。

　　会场里，12名代表热烈讨论着中国的时局及对策，王会悟抱着孩子在门口放哨，警惕着来往行人。

　　鉴于“一大”曾遭法国巡捕破坏，“二大”只开了三次全体会议，其余时间则分组讨论，且每次会议都改换地点。7天后的23日，在英租界闭幕。

　　大会发表了《宣言》，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通过了第一个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被推选为委员长，并决定出版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蔡和森任主编。

　　这一年10月，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到北京。

　　记者 吴伟 实习生 赵月 若雪 北京、河北乐亭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