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临危受命最高领导人 事后称是历史的误会(2)

　　六届三中全会后，李立三奉召去苏联学习。12月初，共产国际东方部召开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会，竟把错误加在了不在场的瞿秋白头上。共产国际负责人曼努伊斯基有针对性地说：“两面派是现在最大的仇敌。”他希望“立三同志要帮助揭破这个痛疮，揭破这种小团体的情形，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小团体状态”。

　　在这样的引导下，李立三说“我实际工作中的错误……是在秋白同志影响之下”，“秋白同志的确用了两面派的手段。他在三中全会上的行动，就可以表现出来。党的利益放在第二位，而私人小团体的利益放到了第一位。”

　　这一指责，正中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下怀。

　　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的米夫和瞿秋白早有过节。1928年6月，中共六大结束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当时，安徽籍学生王明诬陷中山大学部分同学结成了反革命组织“江浙同乡会”，瞿秋白派出邓中夏和余飞去中山大学调查，结果表明并非如此。但米夫坚持认为“江浙同乡会”是存在的，并在公开场合说瞿秋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心直口快的瞿秋白便向共产国际提出了撤销米夫的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建议。这个建议很快就被米夫知道了。

　　1928年秋，经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监察委员会和中共代表团组成的联合审查委员会共同审查，作出所谓“江浙同乡会”根本不存在的结论。可是，在米夫心里，这个梁子算是结下了。

　　1931年1月7日，米夫前往上海主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议集中批评的便是“立三路线”和瞿秋白的“调和路线”。

　　王明早通过不正常的途径，先于中共中央知道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他立即按照共产国际决议的口径，修改他的发言《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全文六章，其中第五、六两章将近3万字，几乎都是专门批判瞿秋白。文章说，“维它(瞿秋白的化名)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投降态度”， “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

　　此时，李立三身在莫斯科，只有瞿秋白在会上成为活靶子。根据米夫的授意，“最出色、最有才华”的王明被推至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瞿秋白则蒙冤受屈，被撤销政治局委员。他在《多余的话》中回忆：“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

瞿狱中为军医陈炎冰题词

　　只身赴苏区

　　被撤了职的瞿秋白在上海养病，严重的肺结核经常让他咳喘难平。其间，他从事文艺创作和翻译，正是在此时期与鲁迅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1933年底，临时中央派人找到瞿秋白，宣布要他去中央苏区的决定。对此瞿秋白并无异议，只要求能让杨之华一同前往。

　　但这个请求当即就被拒绝了，理由是杨之华的工作尚无人接替。

　　彭玲，一位在1928年结识瞿秋白夫妇的老革命此后向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回忆了与瞿秋白临行前的一次见面。彭玲问瞿秋白：“你的身体还需要调养，不可以不去吗？”而瞿秋白听了以后显得有点怅然，沉吟了片刻后回答说，去，早晚还是要去的，否则有人要说我怕死呢。

　　这句听起来有些悲凉的回答并非偶然。1933年9月22日，临时中央突然发布了“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继1931年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被开除出党中央之后，这是对瞿秋白的又一次打击。

　　“决定”中，指责瞿秋白在党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发表的若干文章，是“完全与中央的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相对抗……在客观上，他是整个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继而号召“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受此连累，杨之华也被暂停了党内职务。

　　据杨之华回忆说，上海中央分局专门开了小组会来批判瞿秋白。会上，瞿秋白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歪曲和污蔑进行了平静的申诉，但上海中央分局的负责人李竹声却对他蛮横地吼道：“像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此后不久，李竹声被敌人俘虏，没用多长时间就叛变了，这是后话。

　　瞿秋白被安排只身前往中央苏区，鲁迅颇不以为然，他在瞿秋白辞行当晚对杨之华说：“像秋白这样的身体，去苏区是不适宜的，应该去苏联才对。”

　　据杨之华的回忆，临别前夜，她在睡梦中不断醒过来，看见瞿秋白绕着自己的床踱来踱去，或者坐在椅子上沉思抽烟——

　　他一夜没有休息，但精神还很好。我们谈着当前的工作，也谈着离别以后的工作……他突然握住我的手说：“之华，我们活要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你还记得广东某某同志夫妇一同上刑场的照片吗？”我紧紧地拥抱着他说：“真到那一天也是幸福的！”

　　当晚，在一起工作的革命同志各出1元钱，叫了个菊花锅，吃了顿丰盛的晚餐。夜里11时，瞿秋白离开了寓所，路灯下白雪纷飞，他的身影逐渐消失在黑黢黢的大街尽头。那一天，是1934年1月7日。

　　其时，从上海到中共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已经由过去的三条，剩下仅有的一条——从上海坐船到香港，再乘船到汕头，改乘火车到潮安，再改乘秘密交通站的小船到大浦、多宝坑，然后再步行经过永定铁坑、桃坑、下金、中金、古木督、严坑、丰稔、庄太拔、茶地、白沙、旧县、南阳、涂坊、元亨、和田、长汀、古城到瑞金。这条交通线下设上百个小站点，之间相隔二三十里，一般设在地下党员或可靠的群众家里。

　　1月15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红都瑞金举行。这是上海临时中央局与苏区中央局合并后的第一次全会。18日会议结束，新的中央政治局由12人组成，博古任总书记，瞿秋白则被无声无息地排除在外。

　　而在1月下旬，杨之华收到了瞿秋白到苏区境内后托人捎来的一张小条子：

　　我将到我们的老家，很快会看见亲兄弟，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堂！快来！

　　苏区新天地

　　1934年2月5日，瞿秋白到达瑞金。

　　曾与李伯钊、刘月华被共同誉为苏区“三大赤色红星之一”的石联星，记下了1934年2月，在红都瑞金看到的一幕：

　　忽然门口出现一位身材高高的，戴副深边眼镜的同志，他身着合身的灰色中式棉袄，面容清癯，风度潇洒而安详，约三十余岁。刹时间，整个屋子沸腾起来了，大家激动地呼唤着：“秋白……秋白……”还有人用俄语叫他的名字。大家把他包围起来了，与他拥抱握手，握手拥抱，问这问那，不少同志用俄语与他交谈。我来到中央苏区一年半，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相会的场面。当时我也跟着激动，不知是谁在我耳边低声地说：“他，就是瞿秋白同志。”

　　到达瑞金的三天前，瞿秋白被任命为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委员。甫一抵达，便即上任。这是自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时隔三年多，瞿秋白再次得到了党组织分配的工作。

　　当时，正是敌人封锁最严重的时候，苏区生活也最困难。据徐特立回忆，当时粮食按人分配，食盐每人每日只有一钱。而有一天，徐特立发现节损委员会贴出公告，批评教育部“有关同志”节省过火，不爱惜身体。

　　截至1934年秋主力红军开始长征，瞿秋白在苏区工作了大半年的时间，但在浩如烟海的关于中央苏区的研究文献和回忆录中，与瞿秋白相关的内容却很少。

　　杨之华经过大量调查综合得来的回忆录说，从1934年2月到4月，教育人民委员部在瞿秋白主持下，共制订教育法规24个。可惜的是，今天仅遗存下来一册用毛边纸油印的《苏维埃教育法规》，是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师范和社会教育在内的苏区教育法规大全。

　　当时担任人民教育副委员和苏维埃大学副校长的徐特立回忆说，瞿秋白到苏区后，从制订教育方针到编写教材，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苏大住校直接负责者是我，但他关于政治教育每一课程，每一次学习的讨论的题目都加以原则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