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艳：杨开慧：最美丽无上的爱

　　1920年初，重病在身的杨昌济似乎感觉，他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静观未来。弥留之际，他将爱才毛泽东和爱女杨开慧的手拉在一起，并致函章士钊。遗言虽短，但字字郑重：“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录了毛泽东的这一段回忆：“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以前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的女儿。”

　　一

　　“自从听到他的许多的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我就爱了他。”手稿里的这句话，背景是1917年。那年，杨开慧正好16岁。16岁少女的眼睛正是极端敏感的时候。月亮可以照出她的忧伤，太阳可以点燃她的灿烂。这一年，毛泽东已是湖南第一师范三年级学生。

　　在长沙浏正街曾经赫赫有名的李氏芋园内，住着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几位名师，伦理学教员杨昌济的家也在其中。

　　毛泽东早已是李氏芋园的常客，他和蔡和森、萧子升的哲学小组就跻身于此。李氏芋园中的几位名师对这3个不太安分的学生似乎带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偏爱与放任。老师们有空时，甚至会参与他们的讨论，陪着3个学子深刻一番或者幼稚一番，竟然感到别有一番意趣。

　　那段时间，杨昌济一拨弟子们经常在他的饭桌上口若悬河、慷慨激昂。从弟子们口中跳出来的话题不外是国家民族或是国运民生，以及那些与此相关的各种各样的主义。每当这个时候，杨昌济总是静静地在旁听着，很少评点，更不轻易裁判。但杨昌济会得意于自己当初的那个决定：放下省教育厅厅长不做，而做了湖南省第一师范的一名教员。

　　这位游学四国的杰出教育家知道，教育家不可能直接救国，可以直接救国的是教育家培养出来的国之栋梁。这位学贯中西的学者，总是时不时请弟子们到家中一坐。名义上是请弟子们吃饭，但最享受的是他自己。因为，弟子们的慷慨激昂，就是他最好的精神大餐。

　　书生们在先生家的高谈阔论，先生的女儿杨开慧不可能视而不见。她发现，那个经常出入杨家的书生毛润之，简直就是父亲杨昌济脸上开不败的笑容。

　　情窦初开的杨家少女开始自觉不自觉地关注着有关毛润之的一切。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寥寥数语，不是社会就是国家，不是国家就是天下。诸如此类的句子在青年毛泽东的文章中比比皆是。于是，18岁的杨开慧总有看不完的激扬文字，总有静不下来的少女心事：“那个时候，大约是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对于结婚也已有了我自己的见解。我反对一切仪式的结婚，并且我认为，有心去求爱，是容易而且必然的要失掉真挚神圣的不可思议的最高级最美丽无上的爱的！”

　　不知道究竟是先注意那些文章，才注意上了写文章的书生，还是那些文章和文章背后的书生，不知不觉间已在情窦初开的杨家少女心中挥之不去。最要命的是，有关毛润之的那些趣事，总能在杨家少女的心中引起会心一笑：

　　毛泽东可以不带一分钱就走访民间，一走就是一个月。回来时，那带回来的一大袋社会调查笔记，让杨家少女的父亲看后赞不绝口；

　　毛泽东可以在冰天雪地的冬天跳进河里，并在冰凉的水里游出响当当的格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毛泽东可以用200杆木枪缴获匪寇3000杆真枪……

　　在这个忧国忧民的书生身上，究竟还藏着多少秘密？不知不觉间，喜欢读书的杨开慧把眼中的书生当成了一本从未读过的圣书，虽然眼中看不懂，但心中已经放不下。

　　二

　　杨开慧随父母到北京之后不久，1918年8月，毛泽东千里迢迢也来到北京，为湖南学子赴法勤工俭学争取经费资助。

　　曾经让杨开慧惆怅不已的那只飘远的风筝竟然又飘回来了，就落在她身边。这究竟是命运恩赐还是命运捉弄？杨开慧再次陷入了少女的烦恼之中。

　　“然而，他那生活终归是要使我忧念的。”杨开慧手稿里说，她总是默默地担忧着毛泽东，悄悄地关注他，暗暗地帮助他。在此期间，杨开慧不经意间的一次断言，在毛泽东心中唤起难以言状的触动。

　　那是湖南学子准备动身赴法留学的前夕。按照事先的约定，毛泽东也是准备与学友们一同赴法留学的。眼看着启程的日期一天天临近，杨开慧竟然非常肯定地对父亲说，毛泽东不会出国，他会留在国内。随后的变化果然被杨开慧言中：在学友们即将出行之时，毛泽东突然宣布，他不出国留学了。

