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马克思书中唯一的中国人

　　开栏语：马克思《资本论》中，只提到过一位中国人；《资本论》在近百年的翻译和传播中，却有多位学者苦苦考证这唯一的中国人究竟是谁？他怎样走进万里之外的马克思的视野？有趣的是，其中多位学者又都与广州中山大学有着不解之缘……

巴拉第

德文版《资本论》

　　1　●万卯寅？王猛殷？王茂荫？

　　现行中译本《资本论》第1卷第3章谈“货币或商品流通”时，在注释[83]说：“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

　　这里的“王茂荫”，就是《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国人。但《资本论》早期的翻译过程中，“王茂荫”是屡经折腾，才被“验明正身”的。

　　《资本论》第1卷德文版于1867年问世。1930年，陈启修根据德文版并参照日文版翻译的《资本论》时，将原文“Wan-mao-in”译为“万卯寅”。陈启修对这个译名并无把握，所以在万卯寅名字之后再做了一条说明：我曾托友人到清史馆查此人的原名，现在还无结果，这里姑译为“万卯寅”，等将来查明时再改正罢。日译本译成“王猛殷”或“王孟尹”，那当然是因为日本人不知道中国人的罗马字拼音法的缘故，却也未免差得太远了。

　　这是已知最早的《资本论》中译本(上海昆仑书店出版)。在此之前，第一个提到《资本论》的中国人是蔡尔康(1899年)，第一个介绍《资本论》的是朱执信(1906年)，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片断的是费天觉(1920年)。

王茂荫像

1938年版中译本《资本论》影印本

　　2　●谁先发现户部右侍郎王茂荫？

　　1924年底，郭沫若从日本回国，曾立下翻译马克思《资本论》的宏愿。1928年，他通读日本高素之的日文版《资本论》时，没有发现“王茂荫”问题。1936年，他重读《资本论》，这回是陈启修的中译本。他敏锐地抓住了“王茂荫”问题并进行了考证，写出《<资本论>中的王茂荫》一文。

　　郭沫若在清代编年史书《东华续录》中发现了这样的记载：“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奏：钞法未善，酌拟章程四条。并以兵民怨恨，自请严议。得旨：王茂荫身任卿贰，顾专为商人指使，且有不便于国而利于商者，亦周虑而附于条规内，何漠不关心国事，至如此乎？并自请严议，以谢天下。”

　　与注释[83]比照，他断定“王茂荫”就是“Wan－mao－in”！

　　那么，郭沫若就是第一位考证出“王茂荫”就是“Wan－mao－in”的人？事实并非如此。

　　谭彼岸1952年发表的《资本论中的王茂荫问题》提到，侯外庐、王思华在1932年国际学社版中译本《资本论》就将“Wan－mao－in”译作了“王茂荫”，甚至“连王茂荫的出处，都由崔敬伯先生找了出来”。

　　侯外庐曾这样回忆：“我和王思华请教了研究财政史的崔敬伯先生，崔先生愿意和我一起查材料，最后才确定，马克思提到的Wan-Mao-in ，是名列《清史稿》列传的户部右侍郎王茂荫。王茂荫和Wan-Mao-in 音同，是否就能断定无误呢？我还是放心不下，直到买到一部《王侍郎奏议》，研究了王茂荫的经济主张，货币改革主张，这才断定Wan-Mao-in 即王茂荫无疑。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

　　谭彼岸看到郭沫若的文章时就有疑问。因为1936年7月日本的冈林辰男出版的德日对照本《资本论》里，“Wan－mao－in”已经译为“王茂荫”。

　　冈林辰男的译文出版早于郭发表的文章。于是，谭彼岸写了题为《王茂荫是郭先生揭发的吗？》的短文，寄给《光明》半月刊，编辑部将此文转寄在日本的郭沫若。

　　郭看了在文末写道：“这篇文章我拜读了，冈林辰男译的书尚未见，只是他的翻译顾问水上隆吉氏把那条来问过我，我替他略略解说过，如此而已。”这样，谭彼岸就弄明白了，冈林辰男译出的“王茂荫”，是郭沫若告诉他的。

　　3　●王茂荫如何走进马克思的视野？

　　郭沫若的《<资本论>中的王茂荫》发表后，引起学界广泛讨论，崔敬伯、侯外庐、王思华、张明仁、王璜、吴晗等都参加了讨论。那么，万里之外的马克思究竟是怎样知道这位中国人都未必知道的王茂荫呢？

　　谭彼岸大胆设想，小心求证，推断将王茂荫带出国门的可能是俄国驻北京布道团的巴拉第。

　　巴拉第于1839年参加俄国组织的第12届教会布道团，1840年到北京，留居北京十多年，期间正是王茂荫任户部右侍郎发行官票宝钞，再议钞法的时期。

　　巴拉第搜集清廷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然后交修士司祭叶夫拉姆皮译成俄文，编了一本《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以下简称“集刊”)，于1857年出版。1858年，德国人卡尔·阿伯尔博士和弗·阿·梅克伦堡又将《集刊》前三卷选译出版了德文版《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以下简称“著述”)。马克思应该就是根据该书了解到王茂荫及其货币观点的。

　　这个结论，已经离事实真相很近。

　　1989年，中山大学的历史学教授、长期研究早期中俄关系史的蔡鸿生，找到了俄文版《集刊》，并发表论文，使王茂荫如何进入马克思视野的这个历史问题，更为清晰：

　　马克思所根据的《著述》，并不是《集刊》全译本，而是选译本。叶夫拉姆皮在其编译的《关于钞法的会奏》中提到了王茂荫。该文发表于《集刊》第3辑。在德文版中则被编入第1卷去了。巴拉第只是编者而不是写作者。至此，“是谁将王茂荫介绍到西欧去”的问题，水落石出。

　　王茂荫(1798年-1865年)，安徽歙县人。道光进士，1853年擢升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他身居高位廉洁自守，是以敢言有卓见著称的名臣。他在财政和货币的思想主张，是比较超前的，因而引起博学的马克思的重视。不过，他虽然被咸丰下旨“严行申饬”，却并没受到“笞刑”，只是调离户部任兵部右侍郎，从此结束了为大清打理财政事务的生涯。

　　4　●原来许多都是中大人

　　有趣的是，苦苦找寻王茂荫的几个主要学者，都与中山大学有关。

　　陈启修，四川中江人。于1907年赴日留学。1926年4月任广东大学法学院院长，是广东大学改名中山大学筹委会特聘委员之一。

　　郭沫若，四川乐山人。于1914年赴日留学。1926年3月任广东大学文学院学长，是广东大学改名中山大学筹委会委员之一，且受筹委会之托，订定中山大学校歌。郭沫若与陈启修在中大期间发起成立四川革命同志会，并主编会刊《鹃血》。

　　谭彼岸，岭南大学(后并入中山大学)教授，在晚清白话文运动、孙中山家世以及资本论中的王茂荫问题等领域，都有重要的研究成果。

　　蔡鸿生，在陈启修翻译出版《资本论》时还没有出世；郭沫若倡议研究王茂荫、谭彼岸积极响应时，他还在孩提时代。但对前辈留下的学术问题，他“青出于蓝胜于蓝”，最终解开了历史之谜。

　　我曾想，陈启修、郭沫若、谭彼岸、蔡鸿生这些曾为王茂荫的历史问题绞尽脑汁的学者，如果聚首在今日中山大学，坐在康乐园如盖的榕树下，一边饮茶，一边切磋，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