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新西兰文学：由眷恋本土到走向全球化

　　关注本国主题，采用地方语言，面向本国“小传统”和地方色彩，一直是原殖民地国家文学的主流和正宗。20世纪30年代，在新西兰，以弗兰克·萨 吉森为代表的新一代青年作家登上文坛，有意识地摆脱、扬弃英国文学的样板，竖起了民族文学的大旗。他们立足本土，弘扬地方文化，塑造本地人物，分析探讨新 西兰人面临的真实问题，将观察视角、关注重心和思考基点转移到了本土。

　　否定“面色苍白的青年”

　　民族文化的倡导者，往往也是旧秩序的反叛者。以社会批判为基调的现实主义文学随着经济大萧条的到来成为主导。作家的视野从体面社会转移到了劳苦 大众，从鲜亮光彩转向社会生活中令人不安的角落。于是，城市贫民区、不得志的小人物、各类丑恶非正义的现象成为主要表现对象。民族文学的书写对象和读者主 要是本地人，因此摆脱正统英语，采纳民众方言，也成为新西兰文学的鲜明特征之一。民众语言不再是表现“地方色彩”的装饰，而成为文学表达的媒介，民族文学 渐成气势磅礴的文学大潮。

　　初期新西兰民族文学的两位代表人物A.R.D。费尔伯恩和弗兰克·萨吉森，最典型地代表了殖民地文学向后殖民文学的转向。诗人费尔伯恩的早期作 品沿袭英诗传统，1930年去英国“寻根”，进行文化“朝圣”，却发现自己根本不是英国人，从而意识到自己是新民族的一员，毫不客气地否定了过去的自我。 他在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代表诗集《他不再醒来》最后一首诗的结尾两行这样告白于天下：今晚我收拾起过去的一切/ 掐死了那个面色苍白的青年。

　　那位“面色苍白的青年”代表了费尔伯恩以流放的英国人自居的前半生，也代表了他那些苍白无力的模仿作。他把“过去的一切”“收拾”起来后，对先 前的自我进行了彻底否定，让“他不再醒来”。诗人同时宣布，一个具有新文化身份的诗人诞生了。这种民族意识同样表现在萨吉森的小说中。他于1927年离开 新西兰去英国“寻根”，发现自己与英国社会格格不入，终于明白自己应该面对新西兰的生活，别无抉择：“我毕竟是个新西兰人，应该在自己的国家立足生存，因 为无论是好是歹，我命定属于这块土地。”这一认识使他坚定了走文学道路的信心。萨吉森通过小说人物讨论民族归属和认同的问题，参与民族身份的建构。让更多 的同胞面对现实生活，认识他们是谁，以及他们所处的境遇。文史学家布鲁斯·金指出：“萨吉森走过了很多英联邦国家的作家都走过的路：反叛墨守成规的中产阶 级家庭，流亡欧洲，发现自己的真正归属，然后带着新意识返回故里，成为殖民地社会的批判者。”

　　由眷恋本土到走向全球化

　　新西兰是个历史独特、地处边缘、人口不多、文学史短暂的岛国。在后殖民时期的民族文学中，作家和诗人们通过想象，生动地记录了本民族的社会变 迁、发展历史和生活细节，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和与众不同的情感体验再现于笔下：岛国被发现、生存在该岛上的毛利人和毛利文化、大移民和殖民历史、新民族 的生成演化以及当地人民的喜怒哀乐等。他们的作品是反映新西兰国家和历史的镜子，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

　　当代成功的新西兰作家都是立足本土的。二战后较有影响的珍妮特·弗雷姆的《猫头鹰》三部曲讲述新西兰乡村小镇三代人的故事，努力再现小地方主义 和僵死的文化道德观导致的心灵创伤，以乔伊斯式的手法烘托卡夫卡式的主题，展现了一部撼动人心的生活悲剧；莫里斯·吉的《普伦姆》三部曲也追踪了一家几代 人的故事，细腻地刻画了新西兰的生活面貌，反映主人公在认识上由无知走向成熟的历程；莫里斯·谢德博特反映毛利战争的三部曲从社会、历史、个人三个角度立 体地反映当地题材，让本土历史和当代生活遥相呼应。他们的作品都努力凸显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当地人的生活；其主题甚至创作手法都受到欧美文学的深刻影响，多 表现现代人的异化和孤独等。新西兰的文化具有双重性，一方面重复本土文化的起源，另一方面又在文化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不断创造新的形式和实践，虽然民族文化 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它是向心的，聚焦于本土，崇尚民族文化和乡土特色。

　　近20年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新西兰文学出现值得关注的明显变化或曰转向。文学不再眷恋“本土”，而大步走向世界，拥抱全球化。

　　作家兼文学研究学者帕特里克·埃文斯大胆提出：新西兰文学正在跨过后殖民时期而进入一个新时期——全球化时期。他指出：“最近十余年新西兰文学 在认识和创作方面出现的重大变化说明，这个时代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可以这么说，我们的文化跨越了后殖民时期，而进入了全球化时期。”埃文斯所言指向了以新 西兰文学为代表的原殖民地文学的一个动向：几十年的后殖民书写所建构的民族文学，似乎出现了拐点。新西兰小说卷入一个更大的全球化的历史文化潮流之中。这 种动向是离心的，对向心的民族文学形成了反拨。