　　这事件随着杨昌济的话做了定论：“赴法勤工俭学，是一条路，有和森、子升和你们大家去探索，很好了。但是，它并不是寻求真理、改造中国的惟一出路。润之决定留下，一定有他深刻的考虑。我深以为然，非常赞同。新民学会让一些人留在国内，让一些人走向世界，蓄才积能，多方求索，将来两股力量合在一起，中西合璧，如虎添翼，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

　　大家吃惊毛泽东不出国，更吃惊小师妹早就做出的判断。如此复杂隐秘的心底秘密，连熟悉他的学友们都看不透，而杨开慧却能一语道破天机，这是难得的知音。从前忽略了的小师妹突然让毛泽东刮目相看了。

　　三

　　“过了差不多两年的恋爱生活，忽然一天一个炸弹跌在我的头上，微弱的生命，猛然被这一声几乎毁了！但这是初听这一声时的感觉。他究竟不是平常的男子……”杨开慧手稿中的这段话，是她随母亲1920年回到湖南时写的。

　　不久，“驱张”运动胜利，毛泽东不用再躲避张敬尧抓捕，结束流亡生活，终于回到长沙。大名鼎鼎的“驱张英雄”回来后，毛泽东成了记者包围的目标。毛泽东回到长沙，到一师附小做主事，一些漂亮的女老师、女学生争先恐后围着他转。杨开慧好不容易等来了日思夜想的恋人毛泽东，却没想到这么多“蝴蝶”蜂拥而至。

　　特别自尊的杨开慧干脆先“退”出来，一心在福湘女中读书，她哪儿也不去，更不跟毛泽东见面。任凭毛泽东多次约她，她都编出理由不肯出校园一步。两人的爱情出现了波澜。可这时的杨开慧发现自己真爱了，挡都挡不住地日夜揪心着。像后来她在手稿中承认的：“我是十分爱他”，“不过我没有想过会同他结婚”，“因为我不要人家被动的爱，我虽然爱他，我决不表示，我认定爱的权柄是操在自然的手里，我决不妄去希求”。

　　杨开慧哪能忘记，在北京，他们十指相扣漫步在北国的雪地上，依偎在早春二月的梨花树下……记忆最深的是和爸爸的最后一次长谈，爸爸说，选择毛泽东也许就选择了一生的磨难和坎坷。杨开慧当然知道生命垂危时的爸爸这番话的分量，她必须让爸爸安心。

　　她认真拿出一叠毛泽东送她的书、日记和文章，告诉爸爸：从这个男人用心血凝结成的日记和文章里，看那跳跃的人生火花；在他雄才大略、卓尔不群的闯荡中，谈他的宏愿大业。她坚定：能与这男人融为一体，助他、成就他，就是自己的理想！其实，她何尝不知道这个男人是心骛八极、身游四海、以天下为己任的大抱负之人。他们对人生崇高境界共同的渴望和追求，才是她的终极理想。

　　爸爸去世后，母亲向振熙再次担忧女儿的生活，但杨开慧向母亲说：“我为母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

　　四

　　杨开慧这段时间一直躲着不见，是不是真犹豫了，害怕了？毛泽东内心也许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记得那个周末，在文化书社没等来杨开慧，他第一次没心思做工作，冲进雨水里就往福湘女中跑。站在大门口，他又犹豫了：她也许正在游离动摇之中，应该给她足够的空间考虑。毕竟日后的生活，将会充满动荡、艰险、坎坷，甚至牺牲。

　　他站在杨开慧的位置上反复犹豫和彷徨。几多心思，揪心缠人，罢罢罢。既无神仙缘，还宜报知音。偏又生在乱世斗巨浪，难得给她避风港，无力护爱就得放手还她平安，艰难险阻拉上一个好女子，实在是不忍不安……

　　而另一头的杨开慧呢？一个外表文静、谦和，内质里却是有思想、有个性、非常解放的新女性，杨开慧不愿将就：“我好像生性如此，不能够随便，一句恰好的话可以表现我的态度出来：‘不完全则宁无’。”

