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明贤:戏台人生：名分杀人

　　少年时看周信芳亲演的麒派名剧《斩经堂》影片，觉得恐怖极了，不明白吴汉为什么非要杀老婆。此后甚至每闻那凄厉的高拨子唱腔就有栗栗之感。后来此剧禁演多年，也就渐渐淡忘。几年前偶见此剧作为流派代表剧目资料，出了盒带，如见故人，立即买了一盒。心想以现在年纪，足以禁受情节的刺激，超然地欣赏那曾经家喻户晓的麒派唱腔了。谁知听了一遍，不仅儿时恐怖重新唤起，甚至更加难以禁受，知道礼教杀人胜于斧铖，岂止是“不闻声”而已，简直可以让无辜者心甘情愿微笑受戳。

　　吴汉是王莽爱婿，镇守潼关。某日捉到了王莽的头号敌人刘秀，立了大功。正要上奏请赏，不料母亲出来干预，下了三条命令。一是立即放走刘秀；二是砍倒大旗，不做王莽的伪官。其原因，王莽正是他的杀父仇人。吴汉虽感意外，但事实很重大，是非很明白，立刻凛遵照办。吴母接着提出的第三项命令，却令吴汉如受雷殛了：她要儿子杀掉善良贤淑的媳妇王兰英。王兰英是王莽的女儿，吴母认为只有杀掉她才能让儿子死心踏地扶汉反莽。吴汉知道妻子毫无过错，遑论死罪。他难以从命，吴母就指责他头顶三条大罪——国仇不雪、父仇不报、不遵母命，“死有余辜”，硬逼着儿子提剑去了经堂。王兰英闻讯魂飞魄散，据理力争。她的答辩是义正词严的：她身居深宫，不问政治，“国仇家仇问我父，杀我怎说报君恩？！”虽是仇人之女，未犯七出之罪，何况“你我夫妻恩情深”。她恳求婆母饶她一死，情愿削发为尼，了此残生。但怎么说也无济于事，最后体恤丈夫违抗不了母命，自己违抗不了夫命，自刎而死。吴汉至此心灰意冷，提出一不扶莽二不扶汉，只求侍奉母亲天年。吴母不愿儿子“耽误国家大事”，干脆自己也自尽了事，“成全这个奴才了罢！”

　　吴汉的父亲，是为给刘家争正统而与王莽廷争才被杀的；他的妻子，又用了两条人命去逼迫儿子扶刘反莽。名分高于一切，泯灭了是非、善恶、功过、伦理乃至生命，此为一例。所以儒家首重“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名一正了，多么不公平、不合理、残酷惨烈、灭绝人性的事都可以冠冕堂皇地干了。

　　《儒林外史》写老秀才王玉辉鼓励女儿饿死殉夫，噩耗传来，做母亲的大哭不止，做父亲的仰天大笑曰：“死得好！死得好！”哭的是人性，笑的是礼教。旧时父母官断案，不论偷盗抢劫，奸情谋产，总少不得要调查调查，讯问讯问；惟独父母告子媳的“忤逆”罪，可以不究详情，但凭做父母的一席指控，便可当堂杖毙。因为名分摆在那儿，其他便可从略。所以有“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之说。父母如此尊贵，父母之上的君主就不言而喻了，所以“犯上”是万罪中的头一条大罪，诗文言词中有“大不敬”就要掉脑袋。反之，“以身替上”则必然是最大美德。杨大郎替宋王死、莫成替主子死都成为“留下那美名儿万古传扬”的英雄烈士，同是人命，名分不同则价值不同。

　　但更多的死是属于女人的，因为她们不仅与男人一起有君、父、主子在上，又多了两样自己独有的名分：丈夫和贞操，于是以身相殉的机会也就多了许多。《警世通言》里的蔡瑞虹，忍辱报仇，手刃杀夫仇人之后，仍得自刎而死。因为她失了身，而失了身是比丢了命更大的事，纵然是出于策略需要，也不准将功补过的。《红楼梦》里鸳鸯不从贾赦，而后碰死在贾母灵前，从抗主(贾赦)变成了殉主(贾母)，是深通礼教的选择。吴汉的妻子和母亲只是这支牺牲大军中的两名而已。这个至高至坚、铁塔一样的名分或礼教是哪儿来的呢？人订的。男人们订的。统治亿万蚁民的男人们订的。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订的。聂绀弩《蛇与塔》自序指出：“妇女到哪里，对妇女的压迫、虐待、轻视、玩亵便到了哪里。对妇女实施种种行为的，甚至是妇女自己。”巴金《激流三部曲》洋洋百万言，抨击的就是礼教二字，但进而揭示礼教不仅是对妇女的残害，而且是对未来的扼杀。说到底礼教是统治的需要。

　　钱锺书先生说得透彻：“人欲、私欲可以杀身杀人，统纪而阐之，以为‘天理’、‘公理’，准四海而垂百世，则可以杀天下之后世矣。”而且这种“理”经过千百年不遗余力的弘阐，进入蒙昧，驻于人心，使无数人带着微笑去为这种济“欲”之“理”而受死，比如吴汉的母亲。这种中国文化所独有的现象，足以惊心动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