　　民族的还是世界的

　　许多新西兰作家不再把自己限制在后殖民概念中“划定”的创作领域内，书写的事件可以发生在本国，也可以发生在他国；主人公可以是新西兰人，也可 以是任何国家的人；故事的时间跨越当今和远古；内容或是可信的现实，或来自梦幻和狂想。当代新西兰作家们把自己从特定历史、地域和社会环境中解放出来，更 多地写“人”的故事而不是“某时段中某国人”的故事。风格上，很多作家偏好非现实或超现实的手法，采用后现代主义的拼贴、互文性和魔幻现实主义等手法。后 殖民文学开始逐渐成为“过去时”，当代新西兰文学在更高起点上以包容、杂糅、多元、开放的态势，积极融入全球化文化语境中。

　　近来声名大噪的女作家伊丽莎白·诺克斯在世纪之交出版了代表作《酒商的运气》。小说背景设在19世纪的法国，叙述从19世纪初开始，延续55 年，讲述一个普通酿酒人由于天使的到来致使生活彻底改变的故事。故事产生于作家患肺炎时脑中出现的狂想，但出版后获得了批评界的高度赞扬，并获得多个大 奖，使作家蜚声海外，但也引出不小争议。诺克斯的另一部长篇小说《黑牛》(2001)也引发批评之声，主要因为作品中“民族性”的缺失。作品抹除了地域和 文化特征，对传统的“新西兰文学”定义提出了挑战。诺克斯的其他长篇小说作品也不太顾及“民族性”：《比利的吻》讲述发生在苏格兰的故事；《白昼》把读者 带到地中海；《酒商的运气》的续集《天使之伤》将背景设在20世纪30年代的好莱坞。这些小说的内容基本或完全与新西兰无关，这种“去新西兰化”或“去民 族化”的意愿，也表现在其他作家身上。

　　“19世纪的新西兰作家写的是欧洲文学，20世纪的新西兰作家写的是新西兰文学，21世纪的新西兰作家尝试写全球文学”——这样的概括无疑简单 化，但还是比较扼要地说明了一些问题。早期移民到了南太平洋岛国，精神、文化和情感的归属在欧洲，文学传统、作家的立足点和读者基本是欧洲的。到了20世 纪，文化民族主义要求作家们关注和反映当地的具体现实，聚焦于民族和地区特征，在文化上反映和建构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新西兰。而全球化语境中，作家们越来越 希望突破民族身份和地方文化的捆束，面对国际读者。曾经作为文学之本的民族性、地域性、真实性遭到无视，传统新西兰作家的身份和文学定义受到挑战。伊丽莎 白·诺克斯写任何国家任何人的故事，有意识地做出改变，使作品面对世界的读者。她代表了一种突破新西兰语境、投入“文学全球化”潮流的新趋向。

　　那么，称诺克斯为“新西兰作家”还有意义吗？作家的身份应该如何定义？作家K.C。斯特德就对作家的“身份”提出过许多疑问：以《骨头人》获得 布克奖的克里·休姆凭什么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毛利作家”——她只有1/8毛利血统，说英语，接受的是正统的欧式教育。以毛利作家自居，只不过是她个人的选 择或曰策略，如她所言——“感觉自己是个毛利人”。以长篇小说《地球变为银色时》获得了新西兰邮政图书奖的华裔女作家艾莉森·王，出版《查伊的大亨》的印 度裔作家雅克布·拉加恩，从津巴布韦移民到新西兰、以《死者还会再生》获得高度评价的斯坦利·马库维，在英国出版小说后又到美国定居的艾米丽·帕金斯等， 他们的身份都是新西兰作家吗？他们的作品是新西兰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吗？斯特德的质疑揭示了作家民族身份定位方面的困境。新西兰本身的国际化，大量新西兰人 的“跨界”和新移民的输入，使得多元文化逐渐取代了“欧洲-毛利”二元文化。

　　全球化和文化多元淡化了年轻一代的民族归属感，民族身份和文化归属已不再是文学的决定性因素。他们更多关注国际文学市场的风向，或努力寻找新西 兰与国际文学市场的连接点，或干脆一头扎入国际文化市场。较有影响的作品中，史蒂文·埃尔德雷德-格里格的长篇小说《完蛋！》写的是二战中柏林的一个劳动 妇女；凯瑟琳·切杰的长篇小说《转变》讲19世纪90年代逃亡在美国佛罗里达的一个巴黎假发制造商的故事；达米安·威尔金斯的长篇小说《小主人》的主要背 景是英国伦敦，次要背景为新西兰和美国，人物中有波兰人、丹麦人、澳大利亚人、智利人、美国人、德国人和爱尔兰人，故事中的“小主人们”在世界不同地域和 文化中穿行，民族、地理和文化疆界并无太大的意义；托阿·弗雷泽也从写新西兰小说渐渐转向写“国际小说”。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新西兰文学”的定义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对民族文化的坚守和扬弃，牵涉到文学发展和定义的许多重大方面。本质主义的认识 近年来在新西兰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民族性、地域性是否就是后殖民文学之本？在一个全球化和文化多元的时代，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成了“文化混血儿”。有的作家 提出走出本质主义，走向文化杂糅；有的认为地域感和文化环境的具体性，使得想象文学获得代表性和感召力，因此只有民族的才能超越边界，通达普遍性，体现恒 久价值，因为历史、地域和文化是作家无法分割的情感根基。但是代表“全球化”趋势的作家伊丽莎白·诺克斯和波拉·莫里斯等，在国际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这种 成功是具有诱惑力的。