　　性格都要强，给这对恋人带来了感情的波折。杨开慧固执地等毛泽东来追求。可毛泽东的不进不退算怎么回事？既然有苦难言，素来自尊的杨开慧以她沉默的方式对毛泽东表示出一种刻意的冷漠与疏远。这里，有杨开慧手稿为证：“我们彼此都有一个骄傲脾气，那时我惟恐他看见我的心……他因此怀了鬼胎，以为我是不爱他。但他的骄傲脾气使他瞒着我一点都没有表现……”

　　可杨开慧又知道，毛泽东更是心高气傲、不将就任何人的。于是，很长一段时间，两个人心热口紧，互相爱恋就是不说，让爱情僵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加之杨开慧对爱要求太高，甚至苛求完美，杨开慧等于给自己再设了一道“门槛”。

　　最终让他们越过这道门槛的是嫂子李一纯的功劳，她带来毛泽东明确的态度：“心爱的人只有霞姑(杨开慧的乳名)。”而杨开慧一句简单却透亮的回话也表明了心境，让毛泽东最后释怀：“不怕穷苦只怕离，不图享乐和安逸，只图恩爱夫与妻。”

　　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最终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他先给杨开慧看了一首词，并告之，这首词是他在上海时因为思念她而作。杨开慧展开诗稿，那首《虞美人·枕上》一下就把她抓住了：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天，毛泽东来到福湘女中。看着杨开慧用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望着他，毛泽东动情地说：“你为何要折磨自己？”杨开慧柔在他的臂弯里。这似乎是一次考验，考验这份爱到底有多深。

　　关于这段经历，杨开慧写道：“一直到他有许多的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不是一位朋友，知道他的情形的朋友，把他的情形告诉我——他为我非常烦闷……”

　　1920年底，毛泽东、杨开慧这对痴情人总算走出爱情低谷。一对比翼双飞的同林鸟，终于走出九曲十八弯的情路。

　　五

　　婚后的杨开慧伴随丈夫毛泽东四处漂泊。

　　有趣的是，已是职业革命家的毛泽东，起初并不觉得妻子杨开慧的伴随有什么必要，甚至在心底认为是一种累赘或羁绊。毛泽东第一次被党中央机关调到上海，杨开慧就想跟着去，毛泽东不答应。还有意给杨开慧抄录了元稹的《菟丝》以提醒妻子摆正位置。

　　杨开慧一看就明白了：丈夫在借这首元稹的《菟丝》来委婉地暗指她像一根缠树的菟丝蔓。杨开慧自然要讨个说法，讨来讨去却讨出了毛泽东一首即兴而就的《贺新郎·别友》：“挥手从兹去……”毛泽东把心中想说的话浓缩在短短的词句中。虽有断肠的汽笛撩拨起天涯孤旅的伤感，但无法改变职业革命者的宿命：“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

　　一点就透的杨开慧自然无需说太多。特别是那句“算人间知己吾和汝”，已经让杨开慧满足得不能再满足。

　　据说当时的杨开慧特别问了一句：为什么不题别妻？而题别友？

　　毛泽东的回答轻得像是自言自语：革命伉俪，既是夫妻，又是战友。如果二者相冲，夫妻轻于战友，战友重于夫妻。

　　毛泽东没有想到，这句不经意间的感慨，成了杨开慧后来的人生指路牌。

　　毛泽东去上海不久，杨开慧接到了组织通知：命她速去上海工作。

　　杨开慧一到上海，便很快发现丈夫不对劲。不但精神落寞沉郁，连说话都有气无力。最让杨开慧束手无策的是，连医生都说不准毛泽东究竟生了什么病。

　　杨开慧突然想起了母亲的一句话：妻子是丈夫最好的医生。很快，杨开慧从向警予那里摸清了丈夫的病因：原来党内高层人物中，不止一人对毛泽东所执著的农民运动不屑一顾。思想的孤独给毛泽东带来一连串的冷寂。杨开慧知道，对丈夫而言，那种孤独无异于一剂毒药。

　　杨开慧给毛泽东提示了一个治病良方：回故乡韶山去，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还有那里的乡亲，都是极好的补药。别人对你的思想不以为然，何不丢开这些不快与失落，去看看你难以释怀的土地和土地上的农民？

　　护夫前行，杨开慧带着孩子去了韶山。在毛泽东以后的漂泊岁月中，杨开慧就像丈夫人生之船上的一只铁锚，毛泽东停在哪儿，杨开慧就抛在哪儿。两人相互之间那种须臾难离的感觉，已经跳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夫妻之情，而更丰富地指向革命伉俪的事业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